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7日，中國國家博物館主辦的“明代中期瓷器研究”學術研討會在線上舉辦。這是國博古陶瓷研究系列研討活動之一，2019年和2020年曾成功舉辦了“明代早期瓷器研究”和“明末清初外銷瓷研究”。
會議分為明傳世瓷器研究、考古出土的明中期瓷器研究、明中期瓷器工藝和審美等特徵研究、明中期瓷器外銷及文化交流的研究四個主題。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院院長陳煜參加了本次會議並致辭。來自中國國家博物館、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故宮博物院、首都博物館、天津博物館、湖北省博物館、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北京藝術博物館等文博機構的12位專家學者發言。在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館員楊桂梅的主持下，經過一天緊張而熱烈的學術研討，成果非常豐富。
一、傳世瓷器研究
空白期即正統、景泰、天順三朝的瓷器一直是學界研究的重點，故宮博物院藏有70餘件這一時期官窯和民窯所燒造的瓷器，黃衛文研究員對這些瓷器進行了統計整理，除裝飾風格鮮明的民窯瓷器之外，許多藏品可與近年景德鎮御窯遺址考古新資料相對應，便於分析這些瓷器的收藏情況、生產時代、工藝特點及其反映的“空白期”制瓷業發展情況。
中國國家博物館張潤平研究員對所藏的明代中期瓷器進行了整理，國博所藏明中期瓷器多為景德鎮窯燒造，品種繁多，主要有釉下彩、青花加彩、鬥彩、雜釉彩、釉上彩、顏色釉、仿哥釉等種類，這些器物多見瓶、罐、花盆、爐、杯等生活用具，其裝飾紋樣也十分豐富，包括有人物故事、花鳥魚蟲、龍鳳瑞獸等等。
北京藝術博物館的楊俊豔研究員對北京藝術博物館博物館所藏的12件明代中期瓷器進行了介紹，其中有一件青花人物故事圖大罐為代表器物，在造型、胎釉、裝飾等方面都反映出鮮明的時代特徵。
中國國家博物館耿東昇研究員重點關注近年在北京地區的非公有博物館中所見的空白期瓷器，這批民間傳世的景德鎮窯空白期瓷器在品種、紋飾、器型上都比較豐富，還發現有極為少見的“大明天順年制”款瓷器，豐富了對於空白期瓷器的傳統認識，彌補以往對於民間傳世空白期瓷器的認知，並對“大明天順年制”款瓷器進行了研究。
明中期後段的成化、弘治、正德三朝，制瓷工藝精進，在裝飾技法上有所創新，形成了鮮明的時代特徵。天津博物館所藏的明中期瓷器品種豐富，涵蓋了當時的大部分產品型別。天津博物館劉渤研究員在天博館藏中選取了30餘件該期所燒造的瓷器，與國內外博物館藏品，以及同時期其它窯口瓷器進行了比較研究。
明中期後段的成化、弘治、正德三朝中的弘治官窯瓷器品質精良，但在數量和品類上都不及成化和正德時期，因此以往各界對弘治官窯的認識都比較模糊。故宮博物院的王健華研究員將研究重點投向了兩岸故宮所藏的弘治朝瓷器，兩岸故宮中所藏瓷器多為流傳有序的清宮舊藏，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反映出弘治官窯瓷器的整體面貌。
二、考古出土的明中期瓷器研究
景德鎮御窯廠遺址即明代官窯遺址，其所出土的實證材料能夠與館藏和傳世的明中期瓷器進行比對並相互補充。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的江建新研究員梳理了近幾十年來御窯廠遺址的考古調查與發掘材料，對弘治正德兩朝的遺物堆積情況有了新的認識。這兩朝瓷器遺物的大規模堆積較少，弘治的產品種類不多，基本沿襲成化官窯瓷的紋樣，與之前對傳世弘治官窯瓷的認識可相互印證。正德時期的產品種類和器型較弘治時期豐富，以八思巴文和阿拉伯文裝飾最具特色，同時遺址中出土了配製釉上彩的原料，也反映出官窯的內部分工之細緻以及生產規模之龐大。
