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羅宇翔，作者授權釋出

2000年10月，一例特別的法律糾紛在全國範圍內引起廣泛關注。成都，這座被譽為“天府之國”的休閒之都，發生了中國第一場由打麻將而引起的官司。當“麻將”與“官司”——這兩個看似毫不沾邊的事物，在成都這個自帶“娛樂”、“市井”標籤的文化場域發生奇妙碰撞之際，這似乎印證了那個廣為流傳的段子：飛機在途徑成都上空時會遭遇顛簸，原因是成都人搓麻將聲浪巨大。

就訴訟案本身來說，便是一起圍繞麻將噪音問題而引發的糾紛：一年輕住戶因無法忍受小區樓下居民活動室裡老年人打麻將而產生的巨大噪聲，在投訴未果之後，最終將居委會告上法庭，指控活動室裡“不分晝夜的麻將聲”嚴重影響了她的身心健康。［1］

事件一經報道，公眾、媒體大多議論紛紛、選邊站：要麼站在年輕住戶的角度，指責麻將這一“不健康”的娛樂方式對日常生活、城市形象等產生的惡劣影響；［2］要麼站在老年人的角度，為麻將在豐富大眾娛樂、增強社會凝聚等方面扮演的積極角色而辯護。［3］

對公眾來說，他們眼裡這場更像是“鬧劇”的官司或許只會成為新近的飯後談資，然而在歷史學家王笛的視角下，這場牽涉“麻將”與“官司”的事件背後大有文章。從這起由麻將引發的法律糾紛出發，他重新檢視“現代化程序對於社會生活的影響”，尤其突出展現“個人權利和集體利益的衝突”，進而考察“世紀之交日常生活和大眾文化的演變趨勢”。［4］

從一件看似庸常瑣碎且有些荒誕的事件中犀利剖解出如此複雜而又深刻的層理，王笛的分析視角與論證技巧令人歎服。作為微觀史學的代表人物（姑且以這一頭銜簡單介紹），王笛的研究大多是從一個具體而微的切口入手，透過通常被人忽略的微觀視角，最終實現洞見宏觀環境的邏輯閉環。

將看似簡單的問題進行復雜的分析，或亦是力圖把複雜的問題分析得簡單易懂，王笛稱這是目前歷史作品表達中的兩種傾向。前者側重“話語分析”（discourse），後者強調“敘事”（narrative）方法；前者善用複雜理論及術語深挖簡單問題背後的玄機所在，後者直截了當闡述觀點引導讀者進入問題之中。儘管王笛認為“從我個人的研究來講，顯然接近後一種方法”，即更加考慮著作的面向與可讀性，但就他的研究角度、文字敘述而言，顯然兼具二者之長——從簡單問題入手，採用清新通俗的敘事手法進行多元分析，達到“使讀者從書中所講述的故事，去體會我試圖表達的東西。”［5］

在閱讀王笛著作的過程中，每每掩卷，筆者總會深思：為何會有如此不同的視角來提供解釋？為何在這一視角下的歷史變得更為真實卻又陌生？更令筆者興奮而又不安的是，同為成都人，王笛所展現的地道風物也真實存在於筆者的成長環境中，然而卻要在閱讀王笛以後，筆者才能真正理解在朝夕相處的一方山水背後，那深厚的文化滋養與歷史蘊涵。因此，對王笛論著的系統性閱讀，也是筆者對自身成長的文化尋根。本文試圖結合王笛的學術史與筆者的閱讀史，著重分析在不同時段裡王笛的學術轉型與研究方法轉向，進而探討王笛深層的學術關懷與價值導向。

不同於“微觀史學的代表人物”的身份地位，恰恰相反的是，王笛的早期研究階段（1980-1990年代）是以宏觀視野下的長江上游地區（他稱之為“巨區”）作為研究物件，其成名作《跨出封閉的世界：長江上游區域社會研究（1644-1911）》“有點像用一架望遠鏡來觀察這個巨大的區域。”［6］王笛承認，受到現代化理論的啟發，本書“宗旨是探索一個傳統的社會是怎樣向現代演化的”，因而不免將“傳統的喪失和現代因素的出現都視為社會進步的必然結果”。［7］可以說，以現代化精英視角分析社會變化，側重考察地方精英的思想活動，這是精英史觀在寫作論述中的具體表現。

