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敲響了清王朝的喪鐘，也宣告了統治中國2000年之久的皇權專制的瓦解，它無疑是一場史無前例的革命運動，因此受到全國人民的熱烈響應，但對愛新覺羅皇族來說，卻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原來世代享有的那些政治、經濟特權被取消了，為這些特權提供組織保證的皇族制度、八旗制度也不復存在了，這些變化註定了一個特權階層的消失。實際情況是，辛亥革命後，廣大宗室、覺羅子弟為了自謀生計，只有走向民間，並與其他社會成員很快融匯為一體。
少數皇室近支是個例外，他們憑藉祖輩留下的巨大家業，繼續過著揮霍無度的寄生生活，經濟上的破落，對他們來說往往一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政治上的分化採取了新的形式：大部分人逐漸適應了他們正在扮演的社會角色，但也有極少數人，為了實現王朝復辟的迷夢，不惜投靠帝國主義者，充當侵略工具，淪為民族和歷史的罪人。在愛新覺羅皇室成員中，後者的人生道路顯得尤為坎坷曲折。
民國建立後，宗室、覺羅的特權被取消了，俸祿、養贍銀沒有了，除了很少一部分人（主要是上層貴族），透過優待皇室條件，暫時保留了一定的官職和經濟待遇外，其他人已形同平民。一些毫無謀生技能的寄生者，生計頓時陷於困境。一些人的家產吃光了，便流離失所，或流浪街頭，有的輾轉溝壑，甚至凍餒而死。
有一名叫桂順的宗室，家境貧寒，由北京去天津謀生途中，不幸病倒店中。於是向溥儀發了一封告急稟文：
“叩稟我主宣統大皇帝：奴才鑲黃旗滿洲頭甲愛新覺羅氏。奴才桂順因貧窮下天津謀衣謀食，行至楊村鎮，住在回回馬家小店，病在店中。現下當賣全無，又無衣無食，奴才無法，叩求我主大皇帝恩賜錢財，奴才好養病度日。別不多稟，奴才桂順叩求。”
當時皇族數萬餘口，類似情況，比比皆是。民國初年，各王府雖然已失去往昔的威風和闊綽，但畢竟\“百尺之蟲，死而不僵”。因此，一些窮困潦倒的親戚族人紛紛找上門來，“打秋風”，求救濟。醇王府就收到不少這類信函。有的來信自述家中“典質一空，告貸無門，窘迫之情，不堪言狀”；有的哀鳴：“時值天寒，尚無棉衣，閤家嗷嗷待哺，實無一線生路”。訴苦之後總是轉入正題，或請“格外恩施，以救活命”，或請“為兒輩覓一啖飯之所，以濟涸轍，俾數口之家，以免凍餒之憂。”需要救濟者不可勝數，無論宣統小朝廷，還是宗室王公，即便有心救濟，也是杯水車薪，於事無補。
在這種形勢下，由48名宗室王公發起，成立了一個名為“宗族生計維持會”的組織，其宗旨是：維持皇族現狀，籌劃將來之生計，及增進自治能力；凡皇族男子年在20歲以上，並有普通知識者，皆可人會為會員。維持會請求將東陵、避暑山莊一部荒地撥給皇族，作為謀生的手段，以後又在載濤倡議下，利用東陵地畝的租金，試辦教養工廠一處，以為無業宗族養生之備，使皇族貧寒子弟學習工藝，自謀衣食。
上圖清末滿族家庭
為籌集辦廠資金，宗人府曾展開募捐活動。募捐啟文說：
“嘗思天有好生之德，普施萬物，人有當盡之義，惠及宗親，此情之不能自己者也。茲因近年以來宗族異常困苦，啼飢號寒之家不可數計，耳聞目睹，情實堪憐。雖經前守護大臣奏明，先後撥交本府養贍無業宗族地畝一款，宗支繁衍勢難普及。初擬發交各族按戶分放，奈何所得亦只能圖數日溫飽而已。左右思維，惟有以此款設立工廠，收養孤苦幼稚，教以工藝，三年卒業，可以自謀生活。庶幾款不虛糜，鹹沾利益。······此係公益之舉。伏望仁慈善士量力資助，俾得早一日成立，則無業宗室得早一日免於凍餒。是皆出自諸公之所賜也。”
募捐公啟發出後，一些宗室王公、民國政要、社會名流，紛紛解囊相助。其中如慶親王捐鈔200元，禮親王捐鈔100元，醇親王捐鈔300元，順承郡王僅捐票洋15元，似乎已囊中羞澀。其他如洵貝勒、載澤、溥坪、溥培等宗親各捐款不等。蒙古喀爾喀那親王、阿親王、貢親王也積極認捐。有趣的是，捐款最多的並不是宗室王公，而是民國的新貴，如黎元洪捐京鈔1000元，馮國璋捐中鈔500元，熊希齡捐現洋200元。這些民國新貴原本是清朝舊臣，與宗室貴族藕斷絲連。他們大權在握，財源滾滾，不能不令家境開始破落的宗室貴族相形見絀。
