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與胡適
文 |王蓉
錢穆（1895-1990），字賓四，江蘇無錫人，著名史家。他早先當過小學教員，由自己的用功和努力而成為中學教師，又進而為大學講師，副教授，教授，名教授。胡適（1891-1962），字適之，安徽績溪人，新文化運動旗手，在美國留學歸國後，一舉成名，成為北京大學名教授。這兩位學者處於同一個時代，而各自的求學經歷迥異，對中國歷史、中國文化都有自己獨到的見解，但他們的文化指向可以說是格格不入的。一般說來，錢穆被認為是屬於文化保守主義，近年來更是被歸於“新儒家”，簡而言之，就是對中國傳統文化抱認同的態度；而胡適提倡“全盤西化”、“充分世界化”，代表了“五四”以來批判中國文化和提倡西化的主流派的觀點。因此探究一下錢穆筆下的胡適，錢穆對於胡適這樣一位“師友”的“雜憶”，不僅可以瞭解同一時代兩位學者之間的人際交往、文化交流、學術爭鳴，更能夠展現“五四運動”以後在中國社會劇烈變動，中國傳統學術界急遽變遷中知識分子經歷的前所未有的心路歷程。
錢穆對於胡適，有一個早先崇仰而後發生懷疑，最終不滿意的過程。他在自修過程中隨著學識的增長和學術地位的上升，對胡適逐漸由尊崇而疏離以至於公開對立。錢穆的早期著作《國學概論》中，多處提及或引述胡適的觀點，明顯是將其作為權威學者加以介紹。尤其是“最近期之學術思想”一章，將胡適與梁啟超作比較，認為：梁談諸子尚在胡前，然其系統之著作則皆出胡後，梁述先秦政治思想史雖較胡精密詳備，“惟其指陳途徑，開闢新蹊，則似較胡氏為遜。”大體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錢穆對胡適還是頗為肯定的。可是，他們的“蜜月”並未維持多久，兩人在思想和學術上的歧異便暴露出來。以至於後來錢穆在八十高齡寫《師友雜憶》，以一個思想完全定型的老學者來回憶師友時，對胡適並無多少好感。錢穆在憶及“師友”時，似乎總是情不自禁地提到胡適，但是其間敘述並無一般的相識、相知、相交的建立深厚友情的過程，相反，我們讀到的更多的是兩人之間的隔閡，他們之間的交往並不頻繁，私誼也不密切。顯然錢穆在提到胡適時已形成一種文化上的逆反心理，在行文中經常隨手拈來批判其文化主張，像對新詩、白話文、文學革命都有些不好的評論。當然錢穆、胡適之間並不是關係惡劣至極，客觀而言，胡適對錢穆，尚宅心仁厚，有所包容，譬如，胡適對於錢穆的《劉向歆父子年譜》的考據謹嚴，摺合古今家法，十分佩服，常常對人做義務宣傳。並對前來問學之人謂有關先秦諸子事，可向賓四先生請教。當時外界學人誤以為錢穆從胡適做考據學。胡適甚至將私藏“孤本”《求仁錄》借錢穆研究。錢穆對胡適雖不滿，但並無惡言中傷，只是交之以禮，敬而遠之。在學術上有所批判，並不進行人身攻擊。從這一點來講，這種不以個人恩怨的學術批評精神，還是值得稱道的。兩人的為人處事值得後人學習。
下面讓我們跟隨錢穆的文字一起追溯他與胡適的幾次交往，看看錢穆筆下究竟是怎樣一個胡適。
1927年，33歲的錢穆轉入蘇州省立中學任教。此時37歲的胡適正意氣風發，名滿天下，應邀前來蘇州女子師範、蘇州中學作演講。他來蘇州的目的之一就是想見錢穆，因有人介紹“莫望一見蘇州中學之錢某”。當時的錢穆正致力於《先秦諸子系年》一書的寫作，並發表一部分於南京某雜誌，但是有兩書討論《史記·六國年表》，始終找不到。“驟遇適之，不覺即出口詢之。適之無以對。”以胡適當時的地位、身份，其尷尬可想而之。為此，胡適不與錢穆搭話。而後胡適即以“忘帶刮鬍子刀”“積習非此常用刀不可”為藉口，欲返滬。臨行前，給錢穆留一上海地址，“曰，來上海，可到此相晤。若通訊，亦照此地址。”這是兩人初次見面，胡適正式與錢穆說的僅有的一句話。錢穆在晚年對這件事亦做了自己的反思，但更多的是對胡適的不理解，“自念餘固失禮，初見面不當以僻書相詢，事近刁難。