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時期，政府為更好救助流民形成一套細緻、嚴密的官員獎懲制度，為流民救助工作的高效開展，提供了豐富而系統的法律保障。

官員在處理流民問題上，能否盡職盡責是解決流民的關鍵，相對於中央政府，地方官往往是災害發生時流民救助的第一根救命稻草，宋人也曾說：“夫為國在養民，養民在擇吏，吏循則民安，氣和而災息。”北宋流民沒有轉變為大規模的農民起義，這與一大批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勤勉官員是密不可分的。

明道二年，范仲淹將江淮、京東流民的受災情況上報朝廷，但朝廷卻遲遲未給予答覆，范仲淹不畏觸犯龍顏質問仁宗：如果宮廷中半天不供應食物該怎麼辦？現在受災流民舉步維艱，怎麼能有不撫卹的道理。當朝廷安撫流民後，范仲淹又將百姓所食的路邊草，拿給六宮及皇親國戚看，希望他們能戒奢以儉。

熙寧初年，河北路水災、地震不斷，大批流民南下，比肩接踵，當時竇卞鎮守深州，竇卞下令用常平倉之米賑濟流民。但是，動用常平倉米需要上報朝廷，得到許可方可使用，而這時等待賑濟的饑民又迫在眉睫，延誤每一分鐘都有可能使更多的人喪命，卞曰：“俟請而得報，民死矣。吾寧以一身活數萬人”。

這些官員的正義行為得到後人的讚頌。北宋政府為鼓勵官員能更多地招撫流亡，實行一系列獎勵機制，其中包括考課制度。北宋政府將招撫流移作為官員考課的一項指標，並嚴格限定等級，這就激勵了官員能更好的完成救助流民的任務。

文彥博上言：“臣切見利州路提點刑獄司楊文舉廉勤幹敏，前年利州路大飢，臣累牒本官體量救濟，備見用心集事，以致流民不致重困，伏乞朝廷將賜旌獎，陞陟任使，如經擢用後犯正，入己髒，臣甘同罪取進止。”這就是因救濟流民有功而受到獎賞的例子。北宋還將富弼救流民全活五十萬的例子，作為榜樣來激勵百官。

北宋政府這種激勵政策，也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因為把撫卹流移作為考課官員任職優劣與否的標準，致使一些官員為避免被評為劣等，而出現瞞報、虛報現象。

但實際上招募流民不滿百人，所報之數卻虛增十倍，後被張拭揭發定罪。這種例子同樣不少，但決不是主流，這種獎勵機制所帶來的效果，總體上還是利大於弊，一方面使流民問題得到更加廣泛的關注，另一方面也激勵百官更多的關心民生疾苦，特別是在解決流民問題的過程中湧現出一大批循吏，他們積極貢獻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可以說，因為他們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才使無數流民得到妥善安置，穩定了民心，使北宋政權更加鞏固。北宋政府制定激勵政策，鼓勵了官員更加恪盡職守的解決流民問題，但仍不枉有一些人翫忽職守，徇私舞弊，置百姓於水火之中。

百姓不勝其苦，妻離子散，散落四方。為減少這種現象的發生，北宋政府必須嚴格對官吏的管理，因而又制定了相應的懲罰機制。政府對救助流民官員，進行懲罰的原因主要有兩種：一是在救濟過程中不能盡職盡責，不能較好的完成安置流民的任務。

例如延報災情、流民安置不妥當、造成重大傷亡等，如大中祥符五年淮南大旱，州縣不能存恤致民流亡者罪之，宋代黜降官員的級別名目繁多，除死刑外，還有刺配、除名勒停、編管羈管、責授散官安置或責令居住於某處、責授監當、提舉宮觀岳廟或分司居住，降級使用，以及特勒停、衝替、差替、直替、放罷、迫降官資、落職等等，輕者罰銅而已。

當然，處罰不是最終目的，北宋政府希望透過處罰不稱職官員，達到撫卹百姓的效果。二是在救濟時出現貪汙腐化的現象。

官員貪汙由來已久，宋代相對於其他朝代來講，貪汙問題雖不是最嚴重的，但仍多見於史籍記載，究其原因，主要是太祖建宋之初，就立下不殺文臣的誓言，其本意是想拉攏人心，穩定政局，但這一祖宗之法卻被繼承下來，上行下效，成為終宋一朝不變的約定。

這樣一方面使文臣的地位得到提高，但同時讓很多官員更加放縱，為獲取更多的利益，鑽制度、詔令的空子，法律限制作用流於形式，除大逆謀反之罪外，其他也只是貶職或降級到它處，俸祿還是照發，這樣，處罰過輕致使很多官員鋌而走險，巧取豪奪，吞噬賑災物資。

另外，北宋的俸祿制度，不健全也是造成貪汙的又一大原因，北宋官員的俸祿相對於其他朝代是較高的，但是在物價猛增、見官迭出的情況，仍然不能滿足官員的貪慾，貪汙受賄被當作理所當然。

最後，國家的監督機制也不夠完善，官僚之間結黨營私，置法令於不顧，賄賂公行。由於官員不以天下為己任的作風，及貪汙行賄給國家和百姓帶來巨大損失，加強懲罰力度，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規，可以有效的增加救濟的行政效率。無論是獎勵還是懲罰，其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踐行以民為天的宗旨，這也體現了北宋政府德政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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