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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焦deep focus radio| 重溫《駭客帝國》系列人與機器的關係仍舊值得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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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trix

在北京國際電影節

重溫《駭客帝國》系列

“人與機器”的關係仍舊值得反思

作者:李妮鄉

作為今年第十屆北京國際電影節的重磅展映影片,全新的4K修復版《駭客帝國》三部曲將在,北京部分影院進行放映,觀眾有機會在大銀幕上欣賞這個影史上最為重要的科幻系列之一,共同領略其震撼獨特的視聽效果和深刻的科技反思。

作為科幻電影的大IP,《駭客帝國》系列電影的經典地位早已毋庸置疑。影片講述了一個宏大的文明寓言,不僅囊括了對人類文明的思索與觀照,更深刻地觸及了虛擬AI世界的文化演進與倫理反思。影像以母體世界/機器人為鏡,映照著的是人類對於自身存在的思考,“人機關係”的探討背後也緊密聯絡著現實世界中紛繁複雜的權力關係與意識形態話語。時間來到2020年,電影中描繪的世界彷彿愈來愈近。我們甚至有機會在兩年後看到《駭客帝國4》,可以說是有生之年系列了!

科技反思:救贖是否存在?

如同所有經典的科幻電影一樣,《駭客帝國》始終貫穿著人類對以“科技”為核心的現代文明、科學理性的質詢與反思,片中反烏托邦氣質的賽博朋克世界的建構正是這種觀念的產物。其實早在1921年科幻題材影片《大都會》中,導演弗裡茨·朗就創造性地虛擬了機械文明高度發展的未來世界。但片中科技發達的機械城市卻成為了人類的牢籠,樂觀的科技主義信念被反烏托邦的技術反思所取代。知識與科技成為上層人統治底層勞動者的工具,助推著社會階層的分離與固化。

到了《銀翼殺手》(1982),末世賽博朋克的陰暗氣質被渲染到了極致:灰暗陰鬱的影像空間、潮溼窒息的末日氛圍,自私冷漠的人類身陷孤獨與絕望。《駭客帝國》無疑拓展且奇觀化了傳統科幻題材的末日空間,片中灰暗的影調與單調/剋制的用色(程式碼綠浸潤著整個影片序列)讓影像空間(現實與虛擬世界)流露出一種難以遮掩的乏味與頹喪氣質。酷炫的人物造型與凌厲的身體動作似乎也成為某種過度理性化的註腳,某種對於人性的規整、束縛與壓抑。

如果說現代社會發展中,科學是啟蒙、理性和秩序的代表,是現代人對宗教、神話等價值的去魅,那麼歐美科幻片內含的對現代與科學的反思便為“基督救世”與“宗教/神性闡釋”的主題開掘提供了合理空間。無論是《大都會》中耶穌般拯救眾人的“上帝之子”弗雷茨,還是《銀翼殺手》雨中闡釋生命體悟的羅伊,似乎都將某種救贖的可能指向具有宗教意味的受難與頓悟。在《駭客帝國》中,影片更是以尋找與信仰“救世主”結構整個故事,並將東方禪宗的輪迴與宿命思想巢狀到西方英雄抗爭命運的主題中,來實現對於宗教價值的現代性闡釋。而三部曲結尾尼奧十字架上的自我犧牲,以及“Neo”/“The Chosen One”(救世主)錫安(Zion)崔尼蒂(Trinity)等取名細節的宗教溯源也似乎提供著某種印證。此外,影片開拓性的時空創造如“子彈時間”,作為某種現代科技的造物在顛覆、拓展著影像的表意時,與影像內的技術反思表述形成了有趣的張力,成為《駭客帝國》影像序列反思科技的又一面向。

身份認同:如何定義“人”?

AI對身份的困惑與追問是科幻電影中常見的母題。如果說《銀翼殺手》的身份困惑圍繞著對記憶的追索與生命的感受,那麼《駭客帝國》對身份問題的探討則連線著關於“真實與虛擬”的探討,以及對“人性”的定義。

影片建構了兩個相互對照的世界:母體設定的虛幻而美好的“虛擬世界”與人類被機器催眠奴役、喪失尊嚴和自由的“真實世界”。片中對於“真實與虛假”的闡釋充滿著笛卡爾式的懷疑與存在主義式的思辨。正如影片會以直觀的方式展示人類精神與肉體的分離,並直言“真實只不過是大腦所解釋的電子訊號而已”(莫斐斯)。也曾多次肯定著尼奧作為獨立個體的自由選擇,存在主義式的實踐衝破一次又一次的宿命論預言。《駭客帝國1》中尼奧對紅色藥丸的選擇,是其對殘酷“真實”的接受,也是其從被控制的奴隸跨越到成為具有主體意識自由人的關鍵一步。相比之下,賽佛的身份危機與價值混亂正是在於他對“真實-虛擬”認知的“倒置”,然而遺憾的是,塞佛道德背叛的情節設定或許掩蓋了觀眾對於“虛擬-真實”命題的深挖與體認。

