簫韶疊奏：雍正皇帝的人才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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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石祿生
在品藏天下匾額博物館中，古代科舉匾佔據了半壁江山，不僅數量多，歷史文化價值權重也較大。
因為透過科舉匾，我們通常能窺見特定歷史時期的政治生態、官僚體系樣貌等；畢竟在古代，科舉決定人才選拔，而人才決定政治生態和歷史樣貌。
譬如這塊“清三代”（康熙-雍正-乾隆）時期的科舉匾額
【簫韶疊奏】
，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代鼎盛期的人才治國方略。
福建品藏文化公司收藏
首先來談一談該匾的受匾人石夔和石麗，他們是一對福建籍的父子，父親和兒子分別是康熙五十七年的生員、乾隆九年的太學生。
顯而易見，這兩位跟筆者同姓的父子二人，都是當時福建科舉圈中的佼佼者，所以他們才會受到高官的題匾表彰。？題匾詞“簫韶疊奏”寓意深遠。其中“簫韶”，指上古虞舜時期的一種樂曲名稱，泛指美妙的仙樂，“韶”有繼承的意思，意指舜帝繼承了堯帝的美德。“簫韶”延續到周代，又成為宮廷樂舞代表作。
用孔子的話來說，“簫韶”就是盡善盡美的禮樂。在匾額中，“簫韶”代指受匾人父子的才華學識；“疊奏”意指樂曲二重奏，此處比喻父子先後在科舉選拔中勝出。？那麼，為受匾人石夔（kuí）、石麗父子題匾的是什麼人呢？實際上，題匾人也有兩個，分別是康熙年間的福建學政李鍾莪和乾隆年間的福建布政使高山，他們分別為受匾人父、子題詞表彰。？透過匾額
【簫韶疊奏】
，我們可以看出，在清康、乾時期，朝廷是很重視科舉人才選拔的，重視到什麼程度呢？
區區生員之選拔，省級官員都要親自關心、過問（學政和布政使都是省級高官）並題詞表彰。而且生員的榮譽，是被官方記錄在檔案裡的，——以至於不同時期的兩代生員的父子關係，還能被官方高層注意到，並將他們合併起來著重表彰。
可見，在康乾年代，讀書人的前途是不受限的，不論身份與出身，只要考試優秀，就能出人頭地。這在古代封建社會，無疑屬於難得的社會公平途徑。
前述受匾人石夔、石麗父子，分屬於康熙和乾隆年間的科舉生，他們中間隔了一個雍正時期。父子考生所處的年代問題，本是他們的年齡和代際關係決定的，未必有特殊原因。
但巧合的是，父子二人“完美錯過”的雍正時期，在科舉人才選拔角度看，恰恰是一個極為特殊的時期。？為什麼說特殊呢？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先要從康熙時期說起，再及其他。？眾所周知，康熙是個文治武功十分了得的皇帝，他之所以被後世稱為“康熙大帝”，就在於，在他為期六十一年的當政時期，創造了中華帝國的高光時刻，當時的中國是全世界最強盛的國家之一。擴充套件疆域、收復臺灣、科舉鼎盛、文官體系發達等，這些都是康熙皇帝的傑作。
但在康熙晚年的時候，大清帝國其實出現了短暫的衰敗跡象。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他兩度廢立皇太子，造成宮廷內鬥嚴重，繼而波及到整個官場，派系林立、利益集團此起彼伏，結果就是官場腐敗，積重難返。這種腐敗的風氣，也蔓延到了科舉體系，選拔出的人才，庸人太多。
劇照
就在國政朝綱亂象叢生的時候，康熙駕崩了，四阿哥胤禛上位執政，這就是雍正皇帝。雍正作為一個殺伐決斷、有魄力的皇帝，他當然看得出來朝政國體出問題了，他想撥亂反正，把清朝重新引入正確軌道。
而且雍正還知道，要把國家推回正軌，人才是關鍵。只有淘汰庸才，驅逐內鬥型官員，轉而大力啟用能幹事的人，大清的強盛才有可能延續或再出發。
雍正皇帝（吳奇隆飾）
他說：“治天下惟以用人為本，其餘皆枝葉耳。”意思是說，治理國家這種事，關鍵是用好人才，其他都是不那麼緊要的破事。？為此，雍正秉持“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理念，親自出馬，廣泛召集人才。他的“不拘一格”到了什麼程度呢？那就是對矯枉過正的主流人才評價體系，抱以蔑視的態度，並大力調整之。？當時已經傳承了千年的儒家主流觀點認為，評價一個人是不是人才，要從道德和能力兩方面去衡量，人品第一、能力第二。直到今天，這種主流觀點也被我們所繼承。
“人品第一、能力第二”當然是對的。但關鍵是“人品”這個詞，尺度太模糊了，就像萬金油，什麼都往上沾，這就是矯枉過正了，必然會造成沒有能力、光講“道德”的庸才成堆（況且口頭道德家未必有真道德），而略有性格瑕疵或情商不足的能人們，則被冠以“不道德”或“人品不好”的惡帽子而被擠兌到人才隊伍之外。？傳統儒家價值思想總體是精華，但也有不理性或虛偽的少部分，譬如以上現象或主流人才觀，就問題多多：有一些口頭道德家們，明明自己為人就不怎麼樣，卻敢於隨便給別人扣上“不道德”的帽子，原因可能只是對方不小心得罪了他或冒犯過他。