湖北省博物館的蔡路武研究員針對地域性出土的明中期瓷器有了新的發現，他以湖北出土的明中期瓷器為研究物件，這批出土材料多來自於湖北的藩王墓和其他明墓當中。這些出土瓷器少見賞賜官窯器，多見藩王定燒的瓷器，質量介於官窯和一般的民窯之間，具有“類官窯”的性質，與2014年景德鎮御窯遺址出土的“空白期”可對比印證；此外，湖北地區還發現有作為商品瓷流通的民窯產品。
三、明中期瓷器工藝和審美特徵研究
對於瓷器的燒造工藝、審美特徵等相關研究上，首都博物館的龍霄飛研究員對成化時期瓷器的藝術審美風格進行了研究，從成化皇帝個人喜好、明早中期思想文化特徵等社會因素、成化時期景德鎮制瓷工藝和用料情況三方面一一作出分析。
中國國家博物館的楊桂梅研究員細緻統計了北京故宮、臺北故宮舊藏和景德鎮御窯廠考古發掘出土的成化時期官窯器物共計933件，並從器型、釉彩、紋飾、裝飾特點等多方面展開分析和研究，在此基礎上總結了成化官窯的特點，探討了成化鬥彩瓷對彩瓷燒造所帶來的影響。
從宣德朝開始，明代御窯瓷器上一直流行一種“折枝花果紋”畫樣，首都博物館的裴亞靜研究員針對這類“折枝花果紋”進行了探源分析，論證折枝花、折枝果如何自古代中國繪畫中產生並流變至瓷器的紋樣主題，並分析了折枝花果紋所含的寓意。
四、明中期瓷器外銷及文化交流的研究
北京大學的秦大樹教授對明中期的瓷器外銷有了新的認識。在鄭和下西洋到嘉靖葡萄牙人開埠和隆慶開關期間，明政府厲行海禁，因此，明中期前段的瓷器外銷一直處於低谷期，但成化以後又再次出現了瓷器外銷的小高潮，並且外銷瓷品種從龍泉窯轉為以景德鎮窯青花瓷為主，秦大樹教授對以景德鎮窯青花瓷為中心的貿易瓷器的輸出範圍、品種與特點、貿易背景進行了分析，從宏觀上展示明中期景德鎮窯瓷器的外銷與多元貿易圖景，並探討了明中期中國瓷器外銷規模和範圍擴大的主要原因。
明代中期瓷器生產是景明代德鎮瓷器發展歷程上的一處重要的銜接點，是學界研究和關注的重點。透過此次會議，與會專家學者對這一領域發表了各自的真知灼見，推動了明代瓷器研究的進一步發展，為中國國家博物館相關業務工作提供了有力的學術支援，也為加深未來的合作交流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專家發言內容摘要
秦大樹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明中期中國瓷器的外銷特點及相關問題討論》鄭和下西洋以後，明朝政府開始厲行海禁，直至嘉靖年間葡萄牙人開埠澳門，及隨後的隆慶開關，人們一般認為在這段時間裡中國瓷器的外銷處於低谷時期。在正統至天順年間，中國瓷器的外銷的確處於低谷時期，但成化以後中國瓷器再次在海外較多的發現，成為環球貿易體系成熟以前的一個瓷器外銷的小高潮。特別是，這期間中國瓷器外銷的主要品種發生了一個完全的嬗代，從以龍泉窯為主變為了以景德鎮青花瓷為主。本文在對海外發現的明中期中國瓷器進行全面梳理和整合的基礎上，對以景德鎮窯青花瓷為中心的貿易瓷器的輸出範圍、品種與特點、貿易背景進行了分析，試圖從宏觀上展示明中期景德鎮窯瓷器的外銷與多元貿易圖景。並探討了明中期中國瓷器外銷規模和範圍擴大的主要原因。
耿東昇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館員《對所見民間傳世景德鎮窯空白期瓷器的相關認知》明代正統、景泰、天順三朝歷時29年，以往被學界貫以“空白期”、“黑暗期”等稱謂。但據《明實錄》等文獻記載來看，燒造瓷器此事在這一時期從未中斷。基於前輩研究，且伴隨景德鎮等地考古發現出土器物，對於此時期生產器物的討論和研究跟進一度引發學術熱潮。也使得對於“空白期”官民器物的區分亦愈見清晰，尤其對於原有公立博物館所藏相關瓷器認識不斷加深，但對於流散民間器物的認識尚且不足。本文所涉及明代空白期器物為本人近年所見，主要見於非公有博物館的藏品（北京地區）。其品種、紋飾、器型豐富，有青花、白釉、藍釉、哥窯等品種，以及少見的“大明天順年制”款瓷器。本文結合博物館及出土瓷器，對此類器物的造型、紋飾、款識展開討論。此批器物豐富了對於空白期瓷器的傳統認識。彌補以往對於民間傳世空白期瓷器的認知。
