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王振達

編輯 | 王蕾

排版 | 蔣詩音

責編 | 孟娜

“

你看見是誰開的槍嗎？

我看不見，他在制高點，他在陽光下。

”

《狩獵》是托馬斯·溫特伯格執導，麥徳斯·米克爾森主演的丹麥電影，影片為觀眾呈現了誹謗和謊言摧毀一個人的經過。導演手持拍攝的視覺語言，打造出類似紀錄片的畫面質感，這給人以一種真實經歷的代入感。

影片講述了中年男子盧卡斯，因為一個小女孩的謊言而陷入性侵的醜聞之中。謠言不脛而走，整個小鎮上的人都對他嗤之以鼻。雖然法院因證據不足，將其無罪釋放，但人們心中的惡意和偏見卻並沒有從此消失。超市拒絕向他售賣食物，陌生人也偷偷襲擊他家，甚至他的愛犬都慘遭毒手，他變成了眾矢之的，成為了所有人的“獵物”。

這部電影展示了在一個集體社會中，群體的情感和道德在一個錯誤事件下的應激和盲目，同時也是對人性可能存在的弱點的反思。我們往往在一個事件還未展現真相的時候，試圖經驗化地認知其中的善惡是非。壓抑已久的“英雄主義”有了一個心理認知上的“反派”，之後我們就可以合理化地利用暴力、歧視，而不受任何道德譴責。即便事實並非他們先前所想，該有的敵意和偏見也分毫不減。

影片開頭，在一個北歐小鎮上，主人公盧卡斯在幼兒園中與一群孩子盡情玩耍。一天，盧卡斯在超市門口看到了迷路的卡拉，她的父母工作繁忙，甚至不曾知道女兒獨自出行；正值青春期的哥哥，還經常給卡拉看一些色情圖片。在這樣一個缺少關愛的家庭中成長，早熟的卡拉對經常送她回家的盧卡斯產生了朦朧的好感。

可是此後，故事的筆調來了一個劇烈的轉向。突然有一天，之前在幼兒園與盧卡斯親密無間的小女孩卡拉向幼兒園園長透露曾看到了一名成年男子的陽具，該男子不是別人，正是盧卡斯。這令園長倍感刺激與震驚，她勒令一頭霧水的盧卡斯回家。

接著，院長請來了一位心理學家與卡拉談話，但卡拉表示自己什麼也沒有說過，心理學家卻並沒有考慮到卡拉尚未成熟的心智，而是出於職業習慣，一直將她往性侵的方面引導。然而對於卡拉來說，她只想早點出去玩，於是，卡拉給出了他們想要的答案。

出於本職身份的責任感，園長將這件事情告訴了卡拉的父母，並在家長會上公佈了這件事情，讓他們向各自的孩子詢問是否也曾遭到過此類性侵。但她並不知道公開未經核實的言論，是對盧卡斯人格權益的損害，當越來越多的小孩子附和、重複，疑似被性侵的口述證據出現，小小的謊言似乎被做實，溫和的男人成為人渣。

影片中，盧卡斯處在一個充分法治的社會，因為證據不足，他被無罪釋放。法制給予了盧卡斯形式和司法上的公正，但卻沒有給予他精神上的解脫。小鎮居民是這一情境中的“圍觀者”，他們不會基於事實、證據這類理性的證明材料來下判斷，他們判斷方法只有一個——慣性思維。盧卡斯是強者，卡拉是弱者，因此弱者的話一定是真話，強者一定在狡辯；小孩子不會撒謊——這就是“圍觀者”的慣性思維。

盧卡斯涉嫌性侵小女孩，這對於小鎮而言無疑是一個天大的晴天霹靂——原本盧卡斯與孩子們的家長都是相當要好的鄰里朋友，而卡拉的父親西奧更是盧卡斯從小到大最要好的朋友。而本該最相信盧卡斯為人的西奧，在這件事情上，和小鎮上大多數人一樣，站在了盧卡斯的對立面——群眾所構建的“正義一方”。

