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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入關已10年,為何還被打得如此之慘?差點要割7省向南明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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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軍入關以來,抗清復明運動已兩起兩落。

1、清朝的兩次危局

第一個抗清高潮始於順治二年(1645)。

弘光政權覆滅後,隨著南明魯監國和隆武政權的先後建立,清軍戰線的推進,全國各地普遍出現了以反剃髮鬥爭為標誌的抗清鬥爭,東南各地如江陰、嘉定、徽州、浙東、八閩等地反剃髮鬥爭如火如荼,在湖廣,原明總督何騰蛟、巡撫堵胤錫等與李自成餘部李過、高一功、郝搖旗等部聯合,編營十三鎮抗擊清軍,以順治二年底進攻荊州達到頂點,三年二月荊州之戰失利後,抗清高潮消退。

第二個抗清高潮始於順治五年。

清江西提督金聲桓、廣東提督李成棟及山西大同總兵姜瓖等先後反正投明,改變了明清雙方戰場上的力量對比,永曆政權遽得勁助,南明軍隊先後控制兩廣、貴州及四川、湖南、江西的大部,山東榆園軍的活動也達到最大規模,形成第二個全國性的抗清高潮。

清軍幾乎傾巢而出,各個擊破,終以金、李、姜等人戰死、永曆政權走上瑣尾流離道路而告結束。

清軍戰線逐漸推進到西南地區。順治八年正月,清定南王孔有德進駐桂林,以總兵馬蛟鱗克柳州,線國安、全節、馬雄等分守南寧、慶遠、梧州,進逼貴州;八月,清平西王吳三桂、都統李國翰奉命徵四川,九年分兵攻取成、嘉定、敘州、重慶等川北、川南地區,駐師綿州,兵鋒直指南明永曆政權。

面對清軍的箝形攻勢,南明方面“可望承製命定國、文秀經略楚蜀”。

五月,李定國與馮雙禮率步騎8萬,出師東征,從貴州鎮遠出發,下偏橋,攻湖南沅州、靖州,破武岡、寶慶,直逼廣西桂林,七月四日攻破桂林,清“漢三王”之一定南王孔有德不敵自焚。八月,李定國北上湖南永州、衡州,分兵經略江西吉安等地。九月,孫可望自將“駕前軍”會同白文選等,號稱十萬,出兵沅、靖,十一月攻入辰州,斬殺清辰常總兵徐勇,從根本上扭轉了自順治六年以來南明在軍事上的被動局面。

2、清廷的危亡時刻

清廷未料到南明能組織如此強勁的反擊,急忙調整戰略部署,命定遠大將軍敬謹親王尼堪“止往貴州,取湖南寶慶後入廣西剿賊”。

尼堪為努爾哈赤長子褚英三子,十一月率八旗勁旅直撲湖廣,抵達湘潭。李定國避其兵鋒,退出衡州,於城外設伏擊斃尼堪,“餘軍輿尸歸,上下憂慮,不遑他事”。

清軍在湖南遇到前所未有的挫敗,短短几個月,連喪兩王,損失慘重,軍心嚴重渙散。

第三個抗清高潮就此出現。湖南以外地區,南明與清朝在軍事上進入相持階段。

在四川,與李定國東征同時,劉文秀率軍6萬北伐,“蜀人聞其至,所在響應。諸郡邑為吳三桂所克者次第失陷,戰於敘州,被圍數重,三桂走綿州”。

清平西王吳三桂自血戰入關後,惟在四川遇此勁敵敗北,劉文秀軍在川南所向披靡,八月收復敘州、重慶、嘉定、成都等地,包圍川北的保寧,三桂斂軍退守,後以文秀輕敵,三桂險勝,但十二月孫可望部將李化入成都,“成都州縣復設官”,川南、川西和夔東仍為南明所守,“大清與可望照舊地方據守”。

在湖北,第二次抗清高潮後,李自成部將塔天寶、黨守素、李來亨、袁宗弟等退走西山,與從川東南進入鄖陽的原四川農民軍首領姚天動、黃龍為首的“姚黃”合作,形成夔東十三家,尤其是原即陽總兵王光恩之弟王光泰、王昌兄弟的武裝,頻頻在鄖、襄、荊州一帶騷擾清軍,“聲氣相通”,“不時出沒”;湖廣的局面,“上窘於天,下迫於逆寇,賦稅無徵,制兵單薄…封疆危急實有萬分”。