此外，《跨出封閉的世界》以計量史學為中心，書中共有三百餘張統計表，“幾乎對所有問題，都試圖轉換為數字來說話”，王笛稱之為“一切從數字出發”。［8］例如透過量化研究與數字分析來揭示清代四川人口耕地統計工作中的嚴重問題，［9］透過處理商品流通量來測算基層市場的輻射範圍以及成都重慶雙中心的交易圈。［10］

1989年完成《跨出封閉的世界》後，或許是過度倚重定量研究方法所帶來的副作用，王笛感到了學術上的瓶頸：“未來的路在何方？我第一次出現了迷茫。”1991年，業已“功成名就”的副教授王笛選擇赴美求學，“把那些年在中國奮鬥的成果一下子都放棄了。一切從頭開始，放下副教授的身段，重新開始當學生。”［11］

自1991年赴美師從西方漢學城市史大家羅威廉（William T。 Rowe）攻讀東亞史，到1998年獲得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博士學位，再到2004年升任德克薩斯A&M大學副教授並獲終身教職，十餘年間王笛完成了最關鍵的學術轉型。在完成中國史學研究方法訓練並積累了可觀的研究經驗之後，王笛轉而接受西方史學嚴格訓練與跨學科多元視閾的培養，在“經過一番脫胎換骨一般的痛苦”後，實現了“真正從中學向中西兼具轉變”。［12］

進入中期研究階段（1990-2000年代）以後，在新的學術思維、問題意識與研究方法的引導下，王笛由《跨出封閉的世界》中的精英和宏觀視野逐漸轉入《街頭文化：成都公共空間、下層群眾與地方政治，1870-1930》與《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與微觀世界，1900-1950》中的大眾和微觀視野。在視角下潛的過程中，相伴而來的是史料缺乏以及如何解讀有限史料的問題。傳統的“王侯將相”、“精英天才”史觀習慣於忽視下層社會的歷史演進，如果說《跨出封閉的世界》是以精英的眼光望向底層，那麼《街頭文化》、《茶館》則是發出大眾的聲音對上層做出迴應反思。

成都北郊青龍場，趕場天的集市，1910年冬

《街頭文化》一書肇始於王笛研究生階段的一篇論文，在文中他將觀察點聚焦於晚清成都街頭這一特定場域，由此搭建起大眾文化的表演舞臺。在這一舞臺上，讀者看到城市商業、民眾生活、節日慶典、精英改良、政府控制……［13］各出好戲輪番上演。透過對公共空間中大眾日常生活的敘事，揭示出城市精英與下層民眾、國家文化與地方文化之間的內在張力。

以這篇論文為基礎，王笛的研究從“街頭文化”這一概念逐漸深入，在完成博士論文後最終將之豐富為《街頭文化》一書。在這一更加限定的研究範圍中，他深入探討了一系列問題：“公共空間在城市日常生活中有何功能？城市民眾與城市公共空間有何關係？誰是城市公共空間的主要佔據者？普通民眾是怎樣使用公共空間的？國家和地方精英在多大程度上控制街頭和社群？改革和革命是怎樣改變人們的日常生活的？在這個社會轉型時期，大眾文化和公共空間是怎樣發生變化的？在公共空間中，下層民眾、地方精英與國家權力的關係是什麼性質？以及大眾文化與地方政治是怎樣互動影響的？”［14］

《街頭文化》可視作王笛的研究領域正式轉入城市內部微觀世界，從下層民眾的角度出發，將大眾文化、地方精英、國家控制、時代變遷等集中放置於街頭這一公共空間，剖析政治、經濟、現代化等諸多因素的複雜面貌與深層影響。

當把研究焦點進一步縮小，從《街頭文化》走進城市街頭更為微觀的《茶館》時，公共空間與公共生活的演變脈絡由此更為清晰。如果說《街頭文化》仍舊意圖展現一個公共空間裡的文化叢（cluster），那麼《茶館》則更進一步揭示現代化程序中國家文化與地方文化的衝突、交融、相互吸收。［15］

