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三十一年（1398）閏五月，夏季的熱風拂過整個南京城，直撩得人氣悶難耐。
執掌帝國逾三十載的明太祖朱元璋，已到了彌留之際。
面對眼前滿頭銀髮、形容枯槁的老皇帝，皇太孫朱允炆曉得，要不了幾天，自己將成為大明帝國的下一任統治者。
突然，意識模糊的朱元璋睜開了眼，嘴巴大張，手指遠方，似乎還有什麼遺言要交待。
順著他手指的方向望去，朱元璋的張美人攜其么女寶慶公主正準備入殿侍奉。
見朱元璋意有所指，不明就裡的張美人趕忙將寶慶公主帶到朱元璋跟前。
看著時年僅4歲的小女兒，老皇帝的眼神泛出一絲光芒，稍縱即逝。
閏五月初十，明太祖朱元璋駕崩，享年71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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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大明的開國之君，晚年的朱元璋愈發感覺時間寶貴。
儘管隨著時間的推移，懿文太子朱標薨逝的影響逐漸變小，但在皇太孫位置上歷練了五、六載的朱允炆，仍是朱元璋眼中的“小孩子”。
▲皇太孫朱允炆。圖源/影視劇照
至洪武三十年（1397），除懿文太子外，朱元璋親封的“九大塞王”之首、秦王朱樉也已薨逝。皇子中，以晉王朱棡、燕王朱棣二人居長。這兩人，與秦王朱樉一樣，皆久居邊疆，歷練軍陣。
燕王朱棣自不必介紹，晉王朱棡也絕非等閒之輩。史載，朱棡“修目美髯，顧盼有威，多智數”。自就藩太原以來，朱棡便獲得了節制沿邊軍馬、屯兵塞外放牧大權，北伐名將宋國公馮勝、潁國公傅友德等皆曾在其麾下效力，實力不容小覷。
朱元璋深知，想順利完成皇位交接，看來還任重而道遠啊。
上天對於生死之事，總是無常。朱元璋年事已高，常常深恐時日無多。他要求朝廷遍訪通曉歷數、數往知來、試無不驗者，給予高官厚祿，封侯賞爵，替其在閻王面前多爭些時日。
朱元璋的反常，令朝中大臣頗感詫異。畢竟，他們已習慣了那個一向殺伐果斷且自信“老子天下第一”的朱元璋。
得知老皇帝不思國政，反倒求仙問道、迷信命運，來自山東的國子監生周敬心，對“偶像”深感失望。
周敬心指出，
“國祚長短，在德厚薄，非歷數之可定”。
要想大明萬世其昌，無論在世之君，還是繼任之君，最好都能像漢高祖那樣厚待功臣，像唐太宗那樣廣施仁義，像宋仁宗那般勤政愛民。
周敬心的話，像是在剜朱元璋的心窩子。按照慣例，周敬心或許難逃一死。
但這一次，朱元璋並沒有殺他。
皇太孫朱允炆是自己精挑細選的皇位繼承人。只要自己尚有一口氣在，朱元璋就不想給孫子留下一個難治的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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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三十年（1397）二月，應天府三年一度的會試隆重舉行。作為洪武朝規模最大的一次科舉，朱元璋頗為重視，特命耄耋之年的翰林學士劉三吾出任主考官。
劉三吾是備受滿朝榮寵的明初“三老”之一，地位尊崇。當年，朱元璋在立儲的最後關頭，正是聽了其“置秦晉二王何地”的勸解，才下定決心，棄朱棣選朱允炆。再加上其本人在入仕前便是天下聞名的大儒，士林的領袖，由他主持會試，當是眾望所歸。
接到詔命後，劉三吾及其他考官一刻也不敢怠慢。他們反覆閱卷篩查後，最終從百千士子中挑出宋琮等52名優秀士子，晉級殿試。
考試過程一切順利，待到放榜之日，眾人卻傻了眼。
▲明·仇英《觀榜圖》區域性。圖源/網路
原來，此次科考，自狀元陳䢿以下，榜眼、探花以及晉級的另外49位進士，全部都是南方人。而主考官劉三吾乃湖南茶陵人，那些沒考中進士的北方士子因此認為，出現地域的嚴重偏頗，肯定是劉三吾事先發了指示，打通層層關節所致。他們要求朝廷徹查這起科考舞弊事件。
事情很快傳進了老皇帝朱元璋的耳朵裡。