在廣西,與孫可望素有矛盾的李定國,開闢另一個戰場,欲聯合鄭成功海上武裝共圖兩廣,“大清兩王以定國在廣,疲於奔命”。

清朝在軍事上面臨東西兩線同時作戰的危險。後方也未完全鞏固,經濟凋敝,財政困難。清廷內部甚至出現棄楚、粵、桂、贛、川、滇、黔七省而與南明媾和的主張,這實際上就是一種政治危機。

形勢的變化甚至在國外也引起反響:朝鮮廷臣認為清朝“危亡之兆已見”,日本原來對南明乞兵抱冷淡態度,“近來其議稍變,或有欲救之議”。

3、清廷的戰略收縮

面對岌岌可危的局勢,清廷決策者不得不進行戰略收縮。以下幾個方面都表現出清廷戰略收縮的意圖。

軍事上,開始與活躍於東南沿海的鄭成功進行和談。

九年十月清廷以劉清泰出任浙閩總督,帶著鄭芝龍所寫的信件,“遣人往諭成功及伊弟鄭鴻逵等知悉”,勸之接受清廷建議。偷襲鄭氏“金穴”廈門的福建巡撫張學聖、道員黃澍、總兵馬得功、巡按王應元等也被撤職,還連發兩諭招撫鄭氏,不斷放寬談判條件。

政治上,特別頒詔赦除前罪,規定“自順治十年五月二十五日以前凡又嘯聚山林劫掠道路曾為土賊者,無論人數多寡,罪犯大小,但能真心改悔,自首投誠,悉準照曹四達子事例盡赦前罪”。

縱觀清初盡赦前罪政策,不外除舊立新、尊崇喜慶、爭取人心三端,而以爭取人心、作出政治讓步為大端。如順治五年底大同姜瓖反清,清廷曾連頒三詔,強調悔罪投誠者,從前罪犯可以寬宥、赦免。

此次頒詔,無疑也是為了爭取人心而特別採取的政治讓步策略。此外,清廷還打出提倡禮義忠恕的幌子,出人意料地表彰起李自成攻陷北京時殉君死難及順治元、二年間抗清死難的志士,這樣,既可表明朝廷為正朔所繫的內涵,又可從多方面分化抗清陣線。

經濟上,清廷也作出讓步,給予部分抗清活動激烈的地區一些實惠,頒詔免除錢糧。十年四月分別免除湖南“寇荒”六、七、八、九年拖欠錢糧及福建拖欠的錢糧,既是承認事實,也寓收買人心之意。這種全面收縮的態勢,無疑是清朝統治遇到嚴重障礙的表現一清朝與南明爭奪全國統治權的鬥爭從此進入相持階段。

4、爭奪的戰場——湖南

在兩軍對壘的前線,湖南是最具代表性的地區。清初以來,這裡的局面反反覆覆,清朝統治勢力曾兩次進入,又先後被抗清勢力逐出,局勢非常微妙。

自明末以來,湖南就是兵火連天的戰場。順治二年,原明湖廣總督何騰蛟等聯合李自成餘部共同抗清,苦心經營,勉力支撐,曾經有過稍安的局面。順治四年二月,清廷以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等“漢三王”南征湖南,在長沙設官安民,出現過“城市無驚”,“太平有象”,“惟不禁搶奪,各鄉百姓男婦被擄掠甚廣”的現象。

五年三月,清軍班師。在此前後,江西提督金聲桓、廣東提督李成棟等陸續叛清反正,南明方面李過等遂聯合數十股武裝,分頭進攻湖南,“各府州縣盡為賊有,僅保長、辰兩孤地,百姓之存者又死,田地之熟者又荒矣”。

清廷在湖南的統治被推翻,“難民皆不欲回原所,甘止湘潭倚何(騰蛟)公為泰山”。這是湖南第一次反覆。

順治六年二月,清廷以鄭親王濟爾哈朗率軍南征,“在劫人民尚不知是握金親王大兵,皆昏迷不想逃生,希望如三王之師,城市如故之往例也”。

未曾料到,清軍在湖南各地大肆燒殺搶掠,在湘潭開刀屠民一週有餘,屍首縱橫遍地,腥臭逼人,慘不可言。繼而定南王孔有德提師入粵,以續順公沈永忠鎮守寶慶,“皮骨僅存之民並徵五六七年之荒糧”,還要負責供應定南王、續順公兩營兵餉,解運寶慶和廣東,船運則灘高水險,陸運則肩挑揹負,百姓之苦甚於牛馬。“盡天下之民,極百姓之苦,未有甚於湖南者。”