在《茶館》中，王笛由茶館作為公共空間的物理存在延伸開來，貼近觀察茶館中來來往往的芸芸眾生——茶博士、茶客、夥計、店主、小販、江湖藝人……［16］在滿是精英活動的歷史中，王笛試圖從成都茶館裡底層民眾的日常生活中找到他們的聲音，“以他們自己的聲音來考察他們的思想和行為。”［17］

然而找尋下層民眾的“微弱聲音”絕非易事，在傳統歷史資料匱乏殘缺的背景下，更是要求論者對現有史料的挖掘、掌握、運用能力。在《街頭文化》、《茶館》的研究中，能夠清晰看到王笛將文學作品作為歷史資料加以利用的方法論創新。透過審慎運用竹枝詞這一類傳統敘事文學資料，能夠為理解把握城市公共生活、精英與民眾關係等提供多一種可能。［18］

1941年，美國《生活》雜誌記者C。麥丹斯在四川龍泉驛拍攝的一家鄉場茶館

直到近期階段（2000-2010年代），深入微觀史領域的王笛更為側重文字解讀。正如他所說；“隨著新文化史的興起，城市史研究者越來越多地使用影象資料。”影象證史提供了重新認識“史料”、定義“史料”的研究方法，但仍需警惕的是，視覺資料並非就一定是歷史的真實反映，“它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我們對都市的一種歷史想象，也就是透過現存的文字的解讀和我們對今天城市的體驗，建構一個頭腦中的逝去的世界。”［19］在推動圖史互證作為歷史研究新路徑的同時，王笛仍清醒意識到不當運用與過度依賴可能帶來的反噬危害。

2018年《袍哥：1940年代川西鄉村的暴力與秩序》出版，成為溢位學術界而進入公眾視野的文化暢銷書，這離不開王笛在歷史敘事可讀性上做出的長期努力。《袍哥》一書延續了王笛對微觀世界的宏觀思考，利用檔案、社會學調查、小說、回憶錄和文史資料五類不同文字，透過方法論上的新探索，“力圖超越國家和精英的話語，從多方面考察基層袍哥的背景、活動和日常生活。”［20］1949年，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學生沈寶媛以她在成都郊區所做的、題為《一個農村社團家庭》的田野調查報告為畢業論文。近七十年以後，這份田野調查報告成為《袍哥》一書最核心的文字資料。

可以說，王笛對袍哥的學術興趣貫穿其三十餘年的歷史寫作。從《跨出封閉的世界》對袍哥的粗線條描述，到《街頭文化》討論袍哥與街頭政治的關係，再到《茶館》分析袍哥“吃講茶”在地方權力與控制中扮演的獨特作用。在《袍哥》中王笛把“文學式的深描與嚴謹的歷史研究結合起來，併力圖在兩者間尋求一個平衡點。”如他本人所言，“由於袍哥問題已經在我心裡面醞釀了三十多年，因此這個微觀史的計劃進展非常順利。”［21］王笛對微觀史研究的得心應手與對袍哥歷史的恆久興趣，最終促成了《袍哥》的水到渠成。

回望王笛已走過的學術歷程，從俯瞰整個長江上游地區的《跨出封閉的世界》，到走近特定公共場域的《街頭文化》，到進入街邊三教九流來來往往的《茶館》，再到觀察正在“吃講茶”的《袍哥》……在不同時期的作品中，王笛的學術思維、問題意識與研究方法呈現出相應的變化，然而不變的是，作品背後他對故鄉成都的恆久關懷與深沉熱愛——在歷史書寫中回到精神原鄉。

在文字中，一向冷靜客觀的王笛也難免流露出綿綿的鄉愁：“我經常在遐想，如果成都城市還保留新中國建立初期時的格局，只是在周邊另築新城，那麼成都可以說是不亞於京都、奈良的旅遊勝地。但可惜的是，這已經成為永遠的夢。我只好透過這本書從一個側面來重構這個已經消失的城市，來寄託對這個古都的懷念。”［22］他把為民眾寫史的史觀融匯在歷史重構與敘事之中，背後是對斯土斯民的溫情與敬意：“無論是昨晚最後離開茶館的茶客，以及正在做夢的堂倌，他們不會知道，又隔了五十多年後，一位在成都出生長大但流落他鄉的歷史學者，會給他們撰寫歷史。他們不會想到，在這位小同鄉的眼中，他們就是歷史舞臺上的主角。”［23］

