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片巨頭高通公司在北京和上海設立研發中心，在深圳設立其全球首個創新中心；特斯拉在上海不僅建設了超級工廠，還設立了以整車開發為基礎的研發創新中心；施耐德電氣在北京、上海、深圳、西安建立了四大研發中心；西門子將位於蘇州的西門子電氣產品中國總部升級為中國及東亞總部，覆蓋其在韓國、日本等國家的業務，等等，

一系列與轉型、與升級、與研發、與科技密切相關的專案，落戶中國、紮根中國、佈局中國，不能不說，中國在引進外資方面，已經出現了根本性的變化，進入了外資引進的第三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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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試水階段。

當時中國對吸引外資，不僅沒有經驗，也沒有具體的標準和要求，只要是外資，只要是來自外國的業務，就都可以給予最大限度的政策支援和優惠。

最主要的是吸引外資的方式，叫做“三來一補”，亦即來料加工、來件裝配、來樣加工和補償貿易。

如果放到今天，很多人一定會覺得很好笑，認為這也算引進外資。但是，在那個時期的中國，資金極度缺乏、外匯比油還要金貴的情況下，只要有外資、有外貿業務，就已經是皆大歡喜、情不自禁的事了，哪還有什麼挑三揀四的份。自然，這個階段利用外資的水平是相當低的。嚴格地講，多數企業和專案，都算不上真正的利用外資。

第二階段，探索階段。

這是中國引進外資速度非常快、效率非常高的階段，也是“中國製造”快速推進、“世界工廠”快速形成、“中國產品”快速走向世界各地的大發展階段。因為，這一階段，也是發達國家製造業向外轉移的重要時刻，中國抓住了這個機會，也順應了國際製造業轉移的形勢，承接了製造業的轉移

。

“中國製造”不是偶然的，是內外因素共同作用成就的；“世界工廠”也不是偶然的，是中國供應與世界需求有機結合的結果。

也正是透過這一階段，中國探索出了一條符合自身特點的外資引進之路，從而成為推動中國經濟快速發展、中國綜合實力快速增強的重要力量。

第三階段，轉型階段。

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中國製造”水平的不斷提高，特別是土地、環境、勞動力等資源要素的供求關係發生重要轉變，以及國際形勢的快速變化，中國在引進外資方面也正在出現積極轉變。

傳統、低端、粗放的製造方式已經不適應中國經濟發展要求，特別是資源、環境的變化，讓很多原本屬於外資引進範疇的專案、企業，面臨淘汰格局。

在這樣的情況下，必然會有一部分企業和專案需要向外轉移。也許正是這種轉移，觸動了某些人的神經，開始唱衰中國外資，丟擲所謂的“外資撤離論”。殊不知，這種所謂的“撤離”，是中國利用外資必須邁出的重要一步。因為，留在中國和新進入中國的外資，都是必須符合中國產業結構佈局和經濟發展要求的，是必須能夠帶動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

於是，我們所看到的，特斯拉研發創新中心的落戶、施耐德電氣四大研發中心的設立、西門子中國及東亞總部的成立、達索公司亞太總部從東京搬到上海的現象，以及高通公司在北京和上海同時設立研發中心，等等，

這些專案，比起傳統的低端製造、簡單加工、粗放經營，孰優孰劣，應當不難分別。

所謂的外資“撤離中國論”，還能站得住腳嗎？還需要用更多的語言來駁斥和說明嗎？

商務部的資料顯示，2022年1-8月全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8927。4億元，按可比口徑同比增長16。4%。

如果說僅僅看外資增幅和金額還不夠的話，不妨再來看看外資的結構，特別是高技術領域的外資引進。

1—8月份，全國高技術產業實際使用外資增長了33。6%，其中：高技術製造業增長43。1%，高技術服務業增長31%。這樣的資料，足以證明中國在利用外資方面的轉型效果是非常好的，中國的利用外資工作，實際已經到轉型升級1的第三階段，並向著更高水平、更高質量、更高標準的目標前行。

那些因為技術、質量、品質、品種等不符合中國引資要求的企業和專案，退出中國市場，只不過是中國利用外資進行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的淘汰內容，與“外資撤離”毫無關係。

即便發生三星關閉部分在華工廠的現象，也是中國市場發生了結構性變化，中國自主品牌市場競爭力快速提升，給外資品牌形成了強大壓力的結果。如果要說“外資撤離”的真相的話，那就是利用外資轉型升級，利用外資已經從加工廠轉向實驗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