然積疑積悶已久，驟見一天下名學人，不禁出口。亦書生不習世故者所可有。適之是否為此戒不與餘語。”此後錢穆終不與胡適相通問。錢穆對兩人的關係有一個很形象的比喻，“顏觸見齊王，王曰觸前，觸曰王前，觸終不前。”兩人終因各自的分歧和性情的孤傲，不得進一步深交。錢穆對胡適的第一印象也僅為“既不似中國往古之大師碩望，亦不似西方近代之學者專家。”可以說，錢胡兩人初次見面雖然時間短，未做深入長談，當時也並沒有論及文化志向上的分歧，但卻顯示了胡適尺有所短的尷尬和錢穆尋覓知音的失望情態。在胡適這一方是揮之不去的尷尬，以後也不能以正常的心態來與錢穆交往；在錢穆這一方或許是深深的失望，他筆下的胡適名不副實、度量狹小。兩人初識，遠非思慕已久所應有的親切自然，這似乎預示著兩位大學者日後的不諧乃至相斥。
錢穆認為胡適“世俗之名既大，世俗之事亦擾困之無窮，不願增其困擾者，則亦遠避為事”，因此兩人的再見面，已是在錢穆赴北平燕大任教時。錢穆與顧頡剛為討論老子年代問題，赴胡適家。胡適沿襲清人的一種說法，認為老子年代早到春秋晚年，略早於孔子，並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中，把那個神仙化的“老子”還原為哲學化的老子。錢穆舊作《關於老子成書年代之一種考察》，認為老子晚到戰國，晚於孔子，略早於韓非。胡適堅持己說，首先受到梁啟超的反對，與馮友蘭、顧頡剛、錢穆的意見也都相左。錢穆似乎認為胡適的觀點不值一駁。坊間有很多關於錢穆、胡適兩人爭論老子問題的趣聞，於幽默之中反映了兩者的尖銳分歧。據說胡適在北大講課對於老子的年代問題和錢穆的意見不和，有一次他憤然地說道：“老子又不是我的老子，我哪會有什麼成見呢？”不過他的態度還是很客觀的，當一位同學問他錢先生的說法和他不同，究竟哪一個對時，胡適答道：“在大學裡，各位教授將各種學說介紹給大家，同學應當自己去選擇，看哪一個合乎真理。”張中行在《紅樓點滴》一文也有類似的記載：“胡書早出，自然按兵不動，於是錢起兵而攻之，胡不舉白旗，錢很氣憤，一次相遇於教授會，錢說：‘胡先生，老子年代晚，證據確鑿，你不要再堅持了。’胡答：‘錢先生，你舉的證據還不能使我心服，如果能使我心服，我連我的老子也不要了。’”這次激烈的爭執以一笑結束。
其間胡適曾患病住院，有人責問錢穆：“適之尊君有加。今病，訪者盈戶，君寧可不去？”錢穆答，“此顯屬兩事，君併合言之，將教餘何以為人。”錢穆由此深感“餘自入北大，即如入了一是非場中。”當時錢穆和胡適分別講授的課程吸引了眾多的學生，原因之一是他們的觀點對立，錢稱“大凡餘在當時北大上課，幾如登辯論場”。可見，由於錢穆對以胡適為代表的學校當權派、思想主流派在個人感情上的隔閡，學術觀點上的對立，導致人際關係上的誤解，這對於潛心搞學問，“性迂而執，不能應付現代交際場合”的錢穆來說並不是令人愉快的事情。
錢穆在北平七八年，胡適僅來訪過一次。而且胡適來，僅為告訴蒙文通解聘之事。蒙文通，四川人，從師廖平，乃錢穆的好友。他最早賞識錢穆的《先秦諸子系年》，並將其發表於南京某雜誌。蒙文通在北大歷史系任教有年，卻一次也沒有去過胡適家。可見他們關係之疏遠。胡適以“文通上課，學生有不懂其所語者”為由，決定秋後將不續聘。錢穆據理反駁，胡適自知理屈，兩次“語終不已”，“兩人終不歡而散”。錢穆亦從中感到了一絲涼意，似亦隱含落聘之憂，他在北平購書五萬餘冊，嘗笑語友人：一旦學校解聘，可擺一書攤，不愁生活。當然他與胡適失和，也並沒有影響胡適聘他任北大教授。但是一涉及到實際問題，胡適的態度就很分明。任繼愈曾回憶，有一年曆史繫系主任陳受頤休假，有人提議系主任是否由錢先生接替。當時胡適任文學院長，說：“錢先生剛來北大時是副教授，現在已是教授了。”沒有往下說，這個建議就擱淺了。到了臺灣以後，胡適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在他有生之年，錢穆一直也沒能評上院士。李敖曾為此抱不平：“他（指錢穆）在古典方面的樸學成就，卻更該先入選成院士。”
