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讓後人提起來揪心的一個王朝，但宋朝也並不是一無是處，這個王朝在中原時，有許多可圈可點的工作值得後人稱讚。只不過北宋後期戰略失誤導致，也與金朝突然崛起沒有預料到有關。

在宋朝時除了開國皇帝趙匡胤以及第二代皇帝趙光義以外，還有一個很有名的皇帝被歷史所認可，這位皇帝就是宋仁宗。都說宋朝是一個很開放的王朝，開放度從宋仁宗政策就能看出。但宋仁宗雖然有一定功績，但他並沒有堅持住，用一句到家的話說“找到了宋朝痛處，也找到良方，卻沒有堅持治療”，這主要是指宋仁宗時期實施的“慶曆新政”。

一提到“慶曆新政”，很多人會想到宋朝的歐陽修、范仲淹等推行者，實際上真正推行“慶曆新政”並不是這二位，而是另外一個名臣，但他卻被歷史遺忘，以至於功勞都記到別人身上。

被人稱頌的名臣

剛才所提到這位宋朝大臣，便是杜衍，又稱杜祁公，因為曾被封為祁國公。此人是北宋有名的政治家。這在北宋重文抑武環境裡，一些文臣也很厲害。杜衍生活年代是宋真宗與宋仁宗年間，他在宋仁宗慶曆年間，歷任宋朝樞密副使、樞密史，相當於王朝宰相。慶曆新政後，還兼任同平章事。

杜衍人品好、官德正，他能夠決斷大事，在宋朝歷史上很有名，也被後人當成為官的楷模。古代王朝宰相，實際上就是王朝內閣，替皇帝處理大小政務的部門，處理好壞體現的是宰相的水平。因此，這個職務在歷史上雖然有奸臣，但也有名相。不過杜衍是一個好官，卻僅僅當了120天的宰相。他於1045年被宋仁宗罷相，以尚書左丞到兗州任職。唐宋八大家的曾鞏留下一封寫給杜衍的信，讚美他“古之良宰相者無異焉”，甚至把杜衍比作夏商周及漢唐的名相。

洪邁在他的《容齋續筆》把杜衍比作唐朝褚遂良、張九齡等名相，與寇準並列為名相系列。宋仁宗在位時共有23個宰相，但《宋史》中把杜衍作為四大賢相之一，《宋史》對杜衍評價：“宋之賢相，莫盛於真、仁之世，漢魏相，唐宋璟、楊綰，豈得專美哉！”

既然歷史上對杜衍評價這樣高，為什麼後人卻對杜衍“選擇性遺忘”，難道杜衍真有這麼大本事嗎？且看以下史料記載的杜衍的功績。

真正改革實施者

前文我們說了，宋仁宗在位時，曾實施過“慶曆新政”，但我們對“慶曆新政”會認為是范仲淹和歐陽修的事，很少提及杜衍。甚至有人認為這個只擔任百天的宰相與新政無關。實際上慶曆新政真正的領導者才是杜衍。

為什麼這樣說呢？

先來看一段《宋史》記載，宋神宗時陳師錫任監察御史，他曾建議宋神宗“擢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以成慶曆、嘉祐之治”，這裡提到了慶曆新政中有杜衍，而且列在首位。實際上宋仁宗時有兩個新政，一個是慶曆新政，一個是嘉祐之治。而主導慶曆新政就是杜衍與范仲淹，但下令往下推行的是杜衍。

在古代王朝任何一個改革都牽一髮動全身，沒有皇帝的認可根本不可能實施改革。從宋朝的體制來看，實施變革就有一個牽頭人，此人就是宰相。但宰相的權力是皇帝授予的，如果宰相與皇帝之間沒有這種默契，要想改革推行新政根本不可能。

宋朝的政務掌握在中書門下，此職務中書門下平章事，也就是宰相一職。副宰相為“參知政事”，而軍事工作由樞密院掌握，樞密使就是最高領導者。於是在北宋時，宰相、參知政事、樞密使、副樞密使，就成為宋朝內閣掌門人，統領大宋的軍政兩事。

從慶曆新政實施的時間來看，1043年至1045年，此時范仲淹的職務只是參知政事，而富弼與韓琦是樞密副使，歐陽修在這兩年間，從知諫院到河北任職了，已經不在開封工作。顯然不是新政的推動者。

