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姬慶紅（蘭州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

公元2世紀中期羅馬貴族男孩M·科涅利烏斯·斯塔提烏斯的石棺，展現了其從出生、被父親擁抱、做遊戲到接受父親教育的畫面。資料圖片

無論是培養羅馬男孩成為農夫－士兵的共和時期，還是以培養演說家為最高教育目標的帝國時期，“父親即教師”這種教育理念的影響雖時強時弱，卻貫穿始終，成為古羅馬教育的顯著特色。它不僅是父權制下的古羅馬人對“教育即生活”的天然而深邃的理解，還是學習希臘文化時保持其獨立的根本原則，因而成為歷代精英在茲念茲的“先人風尚”，即尊重權威、遵循傳統、崇古法祖、家國情懷、追慕先賢、崇武尚德、遵紀守法等美德。

“父親即教師”是羅馬共和早期強大父權制社會的必然產物，也是古代農耕社會家庭教育的原始形態。在早期羅馬社會，以父親為核心的家庭或家族構成了國家和社會的基本單位。每個家族裡的父親（pater）組成了國家權力的中樞——元老院。拉丁語中的“國家”（patria）一詞就源自“patrius”（“父親的”或“隸屬於父親的”）。國家透過《十二銅表法》賦予家族中最年長的男性對妻子、兒女、奴隸和財產的絕對權力，即“父權”。這種父權制，不僅確立了羅馬父子之間以血緣關係為基礎、“父父子子”的家庭倫理和社會關係，也使得父親在法理上擁有法學家蓋尤斯所認為的“任何其他民族都沒有像我們一樣擁有對兒子如此之大的權力”。

拉丁文educatio（“教育”），最早就是指孩子的家庭養育和身體訓練，而非系統的學校教育。整個共和時期的教育中，羅馬男孩最好的教師就是父親，最好的學校就是家庭、田頭、戰場、廣場、法庭和元老院，接受長者們的言傳身教。他們的教育幾乎完全取決於傳統的灌輸、榜樣的力量以及家庭生活的潛移默化。希臘史家波利比烏斯為羅馬人這種看似“原始”的教育所折服：羅馬人對諸神和祖先近乎迷信的敬畏，充分體現於只能由父親一人主持的家族祭祀和葬禮活動中。歷代先人的真人大小的蠟像會在葬禮的奢華儀式上被隆重展示，悼詞中在讚譽逝者的同時，也絕不會忘記宣揚遠祖的榮光。很多大家族都有自己的家風和家訓，比如德西烏斯·慕斯家族精忠殉國，布魯圖斯家族以維護共和為使命。在這種嚴肅、神聖的氛圍中，男孩們都會以傳承家風、光耀門楣為己任，養成“一個高貴羅馬人”所具有的敬畏神靈、服從權威、恭順父母、忠於國家、奉獻社會等德行。

對“父親即教師”教育理念最好的踐行者，是被詩人恩尼烏斯譽為“體現羅馬民族傳統和保證羅馬偉大基石”的老伽圖。他視兒子的教育為頭等大事，親自教授兒子文法和法律課程，傳授生存技能和軍事訓練，依照最完備的道德模型將之塑造成才。老伽圖作為傳統衛道士的代表，正是以“父親即教師”的傳統理念抵制希臘以教育為陣地對羅馬的“入侵”。這種教育理念成為日後羅馬人保持文化獨立、創造新傳統的一種強大力量與準則。比如，西塞羅雖然服膺於希臘文教的精深與高妙，卻又在《論共和國》《論演說家》等作品中多次強調，父親、家庭生活、實踐經驗以及羅馬人的習俗、法律、制度和傳統等，比希臘學校和書本對自己的影響更重要，呼籲迴歸先人風尚。

作為享譽古今的偉大演說家，西塞羅的教育經歷以及教育理論是將希臘文化與羅馬傳統結合的範例。他幼年接受了父親嚴格的家庭教育後，被送到學校接受希臘文法、修辭學教育，然後便成為著名的政壇人物斯凱沃拉的學徒，出入元老院、法庭等重要場合，觀察、模仿如何成為一名出色的演說家和政務家。西塞羅日後成為一名叱吒政壇的名流，得益於這種舊式的教育方式。他在《論演說家》中提出要把演說家培養成既具有羅馬傳統道德、又熟諳希臘文化，既領略哲學與演說術魅力、又要精通法律與歷史，既要舉止優雅莊重、又具備處理國家政務能力的全面發展的政治家。