朱元璋個人判斷，此次科舉大抵沒有舞弊之嫌，除卻考官因素外，自宋代以來，因南北方社會差異，南方士子應試能力比北方士子強已是天下共識。但會試透過的全都是南方士子，也是破天荒頭一次，機率之低，極難服眾。
於是，朱元璋立即“命儒臣再考落卷中文理長者第之”。下令命侍讀張信、侍講戴彝、贊善王俊華等11名儒官各閱十卷，增錄北方人入仕，以解決此次科考爭端。
不料，張信等人複閱試卷後，卻發現北方士子的作答不僅有些文理不通，甚至多數還有犯禁之語，實礙上達預覽。因此，眾考官一致認定，錄取進士皆才學俱佳，不存在作弊之嫌。
為了讓朱元璋相信此次複驗結果，張信等人還特地將南、北兩方計程車子考卷抽取出來，呈遞御前，供皇帝審判。
沒想到這個結果仍無法令北方士子滿意，他們聯名上書稱，張信乃前科狀元，也是南方人，難免與士林領袖劉三吾有牽連。出現這個結果，多半是張信等人故意將北方士子的“陋卷”與南方士子的“優卷”混淆，以此來矇蔽聖聽，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帝國最高規格的人才選拔考試，至此已經形同鬧劇，這顯然是年屆七旬的朱元璋無法接受的事情。
既然和平解決爭端，無法令雙方滿意，那不如殺兩個人，好好整肅下科場紀律，也可以順帶警醒一下新晉的朝堂官員。
於是，複閱試卷的前科狀元張信、新科狀元陳䢿以及主考白信蹈等人皆斬首棄市。至於北方學子故意針對的劉三吾，朱元璋則以其年事已高為由，改充軍戍邊。
兩任狀元無端慘死，朱元璋還不滿足。他命令朝廷重開科舉，邀北方士子應試，務求從中選拔出優良人才，以安天下之心。最終，經過朱元璋御批，山東人韓克忠成為此次科考的狀元。
儘管“南北榜案”殺人甚眾，但作為北方眾矢之的的主考官劉三吾卻安然無恙。不僅如此，經過此次事件，時人對年漸老朽的劉三吾評價更高，稱其“為人慷慨，不設城府，自號坦坦翁。至臨大節，屹乎不可奪”。既然劉三吾人品沒問題，張信等人複驗多次的錄取結果也公正、公平、公開，那麼，年邁的朱元璋到底在擔心什麼呢？
一個字：
亂！
雖然，朱元璋坐天下已三十年，大明國力經過數次戰役以及內政治理，已漸成蒸蒸日上之勢，但北方地區自唐末宋初開始，便是女真、党項、蒙古各部統治範圍。如今，經其不懈努力，北方大部才重歸大明這一漢人政權。如何加恩涵化，收買人心，恐怕是維持大明長治久安的根本保證。
而歷朝科舉，皆為天下士子所重。明朝重新恢復科舉，既能向士林證明當朝皇帝重文重儒的決心，也能向前來應考的北方士子展露朝廷的親親之心，以表明南北一體。
但是，本來可以更好解決的科舉爭端，竟然演變成了一出“政治事件”。在朱元璋看來，這就不殺人不足以平民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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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朱元璋想安度晚年的心思，沒幾個人能懂。“南北榜案”剛剛落下帷幕，“歐陽倫案”又攪得他心神不寧。
洪武三十年（1397），川、陝地區私茶販運日盛，嚴重影響國家稅收，老皇帝遂命僉都御史鄧文鏗前往當地稽查處理相關事宜。
鄧文鏗剛到，便遇到了一件大案——當朝駙馬歐陽倫的家奴周保狗仗人勢，騷擾當地驛站，並糾集數十輛車馬，公然將茶葉從陝西商洛運至關中藍田縣進行私下售賣。河橋巡檢司負責收稅的小吏照例上前盤問，周保等人未加理會，不僅把例行公事的小吏打成重傷，還氣焰囂張地拆毀了河橋巡檢司衙門。
明初，鹽、馬、茶這三樣是朝廷極度重視的專賣戰略物資。特別是茶葉，不僅在中原地區開發出其飲用屬性，在北方以及西北地區，也備受遊牧民族青睞。歷史上的遊牧民族為了吃喝，已數次在中原百姓面前展露出兇殘的一面。循前人舊制，朱元璋即位後，立即執行“以茶易馬，固番人心，且以強中國”的政策，在川、陝、甘等茶馬古道經過的區域設定“茶馬司”，促成官方茶葉與戰馬交易。他的設想是，如能用國內廉價的茶葉換得戰場上制勝法寶之一的戰馬，不說能立即消滅北元殘餘勢力，重點打造一支裝備精良的部隊，用以維持九邊安寧，也未嘗不可。
▲雲南怒江州滇藏界茶馬古道。圖源/圖蟲創意