雖然范仲淹與富弼是內閣同僚，也可能受宋仁宗直接領導，但別忘了他兩個上面還有三個管他們的領導，那就是章得象、晏殊、杜衍，但章得象與晏殊不支援新政應排除，於是推動慶曆新政就只有杜衍了。

從史料記載看，章得象是個奸臣，他陰毒的使壞，讒言陷害范仲淹與富弼兩人，使兩人離京。這樣來看，杜衍才真正是慶曆新政的主要推動人，可以說是慶曆新政的中流砥柱。歐陽修只是寫寫文章表達一下對新政的支援，因此而留名，他已經排除在新政實施的核心層。

為新政敢直諫皇帝

古代言官只有碰到好皇帝才能留名，有的言官遇到昏庸皇帝，不僅諫而無用，而且還會有生命危險。就宋仁宗來說，雖然與唐太宗無法比較，但這位皇帝能推行新政，就能看出也是一位能聽得進批評的皇帝。

在古代皇權說一不二、金口玉言的慣例下，一個政策要實施，只要皇帝帶領就會形成制度，但如果皇帝帶頭破壞，那這項政策就推行不了，或者夭折。

杜衍在推行新政中也遇到了這樣的問題。當時宋仁宗讓范仲淹等人起草的新政內容，主要就是改革宋朝吏治，一切按規矩來，你皇帝不能說了就算，也要按規定來。新政出臺了，作為當朝皇帝不按規矩來，動不動就封官許願，那這新政就是廢紙一張。

在封建的皇權社會，想讓皇帝帶頭恐怕很難，但杜衍敢於與宋仁宗叫板，從史料看，范仲淹沒有這個資格。宋仁宗是一個很矛盾的皇帝，他批准實施新政，甚至下詔書：“明黜陟，抑僥倖”，但宋仁宗卻在平時不按新政來，動不動就口頭封賞。當時宋仁宗在上朝時封了一個姻親，杜衍直接找到宋仁宗，並拿著宋仁宗批的條子給他看，宋仁宗不好意思說：“只此一例”，但杜衍卻堅持原則，直到宋仁宗收回這項特批的官員任命。

宋仁宗甚至對大臣感嘆說，如果沒有杜衍的拒絕，不知道要封多少官。宋仁宗對杜衍評價：“助我多矣！”

正是杜衍敢於在皇帝面前說不，才使他在青史中留名。南宋時趙構當時封四個官，就有御史向他說“願陛下以仁祖為法，大臣以杜衍為法”，也就是你趙構要向祖宗學習，效法杜衍的做法，並將趙構內批的官員命令收回。

後來多把“明黜陟”看成是范仲淹的功勞，那時范仲淹的職責就是選好按察使，對不合格官員直接開除。但對於皇帝任命，范仲淹還不敢一筆勾掉，只有杜衍能有這個膽量。

甘願當賢臣的梯子

現在再回顧一下宋朝這段實施新政的歷史，我們會看到這些推動新政的大臣都很厲害，而且敢作敢為，不為名不為利，即使罷官也在所不辭，其實這裡面有杜衍的功勞，如果沒有杜衍的保護，恐怕這些推行新政的人不會有好的下場。

在慶曆新政中，像歐陽修、范仲淹等人，杜衍不僅大力培養，而且還處處維護他們的利益。即使罷官，也沒成老百姓，只是官職降了。

宋仁宗手下的奸相呂夷簡心狠手辣，他抓住已經被貶為知延州的范仲淹，彈劾他處理西夏問題不利的事，建議宋仁宗殺了范仲淹，但杜衍卻極力為范仲淹辯解，認為范仲淹忠誠於宋朝，根本不會做有損宋朝的事。如果殺了范仲淹，就不會有新政內容的起草者了。

雖然范仲淹對杜衍很尊重，但在涉及國家利益上，范仲淹曾經當面與杜衍急眼。這事是指慶曆六年，范仲淹宣慰河東、陝西兩地時，認為遼國要來進攻，應讓宋軍主動出擊，但杜衍認為遼國不可能進攻宋朝，兩人爭得不可開交。如果杜衍是小人，早就嫉恨在心，把范仲淹往死裡整，但實踐證明，兩人只是政見不同，並沒有矛盾，杜衍也沒做這種下三濫的事。

歐陽修比范仲淹更猛，他曾多次批評杜衍。從年齡上看，杜衍年齡比歐陽修大一倍，應該尊重才行，但歐陽修卻經常挑杜衍的毛病。杜衍並沒嫉恨他，反而重用歐陽修。可見杜衍的胸懷有多寬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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