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朝廷，主子的家：我們都是奴才。”
當這句話以字正腔圓的京字京韻，從一個年老的駐防旗人的口中發出來時，坐在學堂裡的大多數福建學生的反應是將其當成一個笑話，此時已經是1905年，帝國的立憲改革已經推行了3年之久，儘管朝廷設定的教育大計仍然以忠君為本，但大多數19世紀的“八零後”和“九零後”，只要稍涉時事風潮，便不難將自己定位為新時代的“國民”，對這些新晉“國民”來說，在第一堂“官話課”裡聽到的第一句講詞竟然是“主子”、“奴才”這些陳詞濫調，自然會引起一番鬨堂大笑。但很快證明，這件事一點也不好笑：一個叫林白水的人起而反對這種教授方法，“便捉將官裡去了”——這毫無疑問是一個警告，告誡那些膽敢藐視朝廷設立的“官話課”的人將會遭到怎樣的下場。
設立“官話課”，實際上是晚清少數朝廷和民間能夠達成一致的政策之一，很多人相信，對一個人心渙散、搖搖欲墜的帝國來說，統一的語言理應是一種很好的黏合劑，就像1903年張百熙和張之洞在《奏定學堂章程》裡所提到的那樣：“各國言語，全國皆歸一，故同國之人，其情易洽”。包括那位被拘捕關押的林白水，也是一位官話的熱切擁護者，他把他對推行官話的滿腔熱忱都寫在他創辦的《中國白話報》的發刊詞裡。
20世紀初的中國正沉溺於一種在後來被稱為“國語運動”的熱潮之中，而福建學堂裡的那第一堂“官話課”則成為了這場熱潮中的一盆涼水。之所以如此，不僅僅因為這位旗人的教書方法陳腐老套，更是因為它喚起了一段湮沒已久的不愉快的記憶。對帝國來說，這段記憶是它永遠正確不敗的榮光背後一抹失敗的陰影，而對那些腦海深處仍然殘存著這段200年前往事的民眾來說，它是一個笑話。
皇帝的旨意：推廣"官話"
“君心難測”，1728年9月5日，當36歲的許松佶跪在階下等待皇帝問話時，心頭也許會掠過這四個字。這是這名福建福州人第一次進京面聖，許並非科舉正途出身，在此之前，他一直跟隨父親出門在外，為各省地方官員充當幕賓和吏胥。
按照帝國銓選官員的一般政治規則，像許松佶這種由吏胥進入仕途的出身被稱為“不入流”，往往受到輕視。但從御案上方俯視他的那雙眼睛，卻恰恰屬於一位不願循規蹈矩的君主——雍正皇帝。在他的眼中，許的短板恰恰成為了長處。在寫著許松佶生平履歷的引見單上，皇帝對他做出的綜合評價是“中上”，他稱讚許“人甚明白”，是“有出息人”。但皇帝對他做出的最有趣也值得深味的評語，卻是這位福建人“不似福建人”。
雍正將“不似福建人”作為一種好評可能出於兩大原因：南海海盜肆虐，侵擾福建沿海，就在皇帝見許松佶的第三天，他還為海賊盜首黃萬日行劫海上一案龍心震怒；另一方面，則是福建本地鄉音，對深居宮中的皇帝來說，猶如群鴉亂噪，不知所云。因此許松佶雖是福建人卻因為胥吏身份輾轉數省失去福建特性這一點，才讓皇帝倍加讚賞。所以，在稱讚許松佶“不似福建人”的評語後面，皇帝接著寫道：“言語亦清楚”。
許松佶當然不知道皇帝對他的評語，就像他不知道皇帝的龍顏一樣，他更不知道這次引見竟會引發一場波及福建、廣東兩省的政治運動。許松佶被引見四天後，皇帝突然頒佈了一道奇特的上諭，在諭旨裡，皇帝首先指出對一名有著“蒞民之責”的官員，“其語言必使人人共曉，然後可以通達民情，熟悉地方事務，而辦理無誤”，但是皇帝在引見大小臣工陳奏履歷之時，卻發現“惟有福建、廣東兩省之人仍系鄉音，不可通曉”——這顯然是對許松佶這位“不似福建人”的福建人那口“清楚”的語言所做出的迴應。皇帝更進一步指出，倘使再把這些滿口鄉音的閩粵官員委派他省任職為官，“又安能宣讀訓諭，審斷詞訟，皆歷歷清楚，使小民共知而共解”呢？
