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王朝的第一任宰相蕭何是古代史上的明相，作為能夠跟隨劉邦打天下者，其最大的特長就是“鎮國家、撫百姓、不絕糧道”，因此在開國功勞的評定中他始終位居第一。

當時有人不服，說我們身先士卒，冒死拼殺去攻城略地，憑什麼蕭何他的功勞最大？劉邦告誡大家說：你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就像打獵，最重要的是指示獵物方向的獵人，而不是追咬獵物的獵狗。

但作為如此優秀之人，為何沒有能夠將漢朝的無為而治解決？這與蕭何有關還是同當時的時代相關，作為名相必然有過人之處。

典型的優秀相才

歷史上評價政治人才有三個標準“將才、相才和經才”。將才是指軍事方面的才能、相才是治理國家、安撫百姓的政治才能，經才是研究儒家經典的學術才能。

比如諸葛亮，既能治國安邦又能領兵打仗，就屬於將相之才；王陽明，理學大師又有軍事建樹，就屬於經術和將略的綜合性人才。蕭何就是典型的相才，無論是戰亂還是和平時期，他都能把國家治理得井井有條。

戰爭勝負最重要的保障是穩固的後方與後勤，項羽軍事能力上遠遠強過劉邦，可他背後卻是韓信和彭越的不斷襲擾，疲於奔命，本來江東是他很好的根據地，他卻死也不肯依靠，有蕭何這麼一個人幫劉邦打理後勤，項羽的失敗實屬必然。

漢朝初年的“無為而治”

漢朝初年，出現了無為而治的局面，通俗點就是就是朝廷不去過多幹預朝廷的政策。當時漢初經濟蕭條，劉邦剛當上皇帝找四匹樣的馬都找不到，很多當官的只能坐牛車，可見當時社會的困窘程度。蕭何這樣一個幫助劉邦打天下的優秀將才，卻解決不了西漢初期“無為而治”的局面，到底是為什麼？

首先我們從漢朝初年的“無為而治”產生的根源談起，先從已經滅亡的秦王朝說起。秦朝是中央集權郡縣制的草創時期，君權與相權如何平衡，各管什麼，也沒有明確的規章條文。贏政的個人性格不會容忍權力分散，李斯是法家思想的忠實執行者，他把自己定位在一個出謀劃策者的位置上，而不是承擔國家治理使命的人。

西漢的政治體制是在秦朝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既有集權又有分封，各種措施集一體者，中央集權的設計簡單而粗暴，只是廢除了法律苛酷的成分，其他方面不知道如何來治理就選擇任由其發揮，進行出現了所謂的無為而治。

漢初的“無為而治”體現了一大優勢，這種治國方式打著崇尚道家黃老之術的名義，實際上是在生產力大破壞之後急需與民休養生息，漢朝初年百姓一窮二白，已經完全失去了集中朝廷力量，能夠繼續支撐統治者窮奢極欲的思想。

那麼，為什麼在同項羽對抗的時候，屢次幫助劉邦出謀劃策的蕭何，在這時會無所作為？

蕭何沒有成熟的政治理念

蕭何雖有治理國家的才能，卻不是李斯這樣的政治改革家，他們沒有思想，也沒有成熟的政治理念，面對秦末複雜的社會現象，沒有詳細的設計方案，如同一個大管家一樣，只要百姓有活路即可，在現有情況下百姓不會造反，再者能夠自保就萬事大吉。

特別是在個人方面先圖自保，憑著感覺小心翼地處理與皇帝的關係，有餘力了再為朝廷百姓做點兒事，根本談不上宰相與皇帝之間合理的權力分割與監督。

西漢初期蕭何與劉邦的關係極為微妙，也映射出當時古代史上相權與皇權的制衡原則。一方面宰相在國家的政治生活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皇帝做的事都由宰相去頒佈和具體落實。另一方面宰相的權力又非常有限，他是臣僚和下屬，只有建議權，甚至經常會被皇帝猜疑。

皇權和相權難以平衡

蕭何曾經三次用計避免劉邦對他的疑心，最終保全了自身。第一次還是在楚漢戰爭時期，劉邦幾次派人慰問蕭何，蕭何採納部下的意見把自己的子弟都派上前線，打消了劉邦的疑慮。

第二次是劉邦平定陳謀反時，蕭何幫助呂后設計殺了韓信，劉邦雖然表面上讚賞蕭何，實際是害怕他也有二心，為此蕭何用召平之言，不僅拒絕封賞，還把全部家財拿出來資助軍隊，又躲過了一劫。

第三次蕭何不得不故意強買強賣土地，用汙損自己名譽的方法來換取劉邦的信任，從而不再懷疑他刻意籠絡民心。然而他還是被劉邦下了獄，最後還是有驚無險得以釋放。

我們可以看到，宰相在皇帝面前除了戰戰兢兢以外，已經不可能有任何政治主張，人格上不能獨立，政治的獨立更談不上。由於蕭何的權力極為有限，相權沒辦法去制衡皇權，因此他沒膽量給劉邦提出一些具有建設性的意見，當務之急是明哲保身。

雖然蕭何沒有參與並解決漢初的“無為”，也不是推動歷史進步的大方針者，但他的謀略水平還是很高，除了治國才能外，他不僅發現了韓信，還在彌留之際推薦了與己不睦的曹參接任相位。

他按照劉邦和自己的性格來處理君權與相權，他的這些處理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傳承下來，終其一生不去改變，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蕭規曹隨”。“蕭規曹隨”是蕭何處理政策的一種延續，雖然一成不變，但是卻穩定了漢朝初年的局勢，沒有因為政權的更替造成天下大亂。

想了解更多精彩內容，快來關注

史家獨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