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偉申霞豔老師主持的明湖讀書會討論了我的《婦女簡史》，關於中篇《敦煌》談論得比較多。各位從不同的角度闡釋了《敦煌》：黃魏越從道德和慾望的角度理解，並認為在女性追求自由和解放的今天，依舊和男性一起打造著慾望和道德的雙重枷鎖；劉志珍說出了《敦煌》文字中的不確定性帶來的想象空間；鄭威容認為中國人的發現，是在西方語境中呈現，對女性來說，這個發現就是身體。讀這本小說讓人感到這個西方“他者”有可能是個陷阱，需要平衡自我和“他者”的關係；鍾溪和陳杏彤從愛的排他性以及小說的復調性對小說進行了解讀。其中有些觀點非常新穎，釋闡的角度常令我感到新奇，很多是作者在寫作時不曾想過的。這也是寫作的樂趣所在，一部作品寫完後，作者說的其實並不作數，讀者和批評者有權作出自己的理解。從這個意義上說，一部作品其實不只有一個作者，每一位讀者都是作者，在豐富著小說的文字，使小說文字變得更為複雜、多義，或更清晰，或更加曖昧不明。關於讀書會各位的闡釋，我除了感謝並無更多的迴應，這裡我想談談寫作這本小說的一些想法，特別是關於我對女性的看法以及基本態度。我寫作《婦女簡史》時，野心已經非常低。當然，我以前小說中所關心的問題都在，就我個人的寫作來說，如果有什麼追求的話，我可能是中國作家中堅持向人物內心、向人的精神世界掘進的作家之一。我相信人不是我們習見的那個平庸的面貌，而是有著像宇宙一樣深不可測的、謎一樣的領域，有待我們去探尋。小說作為人類經驗的容器，人們在閱讀小說時之所以會獲得共鳴，是因為他們在小說中讀到了自己的生命經驗以及未曾經驗卻能感受到的經驗或轉瞬即逝還沒來得及感受和說出的經驗。這是小說的迷人之處，小說像一面鏡子一樣照耀著我們內心隱秘的想象、慾望和生活。小說的精神背景可以很大，但必須是及物的。我在寫作時，儘可能寫得細微，儘可能把兩性關係寫得纖毫畢現。我希望每一位讀者，女性讀者也好，男性讀者也好，或多或少可以在小說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哪怕只是一個念頭。雖然這算不得是一個野心，其實只是一個極高的要求。因為這篇小說涉及到女性的生命和情感史，所以話題經常涉及“女權”。在《婦女簡史》之《敦煌》篇中，周菲曾對小項說，她不是女性主義者，不過她是女性堅定的維護者。周菲認為女性不需要同情，而是需要讚美。某種意義上，周菲的觀點也是我的觀點。其實我不想說女性主義，一旦說起“主義”這樣的大詞，就會變得面目可疑。小說的寫作從來是對這些固有觀念的質疑。人是非常容易被觀念化的動物，舉個極端的例子，當我們聽到一位殺人犯時，一般人的觀念當中馬上會湧出一個可怕的“形象”，並激發出一種道德評判。作家實際上不是這麼去處理問題的，作家應該想，如果這個所謂的“殺人犯”是我的家人，那麼就不會簡單地用一份法院判決書去理解他，對他的感受一定會複雜得多，作家會照人物自身的“個人立場”去理解他，而不是某一個概念或觀念去概括他，只有這樣處理人物，才會出現觀念無法規約的豐富性。而作家要的就是這種“豐富”性，它可讓人們從觀念的禁錮中解放出來，從而獲得精神自由。總之在敘事藝術裡，人物的“個人立場”常常會高於“普遍觀念”。所以，我非常同意評論家嶽雯談到《敦煌》時說的一段話——艾偉則敏銳地意識到，性別議題並不單獨存在，只有將之還原到兩性關係的互動、僵持與拉鋸中，才能顯露一二。