朝廷的意旨因為語言問題不能透過官員下達到地方，而“官民上下語言不通”的另一個弊端是地方政治將會被一群吏胥把持，皇帝認為這些吏胥會在代為傳述這些閩粵官員命令時，“添飾假借，百弊叢生，而事理之貽誤者多矣”。而反過來，對福建、廣東兩省的普通百姓來說，他們肯定也不明白皇帝派來官員的語言，從而導致“上下之情扞格不通。
在皇帝自詡邏輯圓滿的聖明燭照下，閩粵兩省難治的病因終於找到了，那就是聽不明白的語言，而治病良方也同樣被皇帝發明出來，那就是在這兩省推廣一種”使人通曉“聽得明白的語言。
皇帝的諭旨意味著實現，然而皇帝提供的只是一個理念，實現的方式卻需要下面的官僚機構擬定出一個具體可行的方案。對朝臣們來說，首先要確定的是究竟哪一種語言才是皇帝心目中”使人通曉“的明白語言。答案毫無疑問只有一個——”官話“。
對清代人來說，”官話“指的是一種與各處土語鄉音相對的通行語言，就像清代一本官話教材《正音撮要》中所解釋的那樣，”除各處鄉談土語、習俗侏漓不計外，其能通行者，是謂官話“，這種解釋非常容易讓人聯想到今天中國通行各地的”普通話“，但兩者之間仍然有著微妙的差別：按照官方定義，現代的”普通話“是全國通用標準語言；但清代的”官話“卻具有地域性，19世紀來華的傳教士馬禮遜就敏銳地發現”南京的官話與北京的官話不同“，而在明清小說裡，我們還能發現”廣東官話“、”蘇州官話“、”揚州官話“、”藍青官話“等等，它們都被稱為”官話“，但這些說著不同”官話“的人也許彼此之間都聽得費勁。
頒佈諭旨的皇帝肯定有自己心儀的”官話“，那就是北京的”官話“。在頒佈推廣官話諭旨的同一年，皇帝還發布了另一道不那麼引人注意的諭旨，規定鴻臚寺朝會上唱讚的序班官員，只錄用”直隸、河南、山東、山西四省生員“。
但皇帝和朝臣都很清楚一點，讓那些距離京師萬里之遙的閩粵人士各個都操著一口流利的”京片子“，絕對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務“。因此，在一番權衡考慮之下，在各部議奏的最後方案中，只提到讓廣東、福建人學習”官話“，但並沒有具體提是哪一種”官話“。但為了使皇帝的意旨不致成為一紙空文，朝臣特意擬定了具體的懲治辦法，學習官話以八年為限，不然將停止閩粵兩省的科舉考試。對帝國統治下的讀書人來說，沒有哪種懲罰比停止科舉考試更重的刑罰，這等於是中斷了這些人向上流動的唯一通道，對1728年的福建、廣東士子來說，”官話“真的實至名歸，與做官緊密聯絡在了一起。
在執行皇帝意旨方面，地方永遠比朝廷提出的要求更加急進。上諭頒佈後的一年時間裡，福建各地就先後”奉文設立“了名為”正音“的書館和書院110所，平均每個縣都有一所。而廣東更是走在這場欽定官話運動的前列，在每個城鄉都設立社學”以訓官音“，僅僅在南海縣這樣的社學就達到112所，番禹縣也有47所，”他府州縣名目尤繁“，根據一位學者的大致統計，整個廣東省有2000所以上的正音社學在一兩年內雨後春筍般新鮮出爐。
官話運動如潮水般洶湧而來，迅速淹沒了福建、廣東兩省，並且根據朝廷”通行凡有鄉音之省，一體遵行“的議奏，這股洪流大有從閩粵向各地氾濫的趨勢，在皇帝絕對意旨的推動下，似乎沒有哪種力量可以阻擋這場運動蔓延全國。但僅僅上諭頒佈的四年後，一名官員就以特殊的方式發出了異議的聲音。
官員的疑問：錢從哪兒來？