綜觀錢穆、胡適兩人的交往，始終是異多同少，終非一路。其實，他們的具體學術分歧尚屬表面，錢穆不滿胡適最突出的一個方面，是他反對胡適倡導的“新文化運動”，盪滌中國傳統文化和傳統的價值理念，批判中國文化和提倡西化，這導致他們在一系列問題上缺乏共同的語言。錢穆對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的主張，如新詩、白話文、文學革命，經常隨手拈來批判一通。當時北大的學生回憶，他在講課中隨時聯絡批判胡適的一些提法。常說：“這一點，胡先生又考證錯了！”這在他的回憶文字裡也有所體現。例如他說新詩：“民初以來，爭務為白話新詩，然多乏詩味。又其白話必慕效西化，亦非真白話。”“路上忽悟宋人詞楊柳岸曉風殘月一詞。千年前人一詞句，可使千年後人誦之如在目前，此豈隨手拈來。而近人乃以死文學目之，真可大笑。”他評“新文化運動”：“凡中國固有必遭排斥”，“厚誣古人，武斷已甚”，“譴責古人往事過偏過激”。對胡適本人，也連帶批判：“當時中病實在一輩高階知識分子身上。而猶如新文化運動諸鉅子，乃群據大學中當教授，即以大學為根據地大本營”，“胡適之在北京大學明白昌言，中國之有大學必確然自北京大學始。‘二十五史’所載歷代國立太學皆擯不得列於大學之林。此誠無法解說者。”對自己，則慶幸：“時餘已逐月看《新青年》，新思想新潮流至湧來。而餘已決心重溫舊書，乃不為時代潮流挾卷而去。及今思之，亦餘當年一大幸運也。”“至於當時國人群慕西化，則自慚譾陋，未敢妄議。”
錢穆、胡適兩人生於同一個時代，胡適僅比錢穆大四歲，為何兩人思想、文化觀念差異如此之大，這可以從錢胡兩人的教育環境、生活環境、學術背景、人生經歷、性格等方面稍加分析。
錢穆與同時代的其他大師相比較，有所不同。論教育環境，他既沒有念過大學，非學院派，也沒有留過洋，非留洋派。他來自於中國社會最基層的江南小鎮的鄉村。但就是這樣的鄉村學堂，人文之盛，“網羅如許良師，皆於舊學有深厚基礎，於新學能接受融會”，這在當時是不可多得的。他在蘇、錫、常度過的小學、中學生活，同學中有劉半農、陳天華、瞿秋白，教師中有呂思勉、錢伯圭等，令人歎為觀止。嚴耕望在論及錢穆幼年學術環境對其影響時指出：“明末清初之際，江南蘇常地區小學教師多能新舊兼學，造詣深厚，今日大學教授，當多愧不如，無怪明清時代中國人才多出江南。先生少年時代雖然經濟環境極為困難，但天資敏慧，意志堅定，而稟性好強 ，在如此優良精神環境中 ，耳濡目染 ，心靈感受 ，自能早有所立，將來發展，自不可量。”錢穆在果育小學四年，遇到眾多良師，而且多是飽覽詩書的舊式文人，加上自己的勤奮好學，為日後從事國學研究打下了深厚的基礎。由此錢穆日後對新文化運動推翻傳統文化也深深感到痛惜：“此誠一歷史文化行將轉變之大時代，惜乎後起者未能趁此機運，善為倡導，雖亦掀翻天地，震動一世，而卒未得大道之所當歸。”論生活環境，錢穆筆下的七房橋世界呈現一派祥和安寧的氛圍，絲毫沒有新文化運動健將們筆下的封建糟粕氣息。在這種環境中濡染成長的錢穆自然對古聖先賢滿懷“溫情與敬意”，歸入“保守戀舊”一路。他對留學生中鄙視祖國文化的人，極為反感，說這種人一登洋船，面目全非。他對胡適的“全盤西化論”，自然也是不以為然的。錢穆曾說過，這是借屍還魂，縱彼活轉過來，也不真是我們自己了。可見他對傳統文化和傳統社會懷有的深深迷戀。
