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匈奴列傳》裡，提到匈奴畜養的牲口，“其奇畜則橐駝、驢、騾、駃騠、騊駼、驒騱”。這裡我引用的中華書局的版本（打不出來的異體字改成了常用字），但實際上我很懷疑“驢”和“騾”之間不該有頓號，然後取《史記索隱》的解釋：公驢母馬生的叫驢騾，公馬母驢生的則叫駃騠。

這麼猜想，不僅是因為前後都是雙音節詞，更重要的理由，是西漢時驢子就應該已經算不上奇畜了。

賈誼 《吊屈原賦》：“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這句大意說，驢和牛拉著人坐的豪車，卻用寶馬去拉貨，比喻人才選拔機制中的逆淘汰。賈誼是西漢初年的人，顯然已經很熟悉驢子，而且把它當作水平不行的象徵了。西漢人文章裡類似的用法，另外還有不少。有人說，漢武帝上林苑裡是把驢子當珍稀動物養起來的，依據是司馬相如的 《上林賦》，但看 《上林賦》原文：“蛩蛩驒騱，駃騠驢騾”，和《匈奴列傳》一樣，驢騾也應該是一詞，就是我們今天說的騾子。

當然，西漢養驢還不如後世普遍，大概也是事實。原因是西漢人養馬的數量，恐怕是後世任何中原王朝所不能比擬的。一個所有人都開豪車的地方，幾萬塊錢的低端車自然少見；騎母馬參加聚會都覺得丟人的西漢，驢當然也就少了。

要說和人類親近，馬大約僅次於狗 （畢竟貓主子太高冷）。馬奔跑起來，速度快，耐力好，還平穩，用於騎乘的動物裡，馬是當之無愧的第一名。

但養馬的成本很高，需要大片開闊地做牧場。所以當人口增長土地緊缺的時候，牧場被改成農田，馬也就很難養下去了。而且馬的習性，還是比較偏好寒冷的，所以如果經濟、文化中心南移，養馬的困難也會增加。還有，馬畢竟是體型比較大、有時也有點暴脾氣的動物，駕馭烈馬，需要健兒。如果社會風氣太文弱，聽到馬嘶就要說：“正是虎，何故名為馬乎？”那也是騎不了馬的。

這時候，就需要尋找馬的替代品。你的財富或者體質不足以騎馬，那就找個別的牲口騎騎。

那麼誰能成為馬的頭號替補呢？

首先排除掉駱駝。駱駝脾氣壞，體臭大，智商低，而且5歲才成熟，三年才生一胎，還需要長時間在外放牧。可以說馬的毛病它也有，馬沒有的毛病它還有。駱駝的好處是可以長時間不喝水，但黃河流域這個優勢意義不大，長江中下游地區就更是如此。事實上，除了別的牲口都堅持不下來的沙漠地帶，指望駱駝都是不划算的。

牛比馬便宜得多，力氣很大，這是它的長處。牛跑得比較慢，這個問題還好解決，因為很多時候你並不需要開得快，正如今天你的車最大時速是多少，通常也沒啥意義。何況還有號稱 “八百里”的犍牛，據說速度很可觀。但有個麻煩沒法克服，牛的脊背太寬了，身體柔軟的小牧童在牛背凹各種造型可還行，成年人在牛背玩劈叉，那個騎乘體驗就太不舒服了。而且以牛的體格，要是發起牛脾氣來，也太危險。如果馬對應今天的高檔轎車，牛對應的並不是低端車，而是拖拉機、挖掘機之類。

所以，名士喜歡坐車的魏晉時代，牛作為系駕工具，風光過一陣。但騎乘流行之後，牛的位次就不得不往後排了——朝鮮詩人倒是一直喜歡騎牛的，算是禮失求諸野了。

這麼一比，驢子的好處就凸顯出來了。

第一，驢子性成熟早，生育力強，自然價格也就便宜。

漢靈帝時代，因為皇帝喜歡驢子，導致驢子價格飛漲，幾乎追上了馬，但帝王的偏好攪亂市場價格，無論如何不是正常現象。我們以詩人的形象和驢子緊密結合起來的宋代為例：驢子的價格一般是十貫左右，個別特別優異的驢，可以賣到幾十貫。而史料中宋代馬價的資料很多，波動也很大：如朱熹檢舉台州知州唐仲友，有一條罪名是唐仲友的親戚受賄，“馬一匹，連鞍直錢一百貫”，辛棄疾曾用五萬緡錢採購馬五百匹，折算下來是每匹一百貫。這都算很低的價格，因為每匹馬二三百貫乃至五百貫的記錄，也絕不少見。這都是普通的馬，至於名馬的價格，大家都知道，那貴起來是沒邊兒的。（程民生 《宋代物價研究》）

而且驢子不光售價便宜，保養起來也便宜。驢子對粗纖維的消化能力強，吃得粗，消化道疾病少。簡單說就是身板兒雖小，但結實扛折騰，不像馬，需要懂馬的人精心伺候。

第二，驢子作為騎乘工具，有很大的優點。

驢子沒有馬的速度和衝擊力，戰場上作用絕不能和馬比。但是腰肢短瘦又堅強，運步靈活又平穩，騎驢比騎牛是舒服多了。驢子的耐力很好，魏晉時代，竹林七賢中那位阮籍，被任命為東平相，《晉書》說他是騎驢上任的，以今天的公路里程計，他騎驢趕了將近500公里的路，可見驢子慢慢悠悠走長途的能力，還是很可觀的。

而且，戰場上的劣勢，日常生活中也可能是長項。驢子體型小，意味著破壞力也小。雖然驢子膽小執拗，但是性格溫順，駕馭起來比較容易，所以才會有“小媳婦騎驢回孃家”的經典畫面。

明確了這兩點，那麼結合著廣大文人的經濟水平和瘦弱的身形 （雖然胖子而兼作文人的，數量並不少，但畢竟以瘦子為idea type），可以說為什麼會有文人和驢子的組合，我們已經找到了庸俗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