黃衛文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故宮博物院藏明正統至天順朝瓷器研究》文獻、傳世品和考古資料表明，明正統至天順朝（1436～1464年）是明代制瓷發展史上一個正常的發展階段，在民窯燒造較為興旺之外，近年景德鎮御窯遺址的考古新發現也證明，這一時期的御用瓷製作亦很興盛，其生產品種和產品風格與前後時期的官窯制瓷有著密切的聯絡。據筆者統計，故宮博物院現藏正統至天順朝官、民窯瓷器藏品約70餘件，除裝飾風格鮮明的民窯瓷器之外，許多藏品可與近年景德鎮御窯遺址考古新資料相對應，它們是正統至天順朝御器廠依樣所制皇家用瓷的珍貴遺存。本文依據文獻檔案記載及最新考古資料對這部分藏品的收藏情況、生產時代、工藝特點及其所反映出的“空白期”制瓷面貌等問題給予一定的分析研究。
楊桂梅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館員《明中期成化御窯瓷器的觀察與分析》北京故宮藏品資料總目中有191件成化瓷器、《（臺北）故宮瓷器錄》（第二輯明甲上編）記錄臺北故宮收藏有579件成化瓷器、《明代成化御窯瓷器》圖錄中有景德鎮御窯廠考古發掘出土的成化瓷器殘件163件，共計933件，基本涵蓋了目前存世的成化御窯瓷器的品類。本文透過對這933件成化瓷器的觀察、統計與分析，從器型、釉彩、紋飾、彩料、裝飾特點、款識等多個方面進行了分析研究，總結出成化御窯瓷器在繼承與創新方面的特點，探討成化鬥彩瓷器對後世官窯和民窯彩瓷發展的具體影響，以及明中期成化年間作為中國瓷器生產風格轉化的重要時期，對後世瓷業生產之工藝特點與藝術風格產生的深遠影響。
龍霄飛首都博物館研究館員《明成化時期瓷器藝術審美風格成因探析》成化一朝瓷器整體呈現出柔和淡雅、輕靈秀美的面貌，在中國陶瓷藝術史中獨樹一幟，影響深遠；這一時代審美風格的形成有其人文、歷史、工藝等方面的原因。報告從成化皇帝個人性格與對器物的喜好、明代早、中期思想文化特點與時風影響等社會因素和成化時期景德鎮陶瓷製作工藝與用料的變化等技術因素做了詳細探析。
裴亞靜首都博物館研究館員《明代景德鎮御窯“折枝花果紋盤”畫樣探源》從明代宣德開始，景德鎮御窯開始出現一種“折枝花果紋盤”畫樣，目前所見有兩種圖案，一種是盤心為折枝梔子花，盤內壁配以折枝石榴、柿子、葡萄、蓮實四種瑞果紋，盤外壁為纏枝花卉七朵；另一種圖案是盤心繪畫折枝石榴，盤內壁配以折枝桃、荔枝、櫻桃、林檎四種瑞果，外壁繪四朵折枝蓮花。這兩種畫樣的燒造有青花、黃地青花、藍釉白花、白釉醬彩、白釉淺褐彩品種。“折枝花果紋盤”官樣，從宣德御窯創燒以來，歷經明代成化、弘治、正德御窯，一直延續到明嘉靖時期，成為兩種固定的御窯瓷盤畫樣。只是不同時期盤子落款方式不同。本文從中國古代繪畫中折枝花及折枝果的產生，瓷器上折枝花果紋的出現，以及古代文人眼中折枝花果寓意等方面，探索“折枝花果紋盤”官樣產生的源流。
