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唐朝以後，中國歷史進入遊牧部族的興盛期，遼國、金國、西夏、元朝輪番登場，佔據中原北方地區將近五百年，長城已經完全形同虛設。公元1368年，朱元璋發起了對元朝的最後一戰，派遣大將徐達、常遇春，帶領大軍北伐中原，殺奔元朝國都大都。

曾經所向無敵的元朝騎兵，此時已經到了殘燈末廟，士氣低落，兵無戰心，在明朝大軍的攻擊下一潰千里，徐達和常遇春基本沒打過什麼像樣的大戰，就攻克了元大都，橫行歐亞大陸的草原帝國，至此黯然退出中原。

朱元璋推翻元朝，使得遊牧部族勢力重新退回到長城以外，華夏南北重歸一統。然而讓他沒想到的是，他費盡九牛二虎之力“驅除韃虜”，老百姓貌似不怎麼領情，對元朝不無思念之心。

元朝的立國之本是依靠強大的武力，當年在統一戰爭中，元軍的彎弓和馬刀，沾滿了征服之地人民的血淚。元軍大將張弘範渡江南下時，曾經寫過一首有名的詩：“磨劍劍石石鼎裂，飲馬長江江水竭。我軍百萬戰袍紅，盡是江南兒女血”。

他的本意想炫耀一下元朝兵威之盛，但也從側面印證了元朝對佔領區百姓的殺戮之慘。那麼問題來了，既然元朝軍隊對百姓如此殘暴，朱元璋建立元朝後，老百姓怎麼反而會想念元朝？

說老百姓想念元朝，並非是信口雌黃，而是鐵證如山。有諸多歷史記載為證。

元末明初文人葉子奇的著作《草木子》記載，“元朝自世祖之後，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輕刑薄賦，兵革罕用，生者有養，死者有葬，行旅萬里，宿泊如家，誠所謂盛也”。“七八十年中，老稚不曾聞斬戮”，“可謂勝殘去殺，黎元在海涵春育中矣”，對元朝的思念之情躍然紙上。葉子奇一生都是個寂寂無聞的底層讀書人，沒有得到過元朝皇帝半點恩惠，自然犯不上昧著良心給元朝貼金。

明朝人李開先在著作《西野春遊詞序》中，回憶起元朝當年百姓生活狀況，“元不戍邊，賦稅輕而衣食足，衣食足而歌詠作”，對元朝頗有難忘之情。《紀文·上大司農陳素庵書》記載，“江南號為殷富，宋時畝稅一斗；元有天下，令田稅無過畝三升，吳民大樂業”，元朝賦稅比南宋和明朝都要少得多，“蓋吳中之民，皆樂於元，而困於明”，江南百姓甚至覺得明朝還不如元朝好。

連朱元璋在《明太祖寶訓》中都承認，“元主中國，殆將百年，其初君臣樸厚，政事簡略，與民休息，時號小康”。甚至到了元朝滅亡兩百多年後的明朝末年，明朝文人談遷想起元朝仍然無限神往：“其時賦稅甚輕，徭役極省”，對元朝念念不忘。史學家錢穆都為此慨嘆：“明朝諸臣士民不忘胡元，真屬不可思議之尤矣”。

元朝到底哪裡好？為什麼能讓明朝百姓念念不忘？從上述記載可以看出，有兩個原因。一是元朝實行輕薄徭役之國策。如《萬曆野獲編》記載，“乾元取民最輕”。元朝實行農業牧業商業並重，加之疆域廣大，達到兩千萬平方公里，各地只要繳納一點賦稅，涓涓細流歸大海，就是一個天文數字。歷代王朝視之為賦稅重地的中原、江南農耕區，元朝對之依賴程度並不高，只需徵收很低賦稅即可。

元朝兵威極盛，凡是與其接壤的鄰國，幾乎無一例外全部被打趴下，沒人吃飽了撐的敢挑戰元朝。除了元朝初年戰爭密度稍高，此後數十年間，邊疆幾乎沒有任何大的戰事。沒有戰爭，最大的受益者仍然是老百姓，不必負擔兵役和勞役，即使當了兵也無仗可打，混到退休回家養老。大規模對外戰爭次數極少，自然也不會產生龐大的軍費和軍餉開支，元朝也不必加稅增加百姓負擔，於國於民善莫大焉。賦稅輕微，是百姓懷念元朝的一個基本因素。

另一個原因，是元朝提倡“輕刑”。元朝統一戰爭中，曾經大開殺戒，不得人心。元朝開國後，為了收服中原人心，極力倡導“輕刑簡罰”國策。

美國學者傑克·威澤弗德在著作《成吉思汗與現代世界的形成》中記載，“蒙古人減少了宋朝嚴酷的刑律。他們減少了近一半的罪名數量，從233條減少為135條。”“忽必烈汗也很少允許使用死刑。他在位三十四年，有四個年份沒有死刑記錄”。

《元史》記載，“元之刑法，其得在仁厚，其失在乎緩弛”，認為元朝刑法尺度太過寬鬆。《草木子》也記載，“天下死囚，審讞已定亦不加刑，皆老死於囹圄”，很多囚犯被判處斬刑也不執行，只是關押到老死。

賦稅很少，刑罰輕微，都讓百姓感受到了實實在在的好處。朱元璋開創大明後，提倡嚴刑峻法，賦稅額度迅速增加，民間百姓感到一時難以適應，想念元朝是自然而然之事。

有人會問，元朝這麼好，為何還會被農民起義推翻？這其實一點不奇怪，“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朝代興亡乃是亙古不變之規律，三皇五帝、堯舜禹湯比元朝還要英明百倍，不是照樣消失在歷史長河中。元朝末年，統治層內部腐壞不堪，吏治敗壞，各項利國利民的國策都難以落實到位，被百姓拋棄也很正常。

參考資料：《元史》《草木子》《成吉思汗與現代世界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