楊永斌於1732年升任署理廣東巡撫，他的仕途從32年前擔任廣西臨桂知縣開始，直到一年前才首次升任省級大員。多年仕宦生涯使他深知如何以安全的方式向皇帝表達自己的意見。因此，在這一年6月19日寫給皇帝的密摺中，他並沒有在一開始就提出他對這場氾濫全省的”官話運動“的看法，而是先詳盡講述了自己如何在皇帝的旨意下嚴禁私挖礦產和招募流民開墾荒地所取得的成效，而這一切當然都應當歸功於”聖天子念切民依，計慮周詳“。直到這篇長達數千字奏摺的最末，楊永斌才小心地提及這場”官話運動“開展四年來的成果——也就是毫無成果。
按照楊永斌的解釋，這當然不是皇帝和朝廷的政策有何不妥，而是這群廣東士子不可救藥。在密摺中，楊痛斥這些廣東士子”文藝庸陋猶在其次，而品行卑汙，干犯行止有虧之案者，據各屬紛紛詳革，殆無虛日，且不諳官音者比比皆是“，實乃一群刁民。針對這種狀況，楊永斌提出了一個解決方案，重新修葺省城廣州舊有的粵秀書院，將學政每年考試中的優等生撥入書院肄業，再讓這些畢業的優等生各回本籍去教授那些”陋劣“之徒，最後達到共同進步的目的。
乍看起來楊永斌的奏摺與之前頒佈推廣官話的上諭並無阻礙，但實則卻暗度陳倉，將意圖隱藏在字裡行間。皇帝在上諭中認為是因為語言不通所以才導致閩粵兩省民風澆薄難治，但楊卻在密摺中指出情況恰恰相反，是因為廣東士人品行低劣，所以才導致學藝不精，官話不通。所以比起各地大張旗鼓地推廣官話，是不是先提高廣東士人的道德素質更是當務之急呢？
對楊永斌來說，答案毫無疑問是後者。不過，道德原因永遠不會是最根本的原因，而最根本的原因則不會出現在密摺中。皇帝欽定的官話運動所遭遇的最大阻力不是一群道德敗壞計程車子，而是一個更現實的原因：錢。
楊永斌在密摺中暗含了這一點，在提出重修粵秀書院時，他特意提及會將流民墾荒所收的千餘石官租用於粵秀書院的”膏火之資“，也就是作為書院的轉向資金來源。儘管皇帝在批覆同意了這一奏請，但從另一個側面也體現了，如果沒有來自皇帝親自下達的旨意，地方上連興辦一所學校都面臨著無錢可用的窘況。
有清一代的財政制度在集權程度上位居列朝之冠，從制度上講，地方徵收的所有賦稅都是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也只有朝廷才有權對其進行調撥分配。雍正的父親康熙在位末年甚至規定，官員動用任何款項之前都必須得到戶部批准，即使是地方上的常規開支也要上報中央逐項稽核批准。如果嚴格按照制度規定，那麼即使廣東下屬縣裡的一所官學要添置一張桌子，都必須要有北京旨意的同意。
嚴格的財政制度使地方官員不得不採取一些非常規的靈活手段，開闢正規渠道之外的源流來彌補地方經費之不足，比如對新墾土地隱匿不報，或是加派額外雜稅，這些灰色收入當然是非法的，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恰恰是這些灰色收入維繫了帝國地方治理的正常執行。
楊永斌這樣從基層縣令一直做到省級巡撫的官員當然對此心知肚明，但這些官員的不幸之處在於他們恰恰遇到了一個最難纏的對手：雍正皇帝。雍正出名的充沛精力和以察察為明的鮮明個性，使他治下的地方官員進行暗箱操作的難度大大增加，所以，那些四年前奉旨大張旗鼓創辦的正音社學必然面臨經費來源嚴重不足的問題。無論是創辦還是維持一所社學，都需要持續的資金注入。而皇帝四年前頒佈上諭時，只是把推廣官話作為一項政治任務推給地方，卻沒有為其提供配得上它浩大聲勢的專項資金，在帝國