王健華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明中期弘治朝瓷器簡述》作為中國陶瓷發展史上重要時期之一的明代弘治時期，其官窯瓷器胎質細膩、釉光瑩潤、造型秀麗、紋飾精細、色彩柔和，但弘治官窯瓷器數量和品類上較前後成化和正德時期均偏少，品種主要以黃釉瓷、白釉瓷和青花瓷等為主，所繪紋飾較為單一，總體略顯單調，不及成化官窯瓷器的精美輝煌以及正德官窯瓷器的獨具特色，因此始終未能引起學界的足夠重視。而考古出土資料及史料記載的相對匱乏，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人們對弘治官窯認識較為模糊。本文透過對北京故宮和臺北故宮有官窯款的弘治瓷器進行歸納整理，使人們對弘治瓷器的收藏現狀有初步瞭解。由於弘治官窯瓷器在器型上以碗、盤等日用器為主，因此在世界範圍內所藏重複品較多，且收藏關注度較差，兩岸故宮中所藏瓷器多為清宮舊藏，流傳有序，對於弘治官窯瓷器的收藏從數量和種類上來看，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展現弘治官窯瓷器的整體風貌。
江建新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談景德鎮御窯廠遺址出土弘治、正德官窯瓷器及相關問題》根據近幾十年來御窯廠遺址考古調查與清理發掘情況看，弘治、正德官窯遺存發現不多，燒造量不大似與文獻記載吻合。從考古發掘資料可知，其弘治、正德官窯遺物大規模的堆積比較少，且遺物一般多與其它時代官窯遺物堆積在一起，數量和品種不多。從歷年來出土的弘治官窯瓷器看，其產品種類不多，器型不是很豐富，與傳世弘治官窯瓷器可相互印證。弘治官窯瓷器裝飾紋樣基本沿襲成化官窯瓷器上的紋樣，且較為簡單，缺少變化。弘治官窯瓷器款式大都是“大明弘治年制”雙行六字楷書雙圈款，不見有成化的雙框方款式。從出土的正德官窯瓷器看，產品種類和器型略比弘治官窯豐富，以黃地綠龍紋盤罕見，該盤黃地上填以礬紅，即所謂的“黃上紅”器，似有特殊含義。正德官窯瓷器以八思巴文、阿拉伯文裝飾最具特色。八思巴文主要出現在碗、盤底部，為八思巴文“正德年制”款，這類款式明官窯瓷器中只見在正德官窯器中。阿拉伯文在正德官窯瓷器中大量流行，碗、盤、瓶、盒、燭臺、欄板等器物上多見有這類文字裝飾，有的甚至把它作為主體紋飾，這成為正德官窯瓷器裝飾中的一大特色。正德釉上彩器需多次彩繪烤燒而成。正德地層出土的部分釉上彩顏料、配製釉上彩的原料，說明當時御窯廠內分工細密，不僅有二十三個大作坊，且在作坊內部還有細密分工，彩繪顏料是在御窯廠作坊內加工製作的。弘治官窯生產規模與前代相比，確實有萎縮，整個產品的種類比較簡單。根據文獻與出土遺物印證可知，正德初官窯生產開始全面恢復，燒造的品種與數量遠遠超過弘治，標誌著正德官窯由弘治的衰退逐漸轉向短暫的興旺。
劉渤天津博物館研究館員《天津博物館藏明中期景德鎮窯瓷器研究》明代中期的景德鎮窯瓷器，主要是指明成化、弘治、正德三朝燒製的瓷器，上接明永樂、宣德舊制，下開明嘉靖、萬曆新貌。天津博物館藏明代中期景德鎮窯瓷器品種主要有鬥彩、釉上彩、顏色釉、青花四個品種。器型有香爐、燭臺、碗、孔明碗（諸葛碗）、盤、葫蘆瓶、方瓶、罐、方盒、花插、繡墩、宗教人物塑像等。本文按釉彩選擇具有代表性的30餘件天津博物館館藏明代中期景德鎮窯瓷器，與國內外博物館藏品，以及同時期其它窯口瓷器進行一下比較研究。天津博物館藏明代中期景德鎮窯瓷器，涵蓋了當時的大部分產品，除了少量的鬥彩瓷、顏色釉瓷和釉上彩瓷外，突出的是青花瓷器，有宗教人物造像、有人物故事圖香爐和葫蘆瓶，還有明正德款阿拉伯文、波斯文瓷器。反映了當時對文人雅士生活的追崇和皇帝信奉宗教對瓷器的影響，以及中國和西亞的文化交流。
