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集權時代由於社會資源的分配不均以及宗法的壓迫，使得大部分的財富集中在上流社會手中，而古代醫療條件的落後使得了新生兒的生存率較為低下，這就間接導致了一夫多妻的產生。

常言道“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可見古人對於自己的血脈得以傳承的重視。

在古代一夫多妻的廣泛流行的大背景下，以及結合古人注重血統出身的觀念。從而產生了嫡子與庶出之分，也正是這種涇渭分明的身份地位決定了他們的繼承權與未來。

自周室以來大小分宗層級分明被統治者視為治世之本。歷朝歷代對於嫡庶的區分都重視非常。

當然隨著五胡亂華的發生，在遊牧民族慕強的心理下，這種傳統的禁錮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過。

那麼，在包容兼併開明非常的盛唐這種嫡庶觀念會有什麼變化呢？

一、自古有之，嫡尊庶輕

周武王天命所歸討伐殷商，透過血流漂杵的牧野大戰奪得了天下的治理權，而後總結殷商神教立國的弊端設立了獨特的宗法分封制。

此制度分封有功諸侯使後代繼之，而繼承的前提就是嫡庶之分。

只有尊貴出身的嫡子才擁有繼承家業的權利，而庶子則只能委曲求全苟且偷生遠沒有嫡子的尊貴與權利。

嫡庶制度是在宗法制保護下的封建集權維護方式，上至天子下到官宦皆以此法為尊，由此避免了許多權利之爭從而使得整個社會較為平穩地向前發展。

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正是統治者希望維護的鐵律，只有在這樣嚴苛的層級制度下，統治者君權神授的地位才得以保全與維護。

在古代生產力落後以及戰亂頻繁的動亂下，人們對於男丁的渴望不言而喻，這也是中華數千年重男輕女的淵源。而正是由於古人對於生產力的渴望，使得原本就重視後繼有人的思維變得尤其偏愛男丁。

在男丁之中，正妻所生的嫡子尤其被重視。這除了嫡子具有兩家的鼎力支援外還決定於嫡子在封建社會中獨有的繼承權。

父業子承在古代的大環境下以及時至今日都是天經地義理之亦然。

嫡子在封建社會中是一個宗族的第一繼承人，倘若沒有嫡子的出現那麼對於家庭財產的維護與歸屬是很棘手的事情。

庶子相對於嫡子的繼承權，在封建禮法的規定下顯得虛弱無力。

這也是為什麼每個家族都格外重視嫡子的原因，更是一個家族傾舉族之力培養嫡子的動力。一個好的領頭人會帶領著家族走得更高更遠，而名正言順的嫡子正是這個角色的不二之選。

隨著封建集權的加強不斷加強，在唐朝之前由於五胡亂華以及豪強得勢的政治衝擊，使得宗族禮法制度有了一定程度的破壞。但由於隋唐兩個大統一王朝的相繼出現，這種混亂的狀況並未持續太久。

宗法制度隨著中央政權的建立重新成為了歷史舞臺上的主要角色。

二、地位分明，參差巨大

在弘農楊氏掌握天下的很長一段時間中，宗法的維繫以及嫡庶的分明都嚴格苛刻如前朝，

但隨著朝代更迭至李唐以及科舉制度興盛發展，朝廷擺明了以賢才取士的態度，使得下層人才有了向上發展的機會。自此而後，嫡庶分明的禮法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了。

