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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假的“康雍乾盛世”:統治者與世界隔絕,老百姓生活貧窮

以前聽人說起過,中國古代有四大盛世:漢朝文景之治、唐朝開元盛世、明朝仁宣之治、清朝的康雍乾盛世。前三個,都是中原王朝封閉期時自我發展、自我評價出來的,綜合考量指標無外乎這個時代戰爭的多少和烈度、經濟的發達程度、老百姓的幸福指數。這些東西隨著時間的推移已經變得不太好考證了,有變成傳說的趨勢。

然而康雍乾盛世則不同,不論是人口數量還是經濟體量,都有資料可以支援。首先說康雍乾盛世有著足以傲視世界的人口數量和經濟總量。乾隆時期,總數將近4億的人口,已經是世界人口總量的三分之一;人均的經濟量也同樣可觀。

據法國經濟學家保羅。貝赫洛的測算,乾隆死後的1800年,中國的人均國民收入是228美元,而同時代的英國,由於工業革命的影響,人均國民收入是324美元;法國則是220元。可以看到,中國的人均國民收入介於英法之間。以此資料乘以中國的總人口,中國的經濟總量可以用恐怖來形容。

然而華麗的資料並不能掩蓋真實情況的尷尬。真實的情況是,中國如此大的國民收入,大部分都是來源於茶葉、瓷器及其他手工業的出口,真正的工業化生產基本沒有。中國的貧富差距之巨大也是西方世界難以想象的,統治階級和大的商業買辦壟斷了全國大部分的財富,百姓真正的人均收入則很低。

據英國特使馬戛爾尼的記載,因為中國人送來的食物過多,並且“有些豬和家禽已經在路上碰撞而死”,所以英國人把一些死豬死雞從“獅子”號上扔下了大海。岸上看熱鬧的中國人一見,爭先恐後跳下海,去撈這些英國人的棄物。“

但中國人馬上把它們撈起來,洗乾淨後醃在鹽裡。”當時清朝老百姓的貧窮可見一斑。這主要是因為,清政府雖然歷來重視農業生產,但是由於科技和產業結構的落後,單純的土地生產早就不堪重負。如果不是引進了番薯等高產農作物,清朝的土地能不能養活龐大的人口都是未知數。“地主家也沒有餘糧”,這句話在那個時候已經變成了現實。

單純從人口和經濟總量來看,康雍乾盛世確實是封建統治的高峰,如果沒有歐洲的工業革命和地理大發現,清朝這一時期的統治無疑是成功的。他們認為,用瓷器這種手工業從外國賺取白銀供自己奢侈,再讓老百姓能吃上飯,不會造反,他們的這條“生存產業鏈”就算搭建完成,自己的統治就可以長久。

說實在的,如果時間倒流300年,清朝的皇帝們確實算得上聖君。養活將近4億人,不是誰都能做到的。而且清朝皇帝們也頗為自己的成就而自豪(老實說確實不易),天朝上國的架子端的十足。馬戛爾尼在朝見乾隆帝時不願跪拜,掃了乾隆的面子,乾隆索性避而不見,拖到馬戛爾尼回國也沒有見第二面。

更為可怕的是,清朝的統治者素質正逐漸下降。其實從明末開始,準確地說是隆慶朝,隨著一系列解除海禁、調整海外貿易的政策,古老的中國漸漸與世界開始接觸和融合(這個階段史稱隆慶開關)。

其後的萬曆皇帝長期怠政,反倒促進了工商業在中國的發展。然而明朝的覆滅打斷了中國與世界聯絡的程序,清朝的皇帝們硬生生地把本已鬆動的千年枷鎖又重新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康熙皇帝把了解西洋科學知識只當做自己的興趣愛好,雍正皇帝沉浸於斂財和禪宗不能自拔,而到了乾隆時期,清朝皇帝開始徹底的愚昧化了,馬戛爾尼來到中國時,中國統治階級的地理認識已經退化到不知道英吉利為何物的地步。

殊不知外面的世界已經翻天覆地,老的經濟形式已經行將就木。沒有工業對農產品的再加工,沒有服務業對勞動力的分流,農業發展得再好也是獨木難支。只是,這種經濟意識清朝的統治者們沒有,這種意識上的落後,讓整個國家一步步走向深淵。

終於在幾十年以後,鴉片戰爭的炮火摧毀了清朝皇帝們自我催眠式的美夢,古老帝國的大門被用暴力的方式開啟。這時那些滿洲貴族才發現,自己原始的武器庫中沒有能夠抵禦敵人的武器,自己積累起來的財富正不停地遭到搶劫。

同時,愚昧付出的代價被轉嫁到了每一箇中國人身上,中國悲慘的近代史由此開始。其實,清朝的統治者們也不想造成這樣的結果,只是他們狹隘的心胸裝不下世界。對於這個古老的國家來講,這個代價確實太大。但是令人欣慰的是,如今的中國已經不再封閉,中國人已經放眼世界,曾經的錯誤,我們不會再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