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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謠言:漢武帝從未改變治國路線 至死也無半點愛民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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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麼看漢武帝其人?

在古代的暴君群體中,漢武帝的個人形象最為高大。

兩漢遺存的文獻匱乏,成功助其擺脫了被挖出海量黑記錄的厄運。幾場軍事冒險的成功,又把他的窮兵黷武,直接洗白成為雄才大略。至於劉徹晚年的幡然悔悟、變更國策與民休息傳說,更成了展現一代雄主政治胸襟、偉大人格與愛民之心的集中體現。

很多人為此感動到五體投地,卻不曾想到這一流傳甚廣的神話,實際與史實相差萬里之遠。

以暴治民的皇室

劉邦自己就在暴虐方面勝過項羽

在探究漢武帝的政治心態前,不妨先看看漢初帝王是如何對待臣民的。

若那些號稱清靜無為的賢君,都以百姓為芻狗。那麼折騰畢生的劉徹會對勞苦大眾心存多少悲憫?有點腦子的人都可想而知。

出身匹夫的劉邦,理應最知道體恤民間疾苦的西漢帝王。

在秦末的各路義軍陣營中,沛公就素有寬厚長者的美名。等到直接消滅項羽,諸侯王們紛紛勸進,也反覆強調劉邦的德澤惠及四海。哪怕到了1000多年後的清朝,食不厭精的大才子袁枚,更是冒著因言獲罪的風險聲稱:夏商周三代以降,只有弔民伐罪的漢高祖配得上正統!

在百姓看來 劉邦其實更加可怕

但號稱長者的漢高祖,也只是對統治集團內的自己人夠意思。

僅在屠殺百姓方面,其表現就遠比項羽暴虐。

《史記》所錄的項羽屠城暴行僅有3例,而關於劉邦屠城的記載卻不勝列舉。西漢皇朝的開國元勳們,在溜鬚拍馬自吹自擂之餘,也對本班人馬的斑斑劣跡心知肚明。當劉邦考慮定都洛陽時,婁敬直言:天下蒼生已被陛下折磨得死去活來,人心不穩之際,還是定都易守難攻的關中為好。

繼劉邦執政的呂后,對劉氏宗親尚且頻下狠手,對待臣民自然不會心慈手軟。

從張家山漢簡的《二年律令》與《奏讞書》來看,該時期的漢帝國司法體系全面承襲秦制,且在判案時存有明顯的疑罪從重傾向。普羅大眾根本無望獲得法律正義,仍要戰戰兢兢地躲避大量制度陷阱。

劉邦的寬容 主要是針對統治階層內部

最有美名的文景二帝,無疑比前任和後繼者都更體恤大眾,但這種憐憫也是有限度的。

如兩任皇帝雖將土地稅率減至1/30,但漢代人民最沉重的經濟負擔根本不是田租,而是人頭稅性質的“算賦”。生活在西漢晚期的賈捐之聲稱,漢文帝曾將算賦從每人120錢減至40錢。可這一足夠徹底影響財政收支的德政,在《史記》與《漢書-文帝紀》中都毫無蹤影,根本就是出自臆想。

1972年,考古工作者在漢景帝陽陵附近,發現了佔地面積達8萬平米的刑徒墓地。經過測算,裡面大概歪七扭八地埋葬著上萬具屍體!許多墓主遭腰斬或肢體分離,也有至死都戴著重達數斤的刑具。

作為漢景帝營建陵墓地宮的犧牲品,他們的悲慘遭遇,正是給統治者愛民之心的響亮耳光。

文景之治的成果也被後人大大誇張

最後,就連作為漢初最高意識形態的黃老思想,其真實內涵也和愛民如子、慎用民力等後世印象不同。

貌似和善的黃老之學,與張牙舞爪的法家理論實有相通之處。作為法家集大成者的韓非,不僅在《解老》、《喻老》兩篇中大談道家之術,還在《大體》篇中勾勒了自己心中的理想國。其特點竟是黃老色彩的“因道全法”、“澹然閒靜”!