最終，警方的調查結束以一個較為明確的證據（孩子都聲稱曾被帶到一個地下室遭到侵犯，但是盧卡斯家裡壓根就沒地下室）證明了盧卡斯的清白。但謊言成真，敵意形成，便很難回頭。被釋放之後的盧卡斯並未按照常理得到人們的諒解，以西奧為首的這些舊日友鄰，非但依然不給他一個辯白與解釋的機會，反而對其冷漠甚至粗暴對待。

十月的北歐森林，陽光明媚，彷彿昭示著黑暗與流言已經過去，一切風波都已經平息。正當盧卡斯享受著這久違的安寧時，突然一聲槍響，一枚子彈從他頭上險險擦過，打在了旁邊的樹上。盧卡斯倒在了地上，他看不清那人的面目。舉著獵槍的人逆著光，遠遠地站在制高點，只有一道身影的輪廓。他再次瞄準了盧卡斯，然後收起槍離開了。

剛剛燃起希望的盧卡斯眼神又一次黯淡下來，他就像森林中那隻被圍獵的麋鹿，隨時都有被獵殺的風險。

嚴歌苓《芳華》中寫道：“一旦發現英雄也會落井，投石的人格外勇敢，人群會格外擁擠。”影片中，在“猥褻兒童”的謠言面前，曾經交好的朋友和鄰居，已經忘記了自己所認識的那個善良溫和的盧卡斯，選擇了“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姿態。在心理學中，學者認為偏見包含認知、情緒和行為三部分。人們基於主觀身份、慣性思維，產生認知上的錯誤判斷，這進一步引發群眾偏見的情緒，而這種偏見或厭惡的情緒又導致了我們在和這樣的人打交道的時候，表現出各種各樣的歧視行為。偏見一旦形成，就形成一種“社會默契”，長久存在，難以消除。

另一方面，正如伊藤詩織在《黑箱》中描述，由於案發環境具有高度的隱秘性，即使透過法律途徑，性侵案件的舉證依舊十分困難。真正的受害者作出類似的性侵指控將面臨諸多懷疑，與此同時，蓄意誣告者也擁有足夠空間挾持輿論與誣告物件博弈。而當此類案件至於不平等的力量或權力關係背景下，“性侵”“危害未成人的犯罪”等敏感話題能夠輕而易舉地挑動大眾的情緒，理性認知讓位於感性盲從，於是人們只用情緒來思考和表達問題。

影片的故事來源於一位丹麥精神病醫生給導演寄來的案例材料，這說明影片是有現實原型的。而這種現實和藝術的對照，也同在中國發生。

1966年，江西吉安法院認定小學教師汪康夫強姦兩名、猥褻十名女學生，並判處其有期徒刑10年。從1978年至今，汪康夫先後寫過幾百封信，聘請過6位律師，卻從來沒有人能爭取到立案那一步。如今，當年的“受害”女學生，除一人去世，一人未聯絡到外，其餘10人均否認被強姦或猥褻。“受害人”李蓮新表示，誣告汪康夫，系受當年教導主任逼迫所致。

和盧卡斯一樣，汪康夫也是位溫柔善良、性格溫和堅毅的人，但在42年中，人們習慣性、盲目地敵視和誤解這位本就無辜的人。汪康夫需要不僅是司法上的遲來的公正，也需要社會意義上的清白。而當年的事實已經難以調查、難以再次取證，當地法院也對這件事情百般推脫。至十月中旬，網際網路已無關於這件事情的進一步報道，汪康夫的申訴之路也至今無果。

偏見與被偏見之間，是一場狩獵，而一句汙衊足以吞沒無辜者的人生。當我們在揭穿謊言和阻止汙衊的時候，也應該避免親自促成偏見和敵意。

願我們手裡永遠有兩把槍，一把槍對準敵人，一把槍對著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