2019年11月，流沙河去世。在其著名詩歌《就是那一隻蟋蟀》中，王笛便如那一隻四川蟋蟀，遠離故鄉，在“鄉愁者的心窩”，唱了近三十年的歌。［24］從《跨出封閉的世界》到《袍哥》，這是王笛譜給成都的讚歌。

時間回到1991年，王笛對故鄉的深沉情感逐漸生長的記憶原點。“我至今清楚記得1991年春天赴美時，從飛機上看著下面美麗富饒的成都平原漸漸消失在我的視線之內，沒有遠行的喜悅，只有離別故土的心酸，因為我不知道何時再能回到她的懷抱。”［25］或許值得寬慰的是，在此後三十年的學術歷程中，王笛以歷史書寫回到了精神原鄉。在這個意義上，他和“她”，已然不再分開。

註釋：

［1］ 王笛：《成都麻將訟案引起的思考——城市日常生活中個人權利與集體利益的衝突》，《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2期，第61頁；王笛：《顯微鏡下的成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15-251頁

［2］ 王笛：《成都麻將訟案引起的思考——城市日常生活中個人權利與集體利益的衝突》，第65-68頁

［3］ 王笛：《成都麻將訟案引起的思考——城市日常生活中個人權利與集體利益的衝突》，第71、72頁

［4］ 王笛：《成都麻將訟案引起的思考——城市日常生活中個人權利與集體利益的衝突》，第61頁

［5］ 王笛：《走進中國城市內部：從社會的最底層看歷史》，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59、60頁；王笛：《顯微鏡下的成都》，第16、17頁

［6］ 王笛：《顯微鏡下的成都》，第1頁；參見王笛：《跨出封閉的世界：長江上游區域社會研究（1644-1911）》，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

［7］ 王笛：《顯微鏡下的成都》，第2、3頁

［8］ 王笛：《從計量、敘事到文字解讀——社會史實證研究的方法轉向》，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第2頁

［9］ 王笛：《清代四川人口、耕地及糧食問題》，《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年第3期，第90-105頁；第4期，第73-87頁

［10］ 王笛：《近代長江上游城市系統與市場結構》，《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6期，第105-123頁

［11］ 王笛：《從計量、敘事到文字解讀——社會史實證研究的方法轉向》，第4頁

［12］ 王笛：《從計量、敘事到文字解讀——社會史實證研究的方法轉向》，第5頁

［13］ Di Wang， Street Culture， “Public Space and Urban Commoners in

Late-Qing Chengdu”， Modern China， Vol。 24， No。 1， 1998， pp。 34-72

［14］ 王笛：《街頭文化：成都公共空間、下層群眾與地方政治，1870-1930》，李德英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0、11頁

［15］ 王笛：《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與微觀世界，1900-1950》，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第2頁

［16］ Di Wang， “ ‘ Master of Tea’ ：Teahouse Workers， Workplace Culture，

and Gender Conflict in Wartime Chengdu”， Twentieth-Century China， Vol。

29， No。 2， 2004， pp。 89-136

［17］ 王笛：《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與微觀世界，1900-1950》，第9頁

［18］ Di Wang， “ The Rhythm of the City：Everyday Chengdu in

Nineteenth-Century Bamboo-Branch Poetry”， Late Imperial China， Vol。 22，

No。 1， 2003， pp。 33-78

［19］ 王笛：《從計量、敘事到文字解讀——社會史實證研究的方法轉向》，第13頁；王笛：《影象與想象——都市歷史的視覺重構》，《學術月刊》，2013年第4期，第133-139頁

［20］ 王笛：《從計量、敘事到文字解讀——社會史實證研究的方法轉向》，第14頁

［21］ 王笛：《袍哥：1940年代川西鄉村的暴力與秩序》，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1-5頁

［22］ 王笛：《街頭文化：成都公共空間、下層群眾與地方政治，1870-1930》，第2頁；王笛：《走進中國城市內部：從社會的最底層看歷史》，第331-336頁

［23］ 王笛：《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與微觀世界，1900-1950》，第453-458頁

［24］ 王笛：《顯微鏡下的成都》，第343頁

［25］ 王笛：《走進中國城市內部：從社會的最底層看歷史》，第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