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李善長、徐達率領文臣武將進宮謝恩，朱元璋在華蓋殿接見了他們。賜座之後，朱元璋謙遜地說道：“今天成就一統之業，都是各位愛卿的功勞呀！”

徐達等將領趕忙起身跪地叩頭，齊聲說道：“臣等起自田壟，風雲際會，有幸追隨陛下。每次征戰，無不是遵循陛下的勝算。用兵次第，如以掌運指，待戰事結束，竟至不差毫分。這是天賜皇上聖智，非臣愚等之所及。”朱元璋掩飾著得意，手捋疏須，嘴角上提。

然後，朱元璋對於征戰殺伐，滔滔不絕地作了不容辯駁的總結。毋庸置疑，經過十多年的學習磨鍊，朱元璋已經成長為一位傑出的戰略指揮家。

但是，對於朱元璋把大明江山的統一，完全歸結於自己的英明決策，卻有了貪功之嫌。由此可見，謀士劉基、陶安等人的運籌帷幄之力，將士們的流血犧牲之功，也只不過是他在嘴上說說而已了。在朱元璋的心裡，臣下們的智慧功勞也已經變得越來越淡了。

從此以後，誰敢對榮膺天命的洪武皇帝朱元璋產生半點懷疑或者是腹誹，那就無異於犯上作亂、自尋死路，他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洪武皇帝的獨裁和殘忍在剛登上寶座便露出了端倪。但此時的文臣武將們卻沒有注意到這一點，他們只看到了新皇帝勵精圖治的勤勉與憂思。

提高修養 教育官員

朱元璋

在勵精圖治的同時，還在不斷地提高自身的修養

。朱元璋認同傳統道德規範的過程，是他與知識分子交流學習傳統典籍的過程。這一認識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不僅是朱元璋個人思考的需要，而且也是他做了皇帝之後，成為社會的需要。

朱元璋身為皇帝，他認為

人能夠修身是一種良好秩序的開端

。朱元璋並不直接談論自己修身的心路歷程，而往往是以典範的面貌展示給他的官員們。

洪武九年，在面對新上任一批省級地方官員時，朱元璋在講話中再次大談修身意義。他說：“聖賢們所講道理，無非率性修道而已，人若能終身以此為準繩，一定會受用不盡。有人從小並不知道事物是非曲直，但是長大後仍能做到孝敬父母、關愛兄弟，這便是人與生俱來的善良天性。如果能夠循著這一道理做下去，即為率性之道。一個人做好事，而其他有志者效仿他，這便是修道之教。推廣此意，有什麼好事做不成呢？你們這此地方長官只要努力做，就會永遠保住官職。”

朱元璋多次對大臣們表達

自己正心、誠意態度和價值觀念

。他說：“君主應該謹慎看待嗜好，不受外界誘惑，如同明鏡止水，正可以鑑照萬物，否則便似鏡子蒙垢，水中有渣，自身昏暗不清，又如何照物？”

朱元璋始終都認為，人都有喜好，問題在於你所愛好的是什麼。譬如，國君愛賢才，則大臣中多為有才幹者；國君喜歡正直的人，則左右親近無奸佞小人，這樣國家才有希望。如果喜好失當，勢必造成“正直疏、邪近”的局面，如果到了這個時候要想再治理好國家那就太難了。所以他表示

君主能否正心、修身，與國家的治亂是息息相關的

。

朱元璋曾對群臣坦陳己見，他說：“智力雖然足以使人取得天下，但不足以獲得人心，我每次回憶起這句話，總是通宵難以入眠。靜觀往事，無不如此。當初我起兵的時候，論智謀不如張士誠，論實力不如陳友諒，但是我對他們完全以誠相待，從未使用欺詐的手腕，所以他們最終敗在我的手下。我想，人的智力總有窮盡和不及的時候，唯有至誠，別人才能真的信服你。”

有一次，朱元璋到東閣，翰林待詔朱善等人在場，朱元璋再次就人應有的品德發表了看法。

朱元璋說道：“一國之君，如果以天下之好惡作為自己的好惡，處事就會公正；以天下的知識作為自己的知識，就能夠明達。人的天性就是愛自誇，愛說別人的錯誤。君子則不然，君子揚人之善，不自我所噓，君子能夠原諒他人的錯誤，而待己卻是十分地嚴格。”

朱元璋還一再提倡

誠心對待萬物

，他說：“對待世間萬物，都不要簡單地用眼睛或耳朵去觀察感受，唯有用心感悟，才能認清複雜的事物，萬萬不能憑藉智力，以為靠天生的聰明就能夠成功，其實，誠心才是真正有效的處世之道。”

當然，朱元璋在談及君主“修己”時，其實帶著很強功利主義色彩。他要求全國官員正心、誠意、修身，也是為了有效地維護大明政治社會秩序而採取的一種有效手段。他以修身為起點，推及治國平天下，以儒家“德治”的方法，實現對大明的有效統治。

現在，大規模的戰爭已經成了過去，接下來，

朱元璋考慮得最多的更是如何鞏固新王朝的政治統治和安撫九州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