故司馬遷欽點韓非“歸本於黃老”。

理解黃老的本質也就不難明白,漢初統治者的愛民之心,不過是個聊勝於無的精神安慰。

漢景帝陽陵附近的刑徒亂葬坑

迷霧重重的憑證

漢武帝的悔改證據 基本來自漢書裡的隻言片語

既然漢初諸帝的愛民表現不過爾爾,那麼關於殘暴的漢武帝的悔改傳說,又是從何而來?其實,這則神話最原始憑證,源自《漢書-西域傳》中的輪臺詔。

根據班固記載,

桑弘羊等人在公元前89年上奏朝廷,建議在位於西域腹地的輪臺進行屯田。但劉徹已經“既悔遠征伐”,便“深陳既往之悔”。於是下詔書否決提議,並在文末結尾宣佈,當務之急是“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和毋乏武備而已”。隨後封丞相車千秋為富民侯,昭示自己與民休息的決心。

今日的西域輪臺風景

這段文字本身存在有諸多疑點。

首先,班固對詔書正文的鋪墊文字是劉徹“既悔遠征伐”與“深陳既往之悔”,讓人感覺他要對自己數十年的統治做一個全方位檢討。可在詔書正文裡,劉徹反思的只是1年前的漢軍三路出擊。其中,李廣利與開陵侯的兩路人馬錶現不佳,但絕不能和自己的畢生執著劃等號。

更何況,劉徹曾對國家政務作過多次技術性調整,卻從未改變自己開邊的初衷。

如在公元前128年,主父偃建議皇帝以暴秦為戒停止用兵。劉徹聞言大喜,可次年他便派衛青進攻河套。兩年後,漢武帝曾拍板暫停向西南夷擴張。但數年後又以霍去病出徵河西為標誌,又掀起了新的戰爭狂潮。到公元前120年,劉徹將上郡、北地、隴西三地的戍卒減少一半,以便做到節省民力。結果在次年就令72萬內地居民背井離鄉、遷居邊郡。凡此種種表現,不能不讓人懷疑,輪臺詔究竟是劉徹悔改的自白,還是新一輪階段性調整的開始?

漢武帝始終在向邊境大量派遣人力

其次,以類似筆法闡述漢武帝心生悔意、決心禁止苛暴與民休息的文字,在西漢晚期劉向所著的《新序》中便已出現。

該書有諸多史實錯誤,可信度堪憂,遭到唐朝著名史家劉知幾的大加批判。但考慮到班固在撰寫《漢書-藝文志》時,尚且大段參考了劉向、劉歆父子所作的《七略》,則《新序》中的可疑文字,極可能又成為班固的借鑑模板。

當然,作為《漢書》的最重要作者,班固自己都對漢武帝的晚年幡然悔悟是將信將疑。

他雖在《西域傳》裡借輪臺詔一事,委婉聲稱劉徹有悔改之心。但《西域傳》顧名思義,只涉及和西域地方相關的事宜,且在體例完備、篇幅達100卷的《漢書》中位居倒數。這一事關朝廷全域性方針的大新聞,也在《漢書-武帝紀》裡竟隻字全無。當班固效法司馬遷的“太史公曰”給劉徹寫評語時,對他知錯能改、壯士斷腕的高尚品德都不著一字!但上述文字方面的疑點,並不足以得出確鑿結論。要判斷劉徹是否有所醒悟,還需對其治國路線做一番細緻考察。

漢武帝始終不改自己的窮兵黷武之心

死不悔改的獨夫

漢武帝從未想過做根本性的政策調整

在漫長的統治期內,劉徹雖實施過紛繁複雜的為政舉措,但治國理民的總體路線卻是清晰可辨的。該路線最重要的基點,便是對外用兵。

平心而論,武帝朝的軍事行動,本具有抗擊匈奴欺侮、保衛邊疆安全的正義屬性。

然而在公元前119年後,當匈奴因不堪漢軍一再掃蕩而遠遁大漠,已出現漠南無王廷的局面。也就是說,匈奴集團對中原帝國的邊患便已基本解除。但慾壑難填的劉徹,硬是讓戰火又燒了數十年。