此外，他並不認為任何一個性別並不具有先天的道德豁免權，只有在日常生活中，考察具體個體的具體處境，以及面對這一處境的情感與行為抉擇，才能理解真實不虛的性別處境，進而認識一個人的生活。《婦女簡史》涉及到兩性關係，涉及到兩性關係中的愛慾。我當然相信愛情之存在，這是我們先天的能力和品質。但愛也是極其複雜的。在我們年輕的時候，常常會把愛的物件神化，使愛看起來甚至帶有某種宗教特性，所謂的“我愛她，我願意為她做任何事”。因此愛的表徵看上去更多的是一種自我犧牲和完全的奉獻。但如果我們把表面的詩意抹去，去深究這種情感，其實沒有那麼簡單，真相是，我們可能更多的愛的是自己。我覺得愛更像是映象，透過你所愛的人，看見那個美麗的帶有幻象的自我。當我們被自己所愛的人接納和肯定，人會獲得巨大的狂喜，映象裡會呈現出一個特別美麗的自己，在愛中被認可，你會變得特別自信，特別有成就感，特別驕傲。相反，如果我們失戀了，就會覺得自己一錢不值，那映象裡的自我是失敗的自我。從這個意義上講，愛的實質可能就是愛我們自己。另外我覺得愛從來是不平等的，這是兩性關係的一個難題，也是人類生活中的一個困境。我個人覺得某種程度上，《婦女簡史》或者說《敦煌》中，其中一個方向是在說愛的不平等以及由此產生的後果。就我個人來說，書寫女性，首先對女性要懷有尊重、敬意，這是寫作者最基本的立場。現在毫無疑問是一個男權社會，誰都沒有辦法去改變，暫時也看不到可以顛覆這個文化基礎。這涉及根深蒂固的人類生活中的權力關係，男性和女性在更隱秘的一個世界當中，有主導和被主導的關係，那些女性主義者提出要和男人平權的時候，其實在他們的個人生活當中，在個人的兩性身體交往過程當中，她或許恰恰喜歡做一個被動者、被征服者。人的快感就是來自於被征服，這是人類的一個基本心理。這種生命感覺我覺得是與生俱來的。男權社會下，無論在家庭、職場還是兩性關係中，男性確實有天然的領導權力。今年有一段日子重讀《紅樓夢》。中國古典小說，通常很難見到作者，但《紅樓夢》的作者時刻存在。曹雪芹是真愛女性，一往情深，那種憐惜，就像日本人之憐惜櫻花。美好的事物就這樣在人世間被損害。在中國這樣一個男權至上社會，曹雪芹真是難得。他堅定地站在女性這邊。《紅樓夢》很有現代感，比如林黛玉，有很強的佔有慾，特別是精神上的佔有慾，這某種意義上可以認為是女性自我的覺醒。小說中還有很多現代小說技巧，作者常常以頑石的形式直接跳出來，自稱蠢物，很有意思。這本書中有很多巧合，很多映象，很強烈的命運感，很多機關，很多遊戲，都籠罩在一種強大的宿命之中。總的來說，某種程度上我有點曹雪芹那種心情。一個美好的女性，在她的生命成長中，她所承受的要超過男性，無論是在家庭內部也好，在社會上也好，還是在兩性關係中也好，她們的責任和權利是不匹配的，是失衡的，總之是比較弱勢的這一方。同小說中的周菲一樣，我不喜歡“同情”這個詞，這個詞隱藏著很強的男性優越感，但是對女性的憐惜是一定有的。在《紅樓夢》裡，曹雪芹設定了一個前定的悲劇，從而襯出繁華的虛空，在繁華深處時時透著不祥和空寂，能夠感覺到作者面對美好事物消失時努力剋制著大哭一場的那種深情。希望讀者在這本書裡讀到人生的暖意。我們每個人都是孤島，現代小說在經驗的意義上把每一個孤立的個體連結在一起，構成生命的共同體。我喜歡這句話：“上帝之死”後，小說的喃喃細語就像教堂的鐘聲，給我們以安慰。（本文為艾偉對明湖讀書會《當代女性之愛：磨難或救贖？》一文的作家回覆，發於中國作家網與《文藝報》合辦“文學觀瀾”專刊2021年4月26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