相形之下，胡適的教育環境就另有一番景象。他在家鄉念過九年私塾，在這裡他發現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學生逃學，先生抓著便打，越打越逃”，原因是“老師收入太少，一個學生每年才交兩塊銀元，老師生活困難，當然沒精力認真去教，學生只有念死書，背死書。這樣自然很苦，不願去學，更談不上去用功學習了”。胡適的母親為他多交學費，才使兩位先生認真為他講書，為胡適日後“整理國故”打了一點基礎。但這與錢穆筆下那些學問深厚、品行高尚的舊式文人教師自然是不可同日而語。1904年始胡適到上海生活了六年，先後在梅溪學堂、澄衷學堂及中國公學就學。他自述：“在我停留在上海的時期內，我經歷過三個學校（無一個是教會學校），一個都沒有畢業。”胡適在上海讀了當時所謂的“新教育”的基本東西，以歷史、地理、英文、數學和一點零碎的自然科學，初步接受了西方文明和進化論的觀點，並改名為胡適，意為“適者生存”。1910年赴美國康乃爾大學留學，開始了長達七年的留學生活。當時的美國，已經跨入資本主義強國的行列，在這裡可領略到世界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文化，這對於胡適思想轉變無疑是重要的。他熱情地讚美美國人“天真的樂觀與朝氣”，“對人生持有喜氣”。1915年入哥倫比亞大學，就學於杜威教授，並開始終身服膺於實驗主義，自稱是杜威的信徒。1919年回國以後即領導新文化運動，批判中國文化，認為中國文化落後於西方文化，“我們必須承認我們自己百事不如人”，“全盤西化”自然也就勢所必須。胡適的幼年生活環境也與錢穆相差甚遠。雖然錢胡兩人的父親都早逝，但錢穆生活在大家族的祥和安樂、互幫互助中，胡適則不然。胡適的母親在大家庭中很是受氣，“二嫂生氣時，臉色變青”，胡母經常暗自哭泣，可見她在那個中落的封建家庭裡，過的是什麼日子。也難怪胡適日後要否定封建的家族制度。
當然環境上的差異只是客觀的，兩人的行為方式、性格差異也很大。柳存仁在回憶北大的教授們時，把胡適和錢穆作為北大教授們兩方面傾向的代表。胡適的一方面代表動態的北京大學教授，動態的教授們常常在北平正陽門車站發表一篇對新聞記者的談話，然後趕著火車到南京去參加中央研究院的評議會。錢穆可以算是靜態方面的代表，靜態的教授們則多到北平故宮博物院去收集檔案或到琉璃廠，海王邨一帶去收羅舊書。這也是對錢胡兩人性格差異的最佳寫照。胡適青年時代，便熱心政治，內心裡是有政治抱負的，任北大文學院院長、校長，乃至抗戰時當了駐美大使。錢穆的學者情懷使他感到“書生報國，當不負一己之才性與能力，應自定取捨，力避紛擾”。但有意思的是，錢胡兩人政治上均倒向“保守”體制一邊。錢穆、胡適在文化上的爭論今天也沒有結局，後人將繼續爭論下去。中西文化的比較及其應用乃是鴉片戰爭之後的中國人在追求國富民強中遇到的最頭痛的一個問題。對於錢穆來講，他喜歡講中西文化的異同，對中國文化情有獨鍾。在全民抗戰的時期，所著的《國史大綱》，振奮了民族精神，功不可沒。另一方面，錢穆在當時對西方文化並無切身的感受，造成他的文化比較有所侷限，對中國傳統文化多溢美之詞。當時，姚從吾對他說：“講中西文化的異同，最好聽聽萊茵河畔教堂的鐘聲，這裡有西方文化的精神。”姚從吾意為錢穆沒有聽過萊茵河畔教堂的鐘聲，似乎沒有資格奢談東西文化比較，這樣說有些偏激，但一定程度上也道出了實情。錢穆確實“讀英文書，僅在蘇州一年，獲得讀一部”，後又讀中英對照本《新約聖經》一冊，與留洋派相比較，對西方文化的瞭解自然膚淺了許多。而胡適以19歲的年紀出國，身體、思想都還沒有完全發育成熟，很容易被外界新奇、與國內大不相同的東西所陶醉，思想衝動，妄圖把另種文化完全移植到自己多災多難、貧困落後的祖國。限於種種主客觀條件，兩人各有侷限。但是，行文至此，且不論錢穆、胡適的文化觀是否有偏頗之處，他們兩人為國為民，尋求文化救國方案所作的殫精竭慮的努力和思考不失為現代知識分子可貴的精神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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