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2年，太平軍出廣西，進湘鄂，所向披靡，清廷深感綠營和八旗兵已不足用，便飭令各省舉辦團練，以助“攻剿”。1853年1月21日，因母喪回湖南湘鄉守制的禮部右侍郎曾國藩，奉命幫湖南巡撫張亮基督辦團練。後來，曾國藩認為團練不足恃，決定組建一種新的軍隊，這就是“湘軍”（也稱“湘勇”）。

曾國藩不是軍人，也沒有相關的經驗和背景。但是，他從道光二十九年起，就開始擔任兵部左侍郎這個官職，在當時，這個官職等同於今天的國防部副部長。曾國藩對大清的武裝情況，比一般人的理解的更為透徹和深入，這也奠定了他率領湘軍做出一番事業的基礎。

曾國藩認為：以大清目前的實力是無法戰勝太平軍的。因為，晚清的軍隊就是一潭死水，毫無生機可言。想要解決這一問題，就是“立新”，他要親手建立一支具有超強戰鬥力的隊伍。於是，他籌謀在長沙建立一支新軍。

曾國藩練兵，融入了我國軍事史上，首先發明的“政治教育”元素，他希望將部下練就成一支有良心、有靈魂的軍隊。自創立湘軍開始，他每逢三、八兩天，都會把軍隊集中在操場上訓話，進行政治動員。他教給軍人們忠君愛國之道，也教給他們愛民不擾民的處事原則。

當然，這是一個很好的教育，但是，卻有人評論曾國藩“手伸得太長”了，認為他在做職權以外的事。駐紮長沙的綠營軍不僅軍心渙散而且疏於訓練，而曾國藩則命令駐紮長沙的正規軍，每逢三、八兩天與湘軍一起訓練，他希望藉此開啟這些軍兵計程車氣和良心。

但是，這一利國利民之舉，卻差點要了曾國藩的性命。

大清慣例是：文官不可插手軍隊事情，即便是像巡撫這樣的大官，也不可插手軍隊的操練。

而文官們，痛恨曾國藩，卻沒什麼好的策略。但是，性情粗野的武官們可沒好脾氣，他們立即採取了“討伐”曾國藩的行動。帶頭鬧事的是長沙副將清德，他曾在抵禦太平軍進攻湖南一戰中臨陣脫逃，但是，“討伐”曾國藩卻是“勇氣倍加”。

他不僅帶頭抵制操練活動，而且，還四處動搖軍心，希望大家不再接受曾國藩的鼓吹。而殺伐果斷的曾國藩，便給皇帝上了個摺子，彈劾清德，並猛烈地抨擊了他的所作所為。咸豐帝允許曾國藩對清德緝拿問案，這是曾國藩在湖南官場內第一次與軍隊正面交鋒。

從表面上看，曾國藩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是，實際上他卻把這顆仇恨的種子埋在了大家的心裡。要知道，官場最講究“官官相護”，不知道誰跟誰就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他們彼此掩蓋罪行，不僅能保證大家平安，而且，還儘量避免讓大家處於危險之中，早已是唇舌相依的關係了。

湖南官員對曾國藩憤怒的舉動，最終，使得清德的直屬上司鮑起豹伺機反殺。綠營軍看不上湘軍這些“土包子”，經常藉故跟對方鬧事。同年的八月初四，鮑起豹再度挑釁，雙方都有負傷。而軍隊沒紀律怎麼行，曾國藩立馬給鮑起豹下了文書，讓他整頓械鬥之風。

然而，鮑起豹則希望用這個機會好好鬥鬥曾國藩。他特意將肇事士兵綁到曾國藩的公館內，同時，還散播謠言：“曾國藩要嚴治這幾人。”很快，訊息在綠營軍隊傳播開來，引發了眾憤，於是，他們紛紛上街遊行討伐曾國藩。此時，長沙城中一片混亂。

湖南官員早就看不慣曾國藩了，甚至，暗中添油加醋都等著看他的笑話，不久，軍隊居然圍攻了曾國藩公館。曾國藩以為軍隊就算再有膽子，也不會圍攻他這個二品大員，可是，沒曾想這些人早就喪失了理智，不僅衝了進來，還差點兒捅傷了曾大人。

對於此事，他只好急忙求助隔壁的巡撫大人——駱秉章。駱大人早就知道發生了什麼，可是，他卻故意在事態更嚴重後，才出面平息。事後，駱秉章還反過來安撫綠營兵，讓他們賺夠了面子。而且，對曾國藩的態度也很冷淡，僅一句“以後打仗還要用到他們”，就潦草地結束了跟曾國藩的對話。

並且，經過此事湖南官員見曾國藩被“治”得服服帖帖，他們個個都暗自竊喜。

可以說，這件事成為了曾國藩人生的一個重大挫折，一個堂堂的二品大官，居然被兵痞鬧事，而且，還沒人支援自己。這種難堪，在整個大清史上也是少有的，我們可以想象曾國藩當時是何等的氣憤。當然，他的第一反應是“告狀”，想把這裡發生的一切都說給咸豐帝。可是，再仔細一想，這不是好辦法。

因為，這封奏摺也只能治得了鮑起豹一人，其他的湖南官員還是會“逍遙法外”的，而且，還會讓自己未來的工作更難開展。經過幾夜深思，他決定淡化此事。不再與湖南官員們糾纏，相反，搬去了湘軍所在的衡陽居住。這點時間，他心裡想的就是：一定要練出勁旅，用戰場上的成績說話。

曾國藩作為湘軍的創始者，他將湖南各地團練整合成湘軍，成為了清政府與太平天國起義軍作戰的主要軍事力量。同時，曾國藩又藉助了安徽本土力量發展淮軍，並培養了淮軍首領李鴻章。湘軍不但消滅了太平天國，還參與了清廷與各地其他起義軍的作戰，而且，兵權落入漢族改變了當時清朝的政治格局。

參考資料：

【《曾國藩全集》、《曾國藩和他的湘軍》、《議汰兵疏》、《清史稿·卷四百六·列傳一百九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