漢武帝中後期的軍事行動 已屬於貪兵戀戰

為支撐變味的黷武行徑,劉徹重用聚斂之臣,對不堪重負的百姓頻下狠手。由此引出他治國路線的另一基本點——搜刮斂財。

其結果便是國內中產階層在算緡和告緡之法打擊下破產,普通農民則因鹽鐵官營的弊政,而用不上好農具、吃不起高價鹽。有的無辜慘死,餘下的大量被迫逃亡,最終使得漢朝治下的戶口減半。部分人被迫鋌而走險,紛紛揭竿而起以求活路。對此,劉徹又大量任用酷吏、頒佈苛法和厲行鎮壓。也由於其治國道路徹底成型,給統治集團帶來了難以擺脫的路徑依賴。

若漢武帝在晚年真的幡然醒悟,便應以實際行動革除對外用兵、斂財搜刮和酷吏虐民這三大民生負擔。然而,在頒佈輪臺詔後,劉徹只是停止了用兵,從未廢黜鹽鐵官營、酒類專賣等弊政。至於其所標榜的養民富民更是一紙笑談。

他確實透過命趙過推廣“代田法”提高了糧食畝產,但農民要交的皇糧也隨之水漲船高。

由此可見,所謂“力本農”的目的,僅是搜刮更多民脂民膏而已。

後世出土的各類漢朝官營鐵器

當“富民侯”車千秋聯合朝中政要,建議皇帝調整司法政策、不再濫殺無辜時。

劉徹竟一口回絕,並告誡他們不要再提此事。

哪怕死到臨頭,漢武帝還因身邊人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而派遣專員將下獄之人不論罪過輕重一律殺頭。兩大弊政皆紋絲不動地繼續執行,這又反過來說明,停止軍事行動只是權宜之計而已。但死神早已看夠了漢朝百姓屍橫遍野的慘狀,遂徹底終結了劉徹的野心與性命。

當然,改弦更張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事情。

在輪臺詔頒佈以後,漢武帝畢竟只又活了2年左右。若上天多給他些時光,歷史是否會大變樣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原因非常簡單,漢武帝並非政治白痴,在預感時日無多之際,他便選定好左右心腹去輔弼幼子。託孤重臣之一,便是推行聚斂弊政的代表人物桑弘羊!

漢武帝制定的政策 讓接班人也必然路徑依賴

桑弘羊雖在日後的政治鬥爭中倒了臺,

但在權力遊戲中獲勝的霍光,卻是被劉徹賜予周公輔成王之圖的另一心腹。作為名不正言不順的皇權代理人,霍光不敢如舊主般作威作福,在役使百姓時也有所收斂。

但三大弊政就總體而言,仍延續了下來。

如在公元前72年,他興師16萬,兵分5路大舉進攻匈奴。但戰績卻讓人瞠目結舌,五路人馬皆表現一般,其中一路只斬獲了19個首級。霍光死後,親政的漢宣帝才開始改革司法系統、清理冤獄。而罷免鹽鐵官、恢復和親政策,已是漢宣帝之子漢元帝繼位後的事了。此時距劉徹死亡,已過去了近40年!

漢武帝之後 政策依然被延續了很長時間

由上可見,漢武帝終其一生都未表現出幾分愛民之心。絕對的權力令其自我膨脹,以至於死到臨頭也未對自己的暴政有所反省。不過,以“發如韭,剪復生,頭如雞,割復鳴”等諺語自詡的兩漢百姓,本不會對官府抱有多大希望。頂多會在九泉之下,為不少後世子孫被暴君感動得一塌糊塗而感到心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