可以說，“人品”的帽子，是口頭道德家們在官場人才生態中，打擊他人的核武器。？偏偏“人品”的概念又模糊得很，被攻擊的一方，往往只有百口莫辯的份。但凡口頭道德家膽敢當面攻擊，對方還能辯一辯，或有理有據把帽子還給對方；可如果前者在暗處攻訐，則死無對證，被戴帽子的人如之奈何？
久而久之，表面君子、背後小人的口頭道德家們，就會在古代官場的人才生態中佔據有利位置，至於他們的能力怎麼樣，已經不重要了。
以上傳統人才評價體系的“易容術”，造成的後果就是，官場中的人才選拔標準畸變為這樣一種潛規則：“寧要奴才，不要人才。”這就是康熙晚期的官場現狀。但接班康熙的雍正皇帝，敏銳地識穿了這種虛偽的選拔規則，認為這就是對“人品第一、能力第二”準則的矯枉過正。？雍正認為：違背仁義禮智信的人才，當然是失德的，儘量不用；但類似於說話耿直、脾氣臭、有虛榮心、心胸不開闊、言行粗魯等，都只是性格瑕疵，不屬於道德範疇，這樣的人只要有能力，就要大膽使用。雍正說了：“朕從來用人，只論人材。”
於是乎，粗魯、莽撞、不懂禮數、敢於頂撞上司的李衛，為人刻薄、睚眥必報的田文鏡，都被雍正火線提拔重用了，成為舉足輕重的大臣。關鍵是，這兩位都不是科舉生，相當於沒有文憑，但雍正就是大用特用。
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取人所長，這就是雍正對待人才的原則。至於沒有能力的人，不管他表現得多麼“君子風範”，雍正也一概不用。？不得不說，雍正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辦法，讓能者上、無能者下，使大清官場的人才隊伍更加多元化，確實提升了雍正朝廷的執政能力，使得本已呈衰敗跡象的大清繁榮重回正軌。？但是，雍正皇帝的人才選拔辦法也有失之偏頗的地方。朝廷上下，需要用人的地方實在太多太多，總不能每個人才都由皇帝親自選拔吧？至於讓政府部門撒開手腳去選人，談何容易：“能力”也只是一個抽象的詞，具體的標準是什麼？非常不好把握。
歷史證明，頂尖的人才確實可以透過“不拘一格降人才”吸引得來，但如果專注於此，就是另一種矯枉過正；主流的、規模化的人才隊伍，最終還是要靠大範圍的考試來篩選。這就需要雍正皇帝把目光重新聚焦到科舉制度上來。
問題是，雍正皇帝在登基後的頭幾年，已經習慣了忽視科舉選拔。人才選拔的又一次撥亂反正，需要有人向雍正提出來。但鑑於雍正早期對科舉選拔的不信任，少有人敢於向他提議恢復科舉的繁榮和主流人才選拔地位。
到了雍正四年，終於有一個人斗膽向雍正皇帝上書提議：恢復科舉公平，促進人才選拔。這個人是誰呢？他就是科舉匾額【簫韶疊奏】題匾人之一，李鍾莪。
李鍾莪早在康熙五十七年就做了福建學政，到了雍正四年，照推測，怎麼著也是“部級老幹部”了，否則他何以有膽識向雍正上書？當然這只是筆者推測，沒有確切的史料可證實。
李鍾莪在奏書中大概是這麼說的：“翰林院是朝廷人才的儲備庫。在先皇康熙年間，幾乎每年每省都有高階人才充實到翰林院來；但在雍正朝，僅以雍正二年為例，蒙古、山西、河南、陜西、四川、廣東、湖南、廣西、雲南、貴州，以上諸省，都沒有進士入選翰林院。建議皇上廣開人才儲備之路，充實朝廷人才儲備。”？李鍾莪的奏書表達了兩層意思：一是天下人才這麼多，竟然有十個省未選到一人入翰林院，人才選拔肯定是出問題了；二是中國這麼大，選拔科舉人才忽視了三分之一的省份，選拔不公。？針對李鍾莪的奏請，雍正皇帝十分重視，擬了一條長聖旨，算是答覆李鍾莪兼批示抄送給有關部門酌情辦理。該諭旨文書記錄在案，有史料可查。雍正的諭旨大概也表達了兩層意思：
其一，為自己辯解，意思是他作為皇帝，在殿試時看到江浙一帶省份的科舉生，不論是作文還是答辯，總體都比較優秀，所以錄取名額是多了一些，導致其他省份少了一些。但他強調，從“只論人材”角度看，這沒什麼不公平的；很公平。？其二，雍正也給自己找了一個臺階下。他說，既然李鍾莪寫奏書反映了這個問題，必然是社會上有很多人在議論“科舉不公”的問題。李鍾莪的出發點是好的。為了堵住天下人的嘴，也為了避免浪費人才，以後儘量還是按各省名額選拔人才吧。？你看，不管正的、反的，雍正都有一套他的理論。不過歷史證明，雍正早期不拘一格降人才，在促進人才選拔、提高執政水平方面，確實作用巨大；這一舉措也為清除科舉腐敗，起到了敲邊鼓的作用。？但不管怎麼說，迴歸主流的科舉選拔人才制度，確立以考試為標準的人力資源體系，終究才是可靠的國家選才途徑。在這點上看，李鍾莪對雍正朝乃至後續清代科舉制度的公平延續，起到了重要的歷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