由於科舉制度使得無論出身高低貴賤的人都有了上升途徑，所以原本對於嫡子來說得天獨厚的繼承權受到了衝擊。

倘若庶子的文采與政治能力強於嫡子，那麼嫡子所面臨的境況無疑非常尷尬。況且唐太宗玄武門之變奪得國家的實際控制權，其本身對於禮法以及嫡庶的衝擊不言而喻。

在等級森嚴的封建王朝裡，嫡庶之間還是有著顯而易見的差別，這種差別形成與產生的原因還要從他們的母親說起。

在中國古代妻與妾的區別差異很大，妻子享有同丈夫相同的地位，而妾卻被視作家庭的財產，可以買賣交易。

那麼妻子與妾室所生的孩子自然而然地受到了區別對待。

在白居易所寫的《井底銀瓶引》中，一個痴情女子不顧封建禮法的壓迫毅然與情郎私奔，最終卻因為禮節不夠完備而只能居於妾室之位，所生孩子也只能算作庶子。

由此可見封建禮法的森嚴苛刻了，後來這段悽美的愛情故事被元代的作家改編成了《牆頭馬上》。

“牆頭馬上遙相顧，一見知君即斷腸。

”雖則如是卻最終無法跳脫禮法觀念與嫡庶之別，這不失為一種可悲。

嫡庶之間的區別早在納妾娶妻之時就開始了，妾室所出的孩子不僅無法得到宗族禮法的鼎力相助，也無法使得民心歸服。

在玄宗一朝的前期，武惠妃非常受君王愛重，雖無皇后之名卻可以使用皇后的儀仗擁有皇后的權利。

即使是如此地位高權重，名不正言不順的武惠妃依舊不能得到臣下的信服。

坊間甚至肆意妄言她不過是一個玄宗的下人，可是這種不尊重的言論即使是貴為君主的玄宗也無可指摘。

原因無他，武惠妃無皇后之實是宗族禮法壓制下的公理。

妻妾之分的嚴謹決定了嫡庶之間的天差地別。妾室所生的孩子稱之為庶子，雖然有繼承家產科舉仕途的權利但是庶出的兒子只能稱呼嫡妻為母親，而對於自己的生母卻無如此稱呼的權利。

因為妾室是宗族家長的所有財產，所以在一個宗族的大家長去世後，妾室只能由繼承的嫡子所奉養安置，而庶子沒有贍養生母供奉其牌位的權利。

這對於人倫禮法來說是一種很大的殘忍，子欲養而親不待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生身母親健在身為庶子卻沒有奉養的權利，無疑這對於庶子來說是很大的心靈傷害。此外，庶子在平時也不能稱呼生母為母親，而只能對父親的嫡妻盡孝。

正是如此森嚴的妻妾之分與嫡庶之別，將唐朝的禮法制度執行到底

，而唐朝的男子在正妻沒有塵埃落定之前，即使納妾生有庶子那麼這個男子仍然以未婚的身份來論處。

許多有妾室以及庶子的男子在身死之後，宗族對其妾室的名分以及庶子的繼承權都不予承認。

這正是最為根本的嫡庶之別，佔據了從古而今封建王朝最為注重的名分之差，使得嫡庶之間建起了一堵高牆，牆的兩邊差別巨大涇渭分明。三、科舉興起，逐漸式微

由於太宗時期科舉制的推行，許許多多出於庶子但素有才能的人得以參與政治掌握權勢，逐漸地拉近了嫡庶之間的差別與距離，同時對於宗法制度存在一定的衝擊。

眾所周知，李唐出生於隴西集團且與鮮卑素有交集，這就使得了最高階層的統治者對於嫡庶不甚於重視。

上行之下效之，從而對於整個唐朝社會產生影響，使得嫡庶關係逐漸發生變化。

由於統治者具有胡人血統，而遊牧民族一向無論嫡庶只以強弱分高下，所以這就決定了唐朝統治者骨子裡的慕強心理。太宗時期，宗法所尊崇的太子李承乾並非最為得勢的皇子。而玄宗李隆基幹脆並非是正室所出的嫡子了。

所以宗法與嫡庶的規矩在王室乃至官宦之家是逐漸消亡的。

庶子隨著自身的興起逐漸地擺脫了低微的地位，透過他們對於家族對於本宗所做的貢獻，庶出的地位得以提高，宗族裡的話語權逐漸變大。

另外，由於唐朝初期戰亂頻繁地百廢待興，這種情況下朝廷的人才缺口極其巨大，統治者放開人才選拔制度，

奉行“人才以此盡，而不以嫡庶論之”這無疑是對庶出地位改變的巨大支援。

除了科舉的選拔制度支撐以外，唐朝律法規定的財產分配製度也是對於嫡庶衝擊極大的因素，

由於唐朝經濟的興盛與繁榮，律例規定無論嫡庶而均分家產。

這也在很大程度上給予了庶出完整的繼承權，而經濟基礎正是上層建築的決定者。這種均分制度的推行，不僅保持了唐朝經濟的持續繁盛以及人口的增多，更保證了庶子的地位提升與權益完備。

隨著科舉制度與遺產均分的推行，唐朝的嫡庶之別逐漸地有了一定程度地削弱。

禮法對於嫡庶的壓迫由於庶子逐漸地擁有了上升途徑以及經濟來源而削弱。由此盛行了千年的宗族嫡庶在一定程度上走向了式微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