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國的圖書事業起步早，發展迅速，東漢時期蔡倫已經改良了造紙術，在宋朝的時候又誕生了活字印刷術。這些先進的發明大大助力了我國的圖書事業的發展。

眾多史學家認為，明朝的圖書事業比較前代來說有重大的飛躍，無論是印裝、收藏還是編目都在中國的文化事業上取得了矚目成就，而明朝的圖書事業究竟是什麼樣呢？明朝刻書的總體概況

明朝初年

，由於經歷了對文化事業的經營不善以及元末各方勢力的戰亂，

各項事業凋零，圖書事業也是百廢待興。

據明人回憶：“國初書版，惟國子監有之，外郡縣疑未有。”以此可見一斑。

到了洪武年間，明朝開始了恢復科舉以為國家選拔人才，此時的明朝圖書事業開始得到恢復。

當時的圖書多是以印刷與考試相關的四書五經等儒學經典內容。到了明朝中後期，隨著封建經濟進入了一個繁榮穩定的時期，明初所只刊印儒學經典情況便不符合實際需要了。於是大量的關於農學，醫學等實用類書籍也大量地刊登出來。

尤其值得大書特書的是，由於思想解放運動的出現，市民階層的興起，世情小說的出現大大促進了明朝圖書事業的發展，《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等不朽之作皆在當時誕生。值得注意的是，在當時刊印的作品中已經出現了插圖，如建安餘氏雙峰堂就以刊印精圖小說而出名。同時

由於印刷工藝的改進促使印刷價格的降低，掀起了一陣私人刻書的風潮。

史籍記載“數十年讀書人，能中一榜，必有一部刻稿。屠沽小兒，身衣飽暖，歿時必有一篇墓誌。”由此可見私人刻書事業之發達。不僅於此，前朝歷代的文獻資料也大規模地被刊印，如唐傳奇，宋版本等等。可以說，明朝的圖書事業對於保護中華民族的文脈，促進中華文化的延續起到了極其大的保護作用。

明朝的刻書事業還有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呈現出遍地開花的態勢，即無地不在刻書。即使在古代用於流放犯人的海南島，也存在著刻書。比起宋金時期刻書中心主要是集中在河南開封、山西平陽、四川成都，

明朝的刻書中心更加地廣泛，新興的刻書中心有南京、北京、蘇州、徽州、南京等地

。據《古今書刻》記載，僅在蘇州府的刻書都有176種，南京的刻書有274種。這些都還是不完全統計，數目都已經是非常的巨大了。

明人胡應麟在《少室山房筆叢》中也寫到“吳會，金陵，擅名文獻，刻本至多……海內商賈所資，二方十七，閩中十三。”透過文字，儘管時隔百年之久，明代刻書業的繁盛我們仍能窺見一斑。其中，由於經濟發展，工藝不同的原因，不同的地區刻書的質量也各不相同，其中

公認的刻書最為精美的地方是蘇州、南京

。明朝人謝肇猘指出“宋時刻本以杭州為上，今杭刻不足稱矣，金陵，新安，吳興剞劂之精者，不下宋版。”我們現在看到的如《孫樵集》《格致叢書》等都是當時的精品。明代圖書的收藏事業一覽

明朝的圖書收藏的主體無外乎來自宮廷和民間。

明朝的開國皇帝太祖朱元璋雖然出身草莽，文化教育水平不高，但他對圖書文化事業極為上心。洪武元年，徐達北伐元大都，朱元璋專門囑咐徐達“收其秘閣所藏圖書典籍，致之南京。”明朝接收了元朝所藏的宋遼金三朝圖書，並以此作為官方圖書收藏業的基礎。與此同時，明朝官方還向民間求購圖書。如建文朝時“建文即位，猶急儒修，購遺書，申久典，日惟汲汲不遑逸。”

永樂皇帝雖然文化程度也不高，但也明白“凡人積金玉以遺子孫，朕積書亦欲遺子孫。金玉之利有限，書籍之力豈有窮時”的道理，故“書籍不可較價值，惟其所欲與之，庶奇書可得。”隨著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明朝的宮廷藏書中心也隨之北移。

在明宣宗時期，宮廷藏書業達到了頂峰時期

。史稱“是時密閣貯書約二萬餘部，近百萬卷。”“宋元所遺，無不精美。”由此也可以看出明代的宮廷藏書業不僅數量龐大，而且質量也十分精美，是難能可貴的文化盛事。

可物有盛極必衰。

宮廷藏書業的下坡路以正統十四年（公元1449年）的宮廷大火為起始

。史料稱這一場大火燒光了宋元以來的所有藏書。但明英宗並沒有引起重視，既沒有及時補救，也沒有派人去民間查訪。

此後明朝歷代君主都沒有對圖書事業上心。

就如中興令主明孝宗，在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大學士丘濬就指出“數十年來，在內未聞考校，在外未聞購求”，並提出建議“或有缺本，則行各直省訪求，有者，借官抄錄，以增未備。”遺憾的是，他的建議並沒有得到施行。