張潤平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館員《明代中期瓷器品種綜述——以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品為例》本文系統研究了館藏明代中期瓷器品種、器型和紋飾。明代中期從明正統元年（1436年）至正德十六年（1521年），時間跨度為86年。明代中期瓷器分為兩個時期，前期指“空白期”，即正統、景泰、天順時期，至今考古未發現三朝有確切紀年款識的官窯瓷器，隨著景德鎮珠山明代御器廠遺址考古發現的不斷豐富與學術研究的深入，“空白期”瓷器面貌已逐漸清晰，以青花瓷燒造為主，使用國產青料，偶見摻用蘇麻離青，精品青花瓷髮色藍中泛灰，造型飽滿，紋飾精細，器形和紋飾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後期為成化、弘治、正德時期，瓷器以官窯器製作最精，民窯器隨意灑脫，畫面以寫意性強為特徵。青花使用國產青料平等青，胎體潔白，釉質肥腴，造型秀巧，紋飾精美淡雅。成化青花、鬥彩和弘治黃釉瓷為這一時期名品。國家博物館館藏明代中期瓷器有100餘件，品種豐富，質量較高，造型多樣，紋飾豐富精美。品種有釉下彩、青花加彩、鬥彩、雜釉彩、釉上彩、顏色釉、仿哥釉、素三彩和琺華等。館藏明代中期瓷器造型主要有罐，梅瓶，象耳瓶，扁瓶，貫耳瓶，葫蘆瓶，執壺，爐，三足爐，坐墩，水仙盆，水盂，器座，盒，盤，諸葛碗，高足碗，碗，高足杯，杯和菩薩坐像等。紋飾主要有攜琴訪友，高士圖，祝壽圖，嬰戲圖，獅子戲球，麒麟望月，鴛鴦臥蓮，魚藻圖，雲龍，穿花龍，瑞獸，麒麟，海馬，鷺鷥，洞石菊花，折枝果（櫻桃、柿子、荔枝、桃、石榴、葡萄、束蓮），纏枝（牡丹、蓮、瓜、靈芝、葡萄、菊花），蕉葉，八寶，花蝶，蓮瓣，阿拉伯文、梵文和月華紋等。所藏明代中期瓷器有景德鎮官窯生產，也有民窯產品，有外銷瓷品種，也有山西地區生產的琺華產品。
蔡路武湖北省博物館研究館員《湖北出土明代中期瓷器述論》湖北明代藩王較多，藩王墓葬和其它明代墓葬出土了一批明代中期的瓷器，其來源方式和性質：少見明早期的賞賜官窯製品，多為藩王定製專燒器，其質量介於官窯和一般民窯之間，“類官窯”性質，由官方挑選並控制的專門窯口或高檔民窯生產。在這類瓷器中，雖然有一部分質量上佳者，但和官窯相比，還是有一定的差距，還不能算是真正意義上的官窯製品。2014年御窯出土的“空白期”時期的官窯產品和湖北出土的該時期的瓷器對比印證了這一點。除此之外，還有一部分來自於商業流通的民窯產品。根據2014年御窯出土的“空白期”時期的官窯產品，可知正統、天順兩朝不乏一些精緻的產品和少見的品種如繡墩、枕頭等，是一個承前啟後的“轉折期”，上承宣德餘緒，下啟成化新風，英宗朱祁鎮在瓷器發展史上還是有一定作為和貢獻的，和原來的認識有一定的出入。正如耿寶昌先生所言：“天順時期正是明代瓷器從早期向中期飛躍轉變的樞紐。其時的制瓷業不僅發揚了永樂、宣德以來的優秀制瓷工藝的傳統，而且初步奠定了造詣極高的成化瓷器的基礎。”
楊俊豔北京藝術博物館研究館員《北京藝術博物館藏明中期景德鎮瓷器梳理與研究》明代中期，是景德鎮瓷器燒造史上的又一個非常重要時期，可分為前後兩段。前段包括正統、景泰、天順三朝，因這三朝官窯瓷器出土與傳世器物數量較少，且很少署年款，使人們對其面貌認識不夠而瞭解不深，故出現了“空白期”或“黑暗期”的概念。然而，近幾十年來，隨著墓葬考古紀年瓷器的不斷湧現及考古工作者對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的逐漸深入，證明了所謂“空白期”實際上並不空白。其中青花瓷器即為典型代表，不論是青料、呈色和畫法，還是裝飾題材、內容與風格，均留下了自己濃墨重彩的一筆。後段包括成化、弘治、正德三朝，瓷器品質優良，裝飾技法多有創新，並自成一體，形成了鮮明而獨特的時代特徵。北京藝術博物館收藏有明代中期景德鎮窯瓷器12件，均為北京市文物局撥交文物。品種以青花為主，也有黃釉製品。造型分盤、碗、罐、繡墩等，其中尤以青花人物故事圖大罐為代表。雖屬傳世品，但在造型、胎釉、裝飾等方面有著鮮明的時代特色，且鮮有發表。本文即結合出土文物與考古研究資料，對館藏明代中期景德鎮窯瓷器進行系統梳理與研究。
（文：耿東昇 楊桂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