公元前2世紀後，隨著羅馬擴張，封閉農業社會瓦解和個人主義出現，父權、夫權的地位逐漸動搖，家庭關係日益鬆弛。至屋大維成為元首後，為鞏固統治地位，他致力於恢復共和時期的傳統與道德，加強父親的權威，推崇“父親即教師”的家庭教育。被神化的奧古斯都不僅是其家族中要求子孫模仿自己字型和形象的父親，更是整個帝國臣民的父親、庇護人、教師與榜樣。在奧古斯都復興古老羅馬理想的潮流推動下，父親仍然被認為是最好的教師，父子之間的學徒關係被羅馬大眾視為典範。很多貴族精英在學校教育日趨流行的帝國時期，仍然推崇“父親即教師”的教育理念。與此同時，羅馬貴族和皇室僱用希臘乳母、教僕，聘請希臘或拉丁優秀學者作為家庭教師在家裡教育孩子。

小普林尼呼籲父親務必介入孩子的教育事務，“為其選擇教師是父親的特權”。圖密善曾為皇室後代聘請著名教育家昆體良為宮廷教師。馬背上的哲學家皇帝馬可·奧利略在《沉思錄》中感謝祖父、父親對自己教育的重視和德行的薰陶，以及聘請多位希臘教師在家裡教育自己的明智之舉。當然，塔西佗曾抱怨貴族僱用希臘人管教孩子的做法，追懷古代兒童承歡父母膝下的美好。其實，羅馬人僱用家庭教師的做法仍是以父親為核心的教育權力的外延與加強。即便倡導學校教育的教育家昆體良、裡巴尼烏斯也強調，學校教師不過是代替父親行使教育之責。像老塞內加和昆體良等不少精英人物親自為兒子們編著書籍。前者為小塞內加兄弟三個編撰了《演說集》，後者的《論演說家的教育》也是為兒子們而作。而且這兩本書裡有很多與父權有關的演說練習，討論父親在法律上的權力、在婚姻和財富中的地位以及與子女、奴隸之間的關係等主題，男孩在演說中成功預演了自己未來成長為一個父親與公民的角色。

在基督教逐漸取得優勢的帝國後期，不少基督教教父宣稱“上帝是全人類最好的父親和教師”，這是父親和父權在基督教神學語境下的變體與再生，同樣都是對權威的服從。奧古斯丁還用上帝會懲罰違背其意志的信徒的觀念來比喻完美的父子關係。阿爾勒的愷撒利烏斯也勸誡基督徒父親要成為孩子完美行為的典範，如果孩子不順從，不要忘記行使父親管理者和教育者的職責，對其進行懲罰或鞭笞。

到4世紀後期，在蠻族入侵和各種危機的衝擊下，學校在帝國西部逐漸消失。出身行伍的皇帝、義大利和高盧等行省的新貴族都對古典文化充滿敬畏和豔羨，崇尚“父親即教師”的家庭教育方式，並聘請著名的演說術和哲學教師教育子孫。例如，皇帝瓦倫提安一世為兒子格拉提安聘請了著名演說術教師奧索尼烏斯；高盧地區里昂主教西多尼烏斯·阿波利納里斯以早年在家接受的古典教育為榮，並將自己定位為一個典型的羅馬父親，主張用嚴格的紀律規訓兒子，鼓勵他們追求政治上的成就，以光宗耀祖為己任。

縱觀羅馬歷史，“父親即教師”的教育模式起源於封閉農耕的城邦年代，興盛於橫掃地中海的共和歲月，帝國時期予以重申。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它的內涵雖不盡相同，卻在總體上由宗教觀念和法律制度保證，融教育理念與生活實踐、倫理道德與政治理念為一體。羅馬人尊重權威和秉持傳統的家庭教育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羅馬帝國數百年的穩定，保證了羅馬教育歷史使命的完成，即讓希臘-羅馬文明植根於地中海世界，併為後來歷次文明的復興埋下了種子。不過，我們也應該看到，這種嚴厲的父權制對青少年的個性培養造成了一定的束縛與壓抑，導致父親與成年兒子在財產、家庭生活等方面的關係緊張且焦慮。

《光明日報》（ 2021年03月29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