在嘉靖年間，再次有大臣提出建議去民間訪求藏書，也是遭到皇帝的拒絕。

此後，國家藏書業愈發走下坡路，並且出現了大臣私拿國家藏書的情況。

“假借者，往往不歸原至帙。”在萬曆三十三年，明朝宮廷藏書進行過一次大的整理，參與整理的官員無奈地說，比起宣德年間的藏書，已經是“十不存一”。沈德符也在《萬曆野獲編》中辛辣地諷刺““更數十年，文淵閣當化為結繩之世矣！”

到了晚明之際，由於戰亂頻繁，宮廷藏書更是進一步地流失，到清朝康熙年間，明朝官方藏書已是寥寥無幾。

至於民間藏書，無論是儲存下來的藏書質量還是數量，都比宮廷藏書更好。在近現代著名歷史學家謝國禎先生的扛鼎之作《晚明史籍考》中收錄的圖書大多是來自民間私人藏書，由此亦可見明朝民間藏書業的繁盛。在《藏書記事詩》中曾整理出清代以前比較有名的藏書家。

明朝的著名藏書家有427人，超過此前藏書家的總和。

比較著名的藏書家有宋濂、顧元慶、王世貞、唐順之、範欽、茅坤、錢謙益等。

就拿範欽與他的天一閣來說，在天一閣內藏書多達七萬卷。雖然在明清戰亂中損失大約兩成，但在乾隆皇帝編撰《四庫全書》時天一閣進貢了600多部，得到了乾隆皇帝的賞賜。到了現代，

天一閣的藏書中儲存明代地方誌、登科、會試和鄉試錄數量龐大，而且多是孤本。對於後人研究明朝的社會生活，風土人情等等貢獻巨大。

可見明朝的私人藏書業對歷史研究，保護中華文脈的作用遠遠超於宮廷藏書業。明朝的圖書輸出事業一覽

在古代亞洲，除了中國外，還有眾多受儒家文化影響的國家，如朝鮮半島、越南、日本等。學者將受儒學影響的這一地域範圍稱之為儒家文化圈。在明朝時，國家強固，經濟發達，被眾多鄰國所仰慕。

外國將輸入中國的圖書作為學習中國強盛之道的一種方法，而中國將圖書輸出則作為擴大天朝上國影響的一種途徑。

在明朝與外國互相派遣使者交往時，明朝的使臣往往也會攜帶若干的書籍。

從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起就採取這樣的外交手段。明朝初年編寫的關於天文曆法的圖書《大統歷》就是輸出所見記載最多的書。

這本書的輸出常常作為政治羈縻的一種手段給予臣服於明朝的國家，或是暗示應當臣服於明朝的國家。

如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派遣使者到安南出訪“賜日煃《大統歷》”。同年派遣使者出使爪哇，同樣賜予《大統歷》。在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派遣使者出訪日本時“賜日本王良懷《大統歷》”。

外國使臣來訪華時，明朝政府也往往大方地回贈賞賜

，以顯示中華上國的富庶，讓人往往容易忽略的是，

所回贈的賞賜除了珍奇古玩、金銀珠寶以外，書籍也佔了很大的分量

。如永樂二年，暹羅使臣訪華，明朝“賜賚有加，並賜《烈女傳》百冊。”永樂元年時，朝鮮國王派使者訪華，明成祖為嘉獎他們的恭順，“賜金印、誥命、冕服……及經籍彩幣表裡。”

史籍記載，這一次賞賜中所賞賜的書籍包括四書五經，《春秋會通》《大學衍義》等等。值得一提的是，明代所輸出的圖書不僅是儒學經典，還包括各種實用類書籍還有文人作品、野史編撰等等。如日本訪問明朝的僧人帶回去了《清江貝先生文集》，朝鮮使者也帶回了《吾學編》等書。

總體來講，明朝對外圖書輸出數量大、品種豐，對於促進形成以文化為載體的儒家文化圈起到了主導作用，並且輸出的先進文化促進了周邊國家的發展，擴大了中國在世界上的影響力。

結語

明代的圖書輸出事業在文化軟實力成為衡量國家實力的標準的今天仍能給予我們啟發

，以文化為載體的和平外交更是值得全世界借鑑。明代的圖書事業當然不止筆者這三言兩語所能敘述完全的，仍等待著後世的讀者，歷史愛好者去深挖其財富寶庫。

參考文獻：

《萬曆野獲編》

《明史》

《晚明史籍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