片中“真實與虛擬”的選擇似乎與身份、價值取捨相關,也連線著對人性內涵的思考。

對於人性的理解,導演設定了一系列對立來進行探討,如感性與理性、混亂與秩序等。並最終讓人情/感性反播秩序/理性,達到新的平衡。如敘事設定中第一代母體系統因過於完美而崩潰,先知植入“愛”的尼奧最終完成母體系統的升級等,以及紅衣女郎與賽佛叛變都流露出某種肯定世俗慾望的意味。人性本質中那些感性的/慾望的/缺陷的部分被接受,而講邏輯、有目的、可控的純粹理性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揚棄。在真實與虛擬界限被打破的前提下,導演讓“愛”成為衡量“真”,定義“人”的關鍵。片中的“愛”當然不侷限於男女情愛,無用程式莎蒂的出現無疑拓展了對於“人”的定義。

人機關係:共生還是臣服?

回溯整個駭客帝國大廈,故事的開端源於不可調和的“人機矛盾”。2003年動畫版的故事講述了人類發明人工智慧,卻將其僅僅當做人類的財產,AI的人權與倫理問題被極大忽視,人機關係更多的是一種奴隸制(人對機器單向的奴役)的延續。至此,人類與AI“壓迫與反抗”的關係便由此產生。人類的全面潰敗,以及機器世界為掌控人的意識發明了母體matrix,便在敘事伊始重構了某種絕對“臣服”的人機關係,只是這一次的臣服者是人類。隨著故事深入,尼奧不斷了解母體系統的運作規則,從藥丸選擇到先知指引,幾乎每一次的抉擇都伴隨著關於“獨立意志與機器意志”的反思與疑惑。值得注意的是,儘管《駭客帝國》系列有著完整而自洽的世界觀,但《駭客帝國》1與《駭客帝國》2-3相比是更為通俗、更為好萊塢式的結構,且後兩部對於前作有著分明的解構與顛覆。其中,《駭客帝國3》結尾對“獨立意志”的解構使得尼奧自我犧牲的“救世”行為顯得宿命與悲壯。史密斯潰敗前的驚恐與不甘亦印證了“機器意識”作為意識形態強效的制約力與影響力。

重新梳理故事脈絡,將每一次的系統重啟當做人類文明演進寓言的話,那麼先知與建築師相互依存卻又彼此對抗的角色設定儼然社會進化的激進派與保守派。權利鬥爭的結果是在《駭客帝國3》結尾達成的新的平衡,即人與機器的“共生”狀態。結尾錫安拯救的實現以及莎蒂升起太陽,並以合法的身份存在於母體世界也表達了人與機器共存的可能。不同於傳統影片中刻板化的人機關係描繪,即以機器人作為鏡面觀照人類社會,卻難免流露出人類中心意識的矛盾表述:如《人工智慧》的小男孩與《剪刀手愛德華》中的愛德華,以絕對的單純和善良反襯著人性中的醜陋與缺陷,或是在影像中妖魔化、極端化機器人以釋放人類對異己(科技)力量的恐懼,如《2011太空漫遊》中的哈爾9000與《機械姬》艾娃形象。《駭客帝國》3結尾人與機器共生的平衡狀態無疑是對非人類中心主義思想的闡釋與肯定。並且,無限複製的史密斯也傳遞著導演對西方殖民擴張的恐懼與反思。有趣的是,這裡的共生與我國講究人與人、人與自然“天人合一”的共存不同,更多的是一種西方式的、三方勢力(“人類-機器-擁有人性的程式”)在權力爭奪過程中相互制衡的結果。

《駭客帝國》作為經典的科幻電影,提出了許多值得我們反覆思考與咀嚼的問題:關於科技進步與現代性反思、人與AI(他者)/自我的關係、宗教信仰的價值、真實與虛擬的界限,以及對“人”自身存在的追問與無盡思考等。而建立在前人影像基礎上進行更深入的挖掘與思索,或許是我們可以進行的嘗試。人與自我、人與機器的關係仍舊值得追問與反思。

編輯:parallel

豆瓣:平還行

-F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