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一凡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歐洲所副研究員

9月25日，義大利議會大選因政局動盪而提前舉行，義大利兄弟黨領導的中右翼政黨聯盟在選舉中遙遙領先，得票率約為44%，其中義大利兄弟黨一黨的得票率就從上次大選的4。4%攀升至26%，由邊緣小黨一躍成為議會第一大黨，成為未來義大利中右翼政府的領軍力量。

事實上，此次義大利的右翼政黨獲勝並非個案，而僅僅是歐洲今年以來政治右傾化的冰山一角。9月11日結束的瑞典議會大選中，極右翼政黨瑞典民主黨以21%的得票率從議會第三大黨上升為第二大黨，持續2010年進入議會以來不斷上升的勢頭。

法國分別於4月和6月舉行的總統大選與議會大選中，勒龐領導的“國民聯盟”雖未能入主愛麗捨宮，卻依舊與馬克龍在總統選舉第二輪中進行對決，取得了41。46%得票率的“歷史最佳戰績”，而且在立法機構選舉中的得票率也增加了5。5個百分點達到18。7%，成為第三大黨。

英國9月份進行的保守黨黨首選舉中，現任首相特拉斯的勝出和上臺，也代表著其背後保守黨內部更為激進、更為右傾的政治派別獲得了越來越大的影響力，未來保守黨的極端化傾向可能將愈發明顯。

歐洲政治右傾化以及偏極端和民粹的政黨日漸崛起並非新事物。本世紀初奧地利自由黨和法國“國民陣線”打著極端政治旗號在各自國家大選中突然崛起，就曾讓歐洲主流政治力量震驚。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後，歐洲在經濟危機下衍生出社會和政治危機，也給民粹主義發酵、民粹主義政黨的崛起提供了土壤和養分，極大震撼了歐洲政治的穩定性。歐盟和各國政壇的碎片化、極端化程度普遍上升。

而今年以來，歐洲一些極右翼政黨持續抬頭，反映了過去反移民、懷疑歐盟、反對財政過度緊縮等民粹主張和思想仍然有較大的市場。另一方面，當前歐洲所面臨的經濟、能源和社會危機則進一步凸顯了歐盟以及各成員國的“治理赤字”，不斷放大了原有的政治和社會矛盾，政府的劇烈變更也是民眾不滿的集中體現。

當前，歐洲經濟的下行壓力隨著冬季的臨近和能源危機衍生效應的不斷釋放而持續顯現。目前遭遇的高通脹和增長下行壓力很可能轉化為“滯脹”困境，並加劇衰退壓力。8月，歐元區通脹率已衝至9。1%，非能源類產品通脹也漲至5。8%，經合組織雖然預計歐元區和歐洲主要國家2023年的通脹率將有所下降，但仍然將處於6%以上的高位執行，持續升高的物價將使民眾和企業對未來經濟預期前景的觀望態度更為悲觀，經濟活動和消費水平預期將持續下調，進而經濟下行甚至萎縮的態勢恐持續固化。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簡稱“經合組織”OECD）最近釋出報告，稱歐元區2023年經濟增長率僅為0。3%，比此前預計下跌1。3個百分點，其中德國將衰退0。7%，成為G7中衰退最嚴重的國家。OECD同時公佈的資料顯示，進一步加劇的能源上漲和斷供狀況，可能使歐洲的OECD國家的GDP損失1。3個百分點，通脹則上升1。4個百分點。荷蘭國際集團銀行釋出的報告指出，能源價格對家庭購買力的打擊是巨大的，歐元區實際工資同比下降超過5%，消費者信心將徘徊在非常低的水平，家庭透過儲蓄來維持消費支出的可能性很小，現在預計2023年歐元區GDP將收縮 0。6%。

在這種環境下，歐盟國家雖然紛紛採取一些對企業和家庭的財政補貼措施，儘管現有的措施已經達到數千億歐元之巨，但對於緩解民眾和企業的生存壓力而言，仍屬雞肋且杯水車薪。因此，歐盟各國民眾對於現有政府的不滿不斷加劇。9月4日，捷克首都布拉格爆發7萬人規模的示威活動，抗議能源費用飆升和歐盟對俄製裁；9月5日，不少德國民眾特意驅車數十公里赴萊比錫，抗議德國政府新能源補助政策“不給力”；9月10日，“黃背心”抗議者再次出現在巴黎街頭，表達其對生活成本高漲的不滿；9月17日，3。2萬民眾聚集在奧地利首都維也納舉行名為“降價”的集會。因此，歐洲民眾在選舉中表達對現有政府及其治理能力不滿，並且呼喚新型力量“改變現狀”的訴求也表現得較為明顯。

誠然，歐洲各國政治右傾化背後也有一定的差異性。義大利兄弟黨在此次選舉中的成功，一定程度上是侵蝕了同屬非傳統政黨的聯盟黨和五星運動的票倉。這表明即使是被選民寄予厚望的非主流政黨曾經上臺執政，也未必能迴應選民期待真正解決問題。同時，極右翼等民粹力量上臺後將因內外掣肘以及種種現實的侷限性，而無力兌現徹底解決結構性問題的激進承諾。因此，“治理赤字”問題導致了歐洲政治的右翼化、民粹化和碎片化傾向，但政治力量分化重組以及“你上我下”卻未必能夠真正解決實際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