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蒙金之戰中，金朝滅亡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金王朝自建立以來經過了一百多年的統治，已經走到了它的末期，哀宗統治時期的金王朝處於內憂外患之中，一面是統治集團內部矛盾重重，爭權奪利；一面是紅祆軍起義延綿不絕還有來自蒙古的不斷進攻，黃河以北已經盡為其所佔。在此情況下，國內經濟全面殘破，國力日益衰微，滅亡趨勢不可避免。正如元人効爐所說，金朝是“以就盡之運，抗方興之師”，戰敗是無可避免的了。

與蒙古統治者的運籌帷幄、銳意進取相比，以哀宗為首的金朝統治者顯得庸需無能、消極被動。雖然金哀宗在即位以後採取了包括停止對宋戰爭、任用抗蒙將相等在內的一系列措施，意圖改變金朝殘破局面，但還是沒能阻擋金朝滅亡的趨勢和自己亡國之君的命運。金人劉祁曰：“金自南渡之後，為宰執者往往無恢復之謀，臨事相習低言緩語，互相推讓，以為養相體。每有四方災異、民間疾苦，將奏必相謂曰：‘恐聖主心困。’事至危處輒罷散，曰俟再議’，已而復然。或有言當改革者，輒以生事抑之，故所用必擇軟熟無鋒芒易制者用之。每北兵壓境，則君臣相對泣下，或殿上髮長籲而已。兵退，則大張具，會飲黃閣中矣。因循苟且，竟至亡國。”就很清楚地描述了金朝統治集團的腐敗無能。

另外，從宣宗起，金統治者就以內侍為耳目，伺察百官，派遣內侍到軍中監戰，“每臨機制變，多為所牽制，遇敵輒先奔，故其軍多喪敗”哀宗時仍然沿襲不改，就在三峰山之戰前幾日的丙申日，派一近侍到軍中召集諸帥傳達聖旨，要求完顏合達和移剌蒲阿率軍前往京師，“我御門犒軍，換易御馬，然後出戰未晚。”在不瞭解前線敵情的情況之下隨意調動軍隊，視軍事如兒戲。最後，金朝上至哀宗、下至百官都好大喜功，在禹山之戰以後，完顏合達、移剌蒲阿以“大捷”驛報朝廷，邀功取賞。金朝百官沉浸在“禹山大捷”的“勝利”中，高估了這次戰爭的正面作用，“諸相置酒省中，左丞李蹊且喜且泣曰：‘非今日之捷，生靈之禍可勝言哉！’”但事實上，這次戰爭只是讓金人放鬆了對蒙古軍和戰爭的警錫性。《金史》也記載道：“先是，河南聞北兵出饒峰，百姓往往入城壁、保險固，及聞敵已退，至有晏然不動者，不二三日遊騎至，人無所逃，悉為捷書所誤”。《金史移剌蒲阿傳論》總結道：“君臣相率而為虛聲也。禹山之捷，兩省為欺，遂致誤國”。

不具備軍事素養的金軍指揮者，在整個三峰山之役的過程中除了在禹山之戰中提前搶佔禹山高地、設下包圍圈之外，之後完全處於被動地位，在蒙古軍的圍追堵截下來往抗擊、疲於奔命，一味進行消極防禦，沒有利用人多勢眾的優勢去主動進攻，根本無從談起運用戰略戰術。甚至在三峰山決戰的第一日曾一度將蒙古軍重重包圍，卻沒有乘勝圍矸蒙古軍或進軍鈞州、佔據城池，以發揮己方的優勢，休整兵馬，而賠誤戰機，最終導致了次日天降大雪後幾乎全軍覆沒。這不能不說是其戰略上的嚴重失誤。

同蒙古一樣出身於遊牧民族的金朝女真貴族，在經歷了百餘年的統治以後已經漸漸失去了建國之初的騎勇善戰，軍隊戰鬥力也隨之下降，而且金朝後期，戰馬不足，騎兵數量劇減，在三峰山之役中僅有兩萬騎兵參戰，以步對騎，存在明顯的劣勢。再加上在蒙古軍的圍追堵截之下，輔重丟失，糧草不足，金朝軍隊人心不穩，為三峰山戰敗埋下伏筆。

雖然金軍和蒙古軍處於同樣的客觀環境之下，但縱觀三峰山之役整個過程，金軍一直處於蒙古軍的圍追堵截之下，疲於奔命、飢寒交迫，在天降大雪、氣溫驟降時根本無法與以逸待勞的蒙古軍相抗。這個偶然的自然因素無疑加速了金軍的崩潰。如上所述，三峰山及其附近地區的地理條件有利於騎兵作戰，雖然金軍的總人數多於蒙古軍，但騎兵無論是數量還是戰鬥力都比不上蒙古騎兵，所以儘管同處於一樣的地理條件下，三峰山附近的特殊地形卻使金軍以步抗騎的劣勢擴大，促成其最後的失敗。

宋金世仇的局面一直從宋金開始交惡延續到蒙宋聯合滅亡金朝，雖然在金哀宗即位以後盡力改變這種狀況，以免金朝腹背受敵，還曾遣使南宋說“若與我連和，所以為我者亦為彼也””，但宋在看到金朝受到來自北方蒙古軍隊的致命打擊時還是樂觀其成，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幫助蒙古軍，絲毫沒有意識到宋和金唇亡齒寒，蒙古在滅金以後的下一個進攻目標就是南宋。而且金朝曾經在三峰山之役前夕的十二月初派劉天山出使南宋，約共同抵禦蒙古軍，遭到宋制使陳該對劉天山的侮辱和惡言相向，被南宋拒絕。金聯宋政策的破產使得金四面楚歌，陷於必亡的境地，也使三峰山之役中不僅沒有得到南宋的支援，而且蒙古軍之所以能夠順利透過饒風關進入金境，也是在宋人的幫助之下。所以說，南宋的態度在這場決定金朝生死存亡的關鍵戰役中，也是不容忽視的一個因素。總之，造成三峰山之役中蒙勝金敗結局的，是歷史趨勢、雙方統治者、雙方將帥、雙方軍隊、自然因素、南宋態度等多種因素綜合而成的，實質上是雙方的政治、經濟、軍事條件的比拼，和決戰時天時、地利、人和的較量。而非可用金哀宗“恃北方之馬力，就中國之技巧耳”和清人趙翼“金以壞和議而亡”一言以蔽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