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時期是禮樂文化的發展成熟期，發源於原始社會生活的禮和樂，經由夏商兩代的融合與沉澱，逐漸形成了一種以禮為主，以樂為輔的文化型別。黃帝在戰勝蚩尤、炎帝之後，曾在泰山大合鬼神，即將其所征服部落的禮樂、習俗、圖騰進行了一次大融合，形成新的圖騰和禮樂文化。

周的建立者也採取了這種方式，使前代的禮樂習俗，與周部族的禮樂習俗相融合，形成了周初的禮樂習俗，西周統治者進而用明確的制度，來固定了這種禮樂習俗的社會地位，最終使其成為一種成熟的、對後世影響至深的文化型別，正如孔子所言：“周監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

西周的禮樂文化衍生出了禮樂制度，禮樂制度反之，鞏固了禮樂文化的社會地位，促進了禮樂文化的流傳與發展，使其成為影響後世程度至深的文化型別，甚至於形成了為中國社會所獨有的禮樂文明。大射禮作為嘉禮的一種，不僅是與祭祀有關的禮儀活動，還是由統治者親自參與選士的政治活動，文化與制度相互作用的關係，在大射禮上體現得尤為明顯。

周代先王結束商王朝的統治後，總結了前朝覆滅的歷史經驗，建立起以禮樂維護統治的政治制度。禮樂制度以禮為主、以樂為輔，對西周以宗法分封制建立起的社會階層結構，起到了有效的維穩作用。

然而禮樂制度並不是一蹴而就的，一種制度的產生到確立，再到確立後的不斷完善，是需要大量時間來完成的。西周初期禮樂制度的確立，是一個統治階層在西周社會環境的影響下，對繼承自先王朝的制度不斷進行改善的過程。

禮樂制度不是突然出現的，它具有繼承性和發展性。大射禮作為嘉禮的一種，也是禮樂制度的一部分，大射禮既有作為信仰、審美層面上的禮的特性，也有作為政治制度層面上的禮的表現。

作為政治制度存在的大射禮，起到的政治作用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其一，是大射禮在人才選拔方面起到的作用；其二，是大射禮在維持周宗族內部和諧方面起到的作用；其三，是大射禮在震懾諸侯鞏固周王朝統治方面起到的作用。

大射禮舉行的目的，即周王為選擇隨從參與祭祀者。《禮記？射義》中提到的天子參加祭祀之前，必先習射於澤，然後再於射宮中進行正式的比賽，射中者得以參與祭祀，並且會受到增益封地提升爵位的獎賞；射不中者不僅不能參與祭祀，反而還要受到削減封地的處罰。從這裡可以看出，大射禮是周王選拔人才，黜落庸者的重要途徑。

前面提到過，大射禮最初是由射侯之禮發展而來，射為諸侯，便是早期大射禮的最終目的，勝者隨周王參加祭祀，正是他們透過射箭優勝，而贏得的權力的鞏固和象徵。

以《柞伯簋》所載大射禮為例，柞伯在行射活動中優勝，因此周王賜給他赤金作為獎勵。此外周王還賞賜柞伯柷敔，這裡雖釋為樂器，但也有釋其為封地之說，此說便是基於射為諸侯之說而推匯出的結論。

在周代初期，大射禮的這種政治作用尤為重要，西周先王與成康之際，戰亂未息，周天子在選士的過程中，重視武力值高的人才是理所當然的。但到了西周中後期，禮樂制度發展到頂峰，大射禮雖然仍是君王選士的重要途徑，但其選士的側重方向卻已經發生改變。

隨著以樂節射這一形式，和射而不中，反求諸己這種以射修身思想的出現，大射禮的優勝者，不僅以武力為天子青睞，擇士的君主更注重的，變成了優勝者的道德修養，以及行為規範。這也是禮樂制度隨著社會變遷，而不斷進行改變所表現出的發展性，在大射禮這一方面上的體現。

西周初期，周部族定鼎中原，統治地位並不十分穩固，宗族內部的和諧顯得尤為重要，成王在大射禮後的尊老親賢之舉，顯然是和合宗親的重要政治舉措。但根據《儀禮》所記載的大射禮的程式來看，這個尊老親賢的舉動已經不復存在，也就是說隨著社會的發展，大射禮的這種政治功用逐漸消失，為其他的政治活動而取代。

大射禮的禮儀儀程十分繁瑣，各個階層分別負責由上而下的各種事務，上到參與射禮的周天子和各國諸侯，下到參與射禮服務工作計程車的階層，每人都有自己的行為規範，不容一絲一毫的差錯。這就使得宗族內部各階層，能夠明確自己的權利和義務，不逾矩，不妄思，不會有以下克上，妄圖打破宗法制規則的行為出現，最大程度的保證宗族內部秩序井然。

而大射禮的用樂部分，除了燕飲階段用以娛情的升歌下管，還有射後用以賓主、賓賓之間交流情感的無算爵、無算樂階段，這無疑是為宗族內部鞏固情感，緩和矛盾創造了極為合適的時間與空間。

此外，大射禮儀程中，還有一些不拘於身份階層，都必須遵守的規則儀程，如射必合樂節，君主與參賽者同射等。這些儀程縮小了各階層之間的差距，在某種程度上約束了上層階層的行為，達到了一定意義上的平等，緩和了社會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