經過一番籌備，宗人府教養工廠於民國8年（1919）5月正式開辦。工廠專收無業宗室，先收100名，凡宗室年齡在10歲以上，15歲以下，身體強壯者，持各族圖片證明，都可入廠。工廠分地毯科、織工科、木科、席科、筐科。生徒半工半讀，除做工外，還學習國文、習字、算學、圖畫、體操、唱歌、音樂等課程。工徒全部住宿，每日兩餐，每人布衣一件。準備培訓3年後，使生徒掌握一技之長，聽其自謀生計。但當時就業極難。3年後，宗人府又克服種種困難，於北京東安門內騎河樓東口創設了第二工廠。工廠生徒暫定50名，將來再為推廣。
兩廠為了開啟產品銷路，多種途徑創收，還四處張貼傳單，大事宣傳。從傳單中，可以大略瞭解工廠創立時的情況：
哈哈！現在您知道宗人府創立了第二工廠嗎？自從第一工廠創立以來，如今才是三年，裡頭一切成績如何，不必再細說啦！
如今第二工廠又發現，一切內容的完備，您聽我說一說：第一樣，工徒守規則，所以各科全都發達啦。例如織科——如毛巾，襪子，錢帶子···…全都是本國材料，精益求精的。石印科——如廣告，傳單，西式名片，書籍，簿冊······用的全是上等材料，其餘還有什麼各種的化裝（妝）品，真是沒有一樣不完備的。還有一樣可一稱破天荒的事情，就是一本工廠附設的中西音樂會聘請侗將軍充中樂會長，法人何圖先生充西樂會長。作樂的好壞，如果要是有喜、壽、結婚……等事約〔請〕，就可知道如何了。本工廠有售品，所賣的東西全都是取‘物美價廉’的主意。想現在正當提倡國貨，抵制外貨的時代，愛買國貨的先生們全都快要來啦！
傳單是用通俗白話寫成的，這應該也是受到當時方興未艾的白話運動的影響。傳單作者顯然希望透過這種方式擴大工廠的影響。傳單中提到的中樂會長侗將軍即京城內鼎鼎大名的溥侗。溥侗，字厚齋，號西園，別署紅豆館主。他是清道光帝之孫載治的第五子，光緒年間曾受封二等鎮國將軍（一說為輔國將軍），故有“侗將軍”之謂。他雅好戲曲，頗有造詣，因有“票界大王”的美譽。
宗人府創辦教養工廠，使一些皇族子弟學得一技之長，走上了自謀生計的道路。這對改變皇族子弟坐吃山空，無所事事的狀況具有一定的示範和宣傳意義。但是，它沒有改變，也不可能改變眾多貴族子孫日益破落貧困的趨勢。最後，連教養工廠本身也落得虎頭蛇尾的結局。
這些自救團體解體的原因大致有三：
第一是缺乏資金，當時興辦經濟實體的資金渠道包括旗租、各旗和王府的捐助，不但沒有保證，且逐年減少。
第二是工廠的生產性質不明確，收留工徒，包吃包住，管穿衣還管讀書學習，仍帶有養贍本族貧人的寓意。經濟負擔重，難以贏利，也就不可能長久維持。如正藍旗第三族鍾繼佐領下學生普忠、普珉在給載濤貝勒（當時主管宗人府）的呈文中自述：修業期滿領憑歸家後，父親病故，家境日見艱難，母親在外傭工，所得傭資每月二圓左右，只自顧一身而已。自己年幼，技藝又未精通，實無謀生之路。並“懇求貝勒爺恩准，生等歸回教養工廠重習二三年，得一技之長亦求生業”雲。可見教養工廠仍帶有福利院、救濟院的性質。
第三是許多宗室子弟未改好逸惡勞舊習，或在廠不認真學習，或乾脆不辭而別。宗人府教養工廠經常登出一些斥革工徒及不準畢業工徒回廠的啟文，如：“長裕系正藍旗第五族錫麟佐領下，因假久未到廠，現奉堂諭著即斥革”；“本廠畢業工徒正紅旗第五族宗室玉亭、正紅旗第五族宗室貴鍾、正紅旗第三族宗室玉銓呈請回廠，復經檢察，工徒玉亭等工作懶惰，奉堂諭著不準回廠。”鑲藍旗宗室柴泰、鐵鐘兩名，入第二工廠未久，前後藉假外出未歸；又宗室毓達，入廠後屢犯過失，有違廠規，均被開除。在《宗人府堂》的檔案中，還保留著一些工徒離廠曲前“順手牽羊”的記錄：鑲藍旗六族宗室斌福，請假久不回廠，攜去單、夾褲褂各一套；正紅旗頭族宗室裕清從第一工廠畢業時曾將工廠衣褲攜去，以後他申請再次入廠時，奉堂諭：“不準回廠”。更惡劣的如鑲紅旗工徒壽年、壽益、恩浚等人，還未入廠報到，就攜領到的服裝兩套，被褥各一份揚長而去。類似的例子難以畢舉，說明宗室貴族子弟告別寄生生活，走上自食其力的道路，並不是一蹴而就的過程。往往需要付出長期而艱苦的努力。對許多人來說，養成勞動習慣，無異於一次脫胎換骨的改造。
前文引用了《宗人府堂》多處檔案記載。
這以後，北京城中宗室、覺羅子弟的就業範圍迅速擴大，可以說“五花八門，應有盡有”。據民國37年（1948）有關北京城內100戶滿族居民的調查：工人佔從業人員總數的24%，手工業工人佔14%，職員、技術人員佔8 %，警察佔3 %，其餘各類人員佔12%。這份調查所反映的，是滿人就業的一般情況，同樣適應於普通的宗室、覺羅子弟。
民國初年，北京城內60餘萬滿族人口中，宗室、覺羅以及他們的眷屬約有7萬之多。他們自謀生計的過程，也就是平民化的過程，在生產勞動和各種社會交往中，與其他滿族人很快渾然莫辨，陶融一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