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種程度上說，龍馬君是個悲觀主義者，對很多事物的前景總抱著一種“未必能如願”的感傷，讀歷史愈多愈是如此。漸漸地，在健雄的旁人看來，便少了些本應有的自信。

對這些看法，龍馬君是不以為意的，相對於多數人將自信作為一種品德式的素質，龍馬君更傾向於把它看成一種對周遭環境感知程度不同而產生的心態。因此，不能評價某人天生自信或者不自信，只能說某人在某時某刻對他所認知到的前景感到樂觀。

民族也是如此，即使日本這樣悲觀的民族也曾有段特別自信的時光。

在近代以前，作為中華文明輻射圈內的日本，是沒有太多自信的。在中國為核心的華夷秩序中，日本是個小國，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在他的作品《激盪的百年史》中就提到：

“古代的中國擁有非常先進的文化，對日本來說，學習中國，是一個莫大的恩惠。”

雖然古代日本多次向中國挑戰，但總體而言，它是把中國看做一個形成日本文化源流的大國而懷著敬畏之情的。

然而，到了一百多年前，情況發生變化了。

1895年，日本戰勝了它學習了一千多年的老師。

此時的日本志得意滿，中國在東亞秩序中的核心地位已經不復存在，千百年來對中國的自卑也突然變成了優越感。

信夫清三郎在他的《日本近代政治史》中描述了當時日本人的心態：

“直至戰爭開始的那一天，我們還不把中國人看成不好的國民，至於對中國，我們在心中更是絲毫也不抱有憎惡之感。”

戰爭勝利之後，“自明治十九年反對歐化時代以來所出現的儲存國粹、自負的愛國心以及排外的帝國主義等等保守的迷妄，隨著勝利而氣勢昂揚，這恐怕是遍及日本全國的大勢吧。”

1905年，隨著日俄戰爭中東鄉平八郎在對馬海戰中的史詩性的勝利，日本戰勝了擁有全世界最龐大軍事力量的沙皇俄國，近代歐洲不可戰勝的神話第一次被打破，日本在不到40年的時間裡就從一個世界邊緣的農業國躋身為一流強國，國民的民族優越感越加膨脹。他們更“自信”了

夢芸生的《車伕與留學生》頗可反映當時普通日本人的心態。

日本的黃包車伕問中國留學生：“日本和俄國打起仗來，日本打贏了，你們知道嗎？”

中國留學生：“是的，知道了。”

日本黃包車伕顯出得意之色：“這樣一來，老兄，你不羨慕嗎？”

中國留學生並沒有意識到這位車伕的“自信”，繼續應道：“是，是的。”

日本車伕似乎還意猶未盡，自言自語道：“對著中國人，真是說什麼話，他們都不懂啊！”

連一個社會底層的日本車伕都對渡海而來的相對富足的留學生有了莫名的自信與優越感。

龍馬君出生在蘇南農村，這裡的人即使是家徒四壁，也特別愛好與所謂的外地人比較兩地經濟的優劣與GDP的多寡。在這種自我陶醉中，他們完全忘記了個人的處境，他們也根本不知曉自己口中的“經濟發達”在整個世界上又是什麼水平。要知道，與周邊的鄰國相比，西非大國奈及利亞的經濟也可以說是相當發達的。

以此為起點，日本人便陷入了這樣一種迴圈，越自信則越不能對時局有清醒的認識，越沒有清醒的認識則越自信，在此種情況下，不合時宜的自信約等於無知，就像宮崎滔天在他晚年的著作中感嘆的：

“回顧我們民族，傲慢已極，自是井底之蛙，卻對外界無理之極。若因果報應乃天地自然之公理，則日本必有亡國之運，國民必嘗其悲慘。”

後來，果然不幸被他言中。

這不僅僅是日本帝國的悲劇，也是被日本侵略的其他國家的悲劇，更是全世界的悲劇——今天的我們本可以有個更和諧的世界。然而這種事，又有什麼辦法可以避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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