清廷雖然再次在湖南建立統治,但根本沒有統治的基礎,搖搖欲墜,危險萬分。順治九年五月,李定國師出,鎮守寶慶的清續順公沈永忠首先倡逃,鎮將隨後驅官民同竄,棄寶慶,走湘潭,離長沙,直奔嶽州。“文武官員盡離城守,城鄉民人避死山谷”,長沙城內無官無民的狀態持續了一個多月。

此後,長沙以南地區盡歸南明,“湘陰以上皆偽置將吏”。因寶慶失守,粵西告潰,出現“民心盡變”的局面,這是湖南第二次反覆。

清廷統治再次土崩瓦解,說明湖南民心仍傾向南明。李定國進入湖南之際,各地士紳“紛起義兵謀恢復”,“富民悉傾其家”,“窺我大兵虛實,探我大兵進止”,“傾心從賊,已為賊之心膂之託”。

5、民眾的反叛

顯然,南明軍隊擁有深厚的政治基礎,得到民眾大力支援並非偶然現象。而且,清軍第三次佔領湖南之後,在軍事上也未能佔到上風。順治十年三月,接替尼堪的清定遠大將軍屯齊與孫可望的駕前軍在寶慶岔路口相遇,“可望以定國去,慮諸軍有圖己者,既不敢嚴督諸軍前戰,諸軍亦以駕前軍奮欲立功,不願與併力,以至於敗”。

孫可望雖敗而實力猶存,辰州、靖州、沅州、武岡等戰略要地仍在南明掌握中,清軍只奪回常德、長沙、寶慶、永州等中心城市,雙方在常德、寶慶一線展開拉鋸戰,地勢有利的湖南西部仍被南明軍隊牢牢控制著。

在湖南,不僅存在著一條南明和清朝的軍事對峙線,政治對壘也很鮮明。因李定國“兩蹶名王,天下震動”,湖南各地義師紛起。如桃源人印象鼎受南明“安化伯莫宗文牌委團練兵馬”,招集二、三千人,次年二月攻破桃源縣城,殺清朝知縣、典史、巡檢等官。

湖東南桂東、桂陽、興寧等地“紅頭軍”活動頻繁,順治十年二月,陶汝鼐案發生。

陶汝鼐,字仲調、燮友,號密庵,寧鄉人,拔貢生,崇禎六年舉人,弘光朝仕至檢討。順治九年,李定國攻克衡陽、湘潭後,派石見五約見汝鼐、周堪賡、郭都賢等人。

郭都賢,字天門,號頑石,些庵,益陽人,天啟二年進士,崇禎時官江西巡撫,永曆召以兵部尚書,時已祝髮出家,與陶汝鼐同稱“楚南遺獻最著”者。

十月盡,他們同周堪賡同至南嶽寺廟中謁見李定國。周堪賡,字仲聲,延安府同知耀冕子,19歲為諸生,天啟四年、五年連捷成進士,官至南京戶部尚書,李自成攻陷北京,堪賡在原籍,遁溈山僧寺,後改名換姓遊歷於嶺表甌海間。永曆元年,與郭都賢同舉內閣大學士,未就。

順治九年,李定國到衡州,“堪賡與都賢、陶汝鼐立出見定國,至南嶽謁廟而還”。

見過李定國的還有茶陵州貢士王二南,受命“聯絡義士”,他們共同商討“起義兵逐清吏”,至十年二月,陶汝鼐被原南明長沙府役潘正先告發,同“逮百餘人”,有湘陰朱之宣、湘潭石開雲(應即石見五)、長沙趙爾忭、江西新淦佔籍寧鄉胡衷愉等,被捕關押長沙府獄,受到嚴刑逼供。或說受此案牽連的湖南人士多達300餘人。湘陰蔣之棻、湘潭郭金臺逃免,周堪賡、郭都賢漏網。

對於此案,原湖南偏沅巡撫金廷獻堅持“不可不重處以靖根誅”的一貫做法,在湖南大施淫威,留下一個等待收拾的殘局。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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