朱元璋組織官方專賣茶葉的同時，也嚴禁地方鬻茶販茶。在當年剛出臺的《大明律》中，皇帝親自規定：“凡販茶出境者，斬。”
為了禁絕小茶園主私自將茶葉賣給沒有茶引憑證的民間“黑茶商”，《大明律》還規定，凡莊園主及茶商初犯此例，一律給予笞杖三十的懲罰，涉案茶葉全部沒收，莊園主需照市場價繳納政府罰金。如若屢教不改，笞杖加重，“倍追原價沒官”。
儘管如此，私茶跨境販賣，仍屢禁不止。史載，洪武末，私茶販賣有上行下效的跡象，
“凡私茶出境，三市者少，馬日貴而茶日賤”，致使“番人坐收其利，而馬入中國者少”。
在這個當口頂風作案，再加上挑戰政府權威，歐陽倫百死莫贖其罪。
歐陽倫不是一般的駙馬。他早年曾考中進士，其妻是朱元璋與馬皇后的幼女安慶公主。在二人成婚後不久，馬皇后即與世長辭。出於對女兒的愛護，朱元璋對這位駙馬也有著出乎常人的賞識。
按律，朱元璋當斬了歐陽倫。可駙馬身涉皇家，若公開處刑，恐有損皇家威儀。最終，老邁的朱元璋只能忍住內心怒火，做出裁決：將主犯歐陽倫賜死，周保等人斬首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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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完這些，不堪政務煩擾的朱元璋徹底病倒了。當年十二月，病中的朱元璋一度陷入深度昏迷狀態，宮中傳出訊息，稱老皇帝即將駕崩。
無論朱元璋此前做過哪些重要的事，在他晚年最重要也是最後必須完成的一項任務面前，都顯得無關緊要了。這便是，如何讓朱允炆順利傳繼大統，以保障大明王朝萬世其昌。
在身體轉危為安後，他將掃清帝位傳承障礙的“主戰場”，搬到了後宮，挪到了宗藩。
朱元璋起家於危難，一路征戰過來，身邊除了賢妻馬皇后外，與勳戚合作、聯姻也不在少數。因此，後宮中有數十名不同年齡、不同國籍的妃子。
馬皇后去世後，大明六宮的協理大權經李淑妃之後，又歸入郭寧妃手中。
▲明太祖朱元璋與郭寧妃。圖源/影視劇照
朱元璋的眾多妃嬪中，郭寧妃資歷較深。早在朱元璋發跡前，她便隨其父兄投靠了朱元璋，併為後者誕下皇十子朱檀和兩位公主。
儘管早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就藩山東的朱檀就因誤服丹藥毒發身亡，但郭寧妃的兄長郭興、郭英卻屢立戰功，爵封列侯，撐起了郭家滿門榮耀。即使朱元璋曾興起胡惟庸案、藍玉案等多次政治大清洗，武定侯郭英憑著勳戚之故，始終穩坐泰山。
郭寧妃及其身後的勳戚勢力，是否會對資歷尚輕的未來皇帝朱允炆造成不可估量的潛在威脅呢？
朱元璋沒有答案。
他只知道，除了郭寧妃之外，宮中但凡上了些年紀的妃嬪，要麼是實力雄厚藩王的母親，要麼是重臣權貴的親人，即便是入宮年限尚淺的低位份妃嬪，那也是皇太孫朱允炆名義上的皇祖母。以孫弒祖，顯然有違倫常。
而自漢、唐以來，女主天下屢有發生。朱元璋統治下的大明，雖有藩王為之外屏，但對內事務，藩王亦無權插手。要想安全將江山傳承下去，朱元璋必須學會地主家分財產的思維，那就是人越少，分得的蛋糕越大。
此時的朱元璋已進入理性情緒的臨界點。他十分希望聽到旁人對他的提醒，可身處高位，皇權的高度集中與把控，卻也註定他將錯失吸收良言的機會——因為，皇帝無錯！臣子強諫，只能讓朱元璋認為自己不夠英明神武。
一意孤行的朱元璋終於崩潰了，做出了一系列令人瞠目結舌的瘋狂行徑。
據査繼佐《罪惟錄》記載，洪武末，御河中曾發現一名墮胎嬰兒。朱元璋聞訊後，即判定是楚王朱楨的母親胡充妃所為，遂下令殺死胡充妃，棄屍郊外。楚王朱楨來朝求母，卻被朱元璋賜予一條白練，歸葬王府。
如若此記錄並非查繼佐道聽途說，那麼從側面即可看出此時的朱元璋內心已到了極度脆弱的階段。他只有透過殺人，才能短暫緩解內心的焦慮——自己有目的性的殺戮，正是替孫子朱允炆清除登基道路上的絆腳石。
但流血事件的不斷髮生，並沒有讓朱元璋獲得片刻的安寧。史載，晚年的朱元璋，
“中夜寢不安枕”，“四夷有小警，則終夕不寢”
。
睡眠質量越差，焦慮感就越強。在朱元璋睡不著期間，又有兩位功臣因不可告人的目的被殺，一個是晉王朱棡的親家傅友德，另一個是周王朱橚的親家馮勝。
