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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漢江文化與中華文化

張篤勤

漢江發源於陝西漢中市寧強縣,在秦嶺巴山之間的峽谷中向東奔流,一路接納褒水、子午河、牧馬河、堵河、丹江、唐白河、蠻河、溳水等眾多支流,於湖北省武漢市注入長江。

漢江全長1532公里,流域面積15。9萬平方公里,由於它幹流自西徂東,橫穿陝南、鄂西北及江漢平原,支流縱貫南北,涉及四川、重慶、陝西、湖北、河南五省份,自古就是上述地區經濟文化交流的水上通道,逐漸形成漢江經濟文化帶,孕育了武漢、荊州、鍾祥、隨州、南陽、襄陽、漢中等7座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

漢江文化具有多元開放的特點

漢江的地理區位及流向,形成了漢江文化東西融合、南北雜糅、多元開放的特點:漢中與四川接壤,其人習性和方言與四川相近;安康人操秦腔,又受荊楚文化影響較深;襄陽一帶地處鄂北,語言卻近中州方言;武漢地當九省通衢,習俗染川、陝、豫、皖、湘、贛、吳、越之風。根據學界研究,以黃河流域為主要歌頌物件的《詩經》和以長江中游為主要吟詠物件的《楚辭》,都有一些描繪漢江及漢江流域的篇什,說明早在周秦時代,漢江流域已經成為黃河、長江文化交融之地而受到南北人們的共同關注。

另據近年湖北鄖縣(今十堰鄖陽區)青龍泉遺址發掘報告,考古人員已在此發現仰韶文化、屈家嶺文化與石家河文化3個歷史文化層堆積。由於仰韶文化起源於河南、陝西一帶,距今6500年左右,是黃河文化典型代表;屈家嶺文化距今5000年左右,是長江文化代表;石家河文化距今4500年左右,也是長江文化的古老分支,這表明早在五六千年前,黃河文化與長江文化就在青龍泉遺址所在的丹江口水庫區交流融合。

漢江文化特色的形成和漢江能夠發揮南北文化即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文化交流的橋樑作用,與漢江的流向、漢江流域地理環境以及中國歷史交通格局的演化相關。

漢江由西向東匯入長江,成為溝通西北地區與長江流域的水運通道。漢江流域介於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之間,是連線這兩大流域的地理板塊,從而為溝通東西、連線南北文化提供了先天條件。加上宋代以前,中國統一王朝的首都均在黃河中上游地區,漢江流域成為其與南方遼闊統治地域進行經濟政治聯絡的必經之地。因此,漢中、襄陽、南陽、荊州、武漢等成為南北水陸交通津樑,從而促成這些城市人口的聚集、商業的興旺以及文化的繁榮。即使在宋元以後王朝首都地理位置東移,開始在今天的北京、開封、南京、杭州一線南北徘徊,全國交通格局發生重大調整之後,漢江流域的軍事戰略地位,及其溝通東西、連線南北的作用仍然不可忽視。例如在南宋與金元的長期戰略對峙中,漢江流域和淮河流域一直是南宋的前線陣地,其理亂得失直接關係自身的休咎成敗,其防守經營因此得到南宋朝廷的高度重視,當時的著名主戰將領張浚、岳飛等就曾分別被派駐漢中與鄂州,進則可以奪取關中、中原,退則可以固守長江以南,從而得以保持南宋150多年的偏安局面。

漢江文化影響深遠

漢江流域對中華文化的貢獻,並不限於充當東西文化交流的通道和南北文化聯絡的橋樑,它本身也是偉大中華文化的重要發源地之一。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漢江流域陸續發現大量舊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址,說明在距今六七千年以前,就有先民在漢江流域棲息繁衍、生產勞作。例如,陝西省南鄭縣龍崗寺舊新石器時代遺址、西鄉縣城關鎮李家村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發現,表明漢江上游是中華早期文明的發源地之一。特別是在1989年5月和1990年6月,湖北鄖縣青曲鎮曲遠河口先後發現了兩個更新世人類頭骨化石,經測定屬於35萬年前的直立人遺骸。另據新近出版的《鄖西人》一書揭示,2004年至2005年考古學者對鄖西縣黃龍洞遺址進行發掘,測年結果證明該遺址距今約10萬年,是東亞現代人起源關鍵時期的人類定居性遺址,表明在中國和東亞存在有較早階段的晚期智人。鄖縣和鄖西縣古人類遺址的發現,為古人類起源於漢江、起源於中國提供了新的有力證據。

至於漢族、漢語、漢字、漢文化這些當今家喻戶曉人人皆知的名稱,起源更要追溯到漢江。依照目前學術界一般說法,漢族、漢字、漢語、漢文化等與“漢”字組合的稱謂均來自漢朝;漢朝的開國皇帝劉邦之所以用“漢”字為國號,又源於他曾受封漢中王於漢中;而漢中地名則又來源於漢江。追根溯源,中國凡以漢字打頭或與漢字組成的名稱概念,幾乎都是由漢江派生而來!

縱觀中外文明發展的歷史程序,人類文明總是首先在大江大河流域出現,其發源地也不是由一點擴散而是多源並起的。中華文化不光起源於黃河流域,也起源於長江流域、漢江流域。實事求是地認識評價漢江的文化貢獻,不是與長江文化、黃河文化爭高下,更不是有意貶低長江、黃河的文化意義,而是對其他大江大河文化研究的有益補充,進而深化對中華民族、中華文化的全面整體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