兩位功臣人頭落地，是朱元璋著手對付宗藩問題的訊號。
那些他原先設想用於拱衛大明江山的藩王，此時，成了他心中拔不掉的刺。正如皇太孫朱允炆曾提出的疑問——“虜不靖，諸王御之；諸王不靖，孰御之”，朱元璋也同樣找不到合適的答案。
擺在朱元璋面前的，顯然只有違背當初的金口玉言，而收回兒子們的兵馬和權力這一條路。
可這條路並不好走。
當下諸塞王奉命抵禦的，正是時刻準備東山再起、反撲中原的北元殘餘勢力。就在老皇帝陷入苦思冥想之時，洪武三十一年（1398）三月，塞外傳來了一則不幸的訊息：奉命駐屯東勝的晉王朱棡病逝了。
▲晉王朱棡。圖源/影視劇照
自朱元璋分封諸王於邊塞起，晉、燕二王便共同節制延邊兵馬，並互相制衡。如今，晉王突然薨逝，節制兵馬大權，自然而然暫時統屬燕王朱棣。
邊塞藩王的權力變遷，打亂了朱元璋原先設計好的政治格局。
他沒有時間再細想朱允炆當年提出的藩王裁存問題，立即命晉藩世子朱濟熺承繼晉王之位，統屬父親兵馬，繼續其未竟事業。
可上天並沒有給老皇帝多少時間。晉王朱濟熺述職後不久，洪武三十一年五月初八，南京皇宮傳出了“上不豫”的訊息。也就是說，老皇帝病入膏肓，時日無多了。
時下，朱元璋必須與老天爭時間。
他隨即連發兩道聖旨。
一道先是褒獎晉王朱濟熺，要其學習後唐莊宗李存勖，做個對自己、對家族、對國家都有用的賢王；之後又命“教陳用、張傑、莊德，預先選下好人馬，提備臨陣時，領著在燕王右手裡行”。
另一道則讓自己最信任的左軍都督楊文，到北平接管北平都司及行都司的兵權。
種種跡象，都表明他想要趁機毀掉燕王在北方多年打下的基礎與聲望。
就在這些命令發出後不久，遠在北平的燕王朱棣收到了一則嘉獎他的聖旨。聖旨稱：“朕之諸子，汝獨才智克堪其任。秦、晉已薨，汝實為長。攘外安內，非汝而誰？”很明顯，這道聖旨表明朱元璋想趁機收回燕藩的權力。
然而，事情就是這麼突然，嘉獎令剛送到燕王手上，朱元璋的病情就急轉直下。
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初十，明太祖朱元璋駕崩。
在回顧自己一生所為時，朱元璋的遺詔稱，治國期間，皇帝
“筋力衰微，朝夕危懼，慮恐不終”
。而談及皇太孫嗣位問題，朱元璋的遺願是，“皇太孫朱允炆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以勤民政。中外文武臣僚同心輔佐，以福吾民”。
▲明太祖朱元璋。圖源/影視劇照
朱元璋的話，最終確定了皇太孫朱允炆即位的合法性。
朱元璋駕崩僅七天後，朱允炆踐祚登基，史稱建文帝。建文帝剛即位，他最擔心的“諸王不靖”的隱患，就發生了。
起因是，朱元璋遺詔中最後一句話：“諸王臨國中，毋至京師。諸不在令中者，推此令從事。”而前不久，剛接到父皇嘉獎令的燕王朱棣已啟程趕至江蘇淮安，離南京城近在咫尺。
這道不近人情的命令，徹底阻隔了燕王朱棣的進京之路。接到新帝聖旨的燕王，心有不甘地返回了封地。
事後證明，這種人情阻隔是致命的。
建文四年（1402）六月，燕王朱棣攻入南京，建文帝朱允炆在宮中燃起大火，從此下落不明。朱棣終於登上了帝位，在他的手上，大明江山也確如朱元璋生前希望的那樣，國運昌隆，福壽綿長。可是，縱然朱棣有五徵漠北、開疆拓土之功，他也始終不是朱元璋認定的那個接班人。
而歷史的弔詭就在於，朱元璋死前無比焦慮、任意折騰的結果，瞬間就化為煙塵——縱是一代雄主，他也安排不了身後事！
參考文獻：
［明］胡廣：《明太祖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清］張廷玉：《明史》，中華書局，1974［清］查繼佐：《罪惟錄》，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陳梧桐：《朱元璋大傳》，中華書局，2019陳學霖：《關於<明太祖皇帝欽錄>的史料》，《暨大史學》，2003王元林、梁姍姍：《考試公平與區域公平的博弈——洪武丁丑會試南北榜案重新解讀》，《求索》，2014年第9期蕭國亮：《簡論明初的茶禁政策》，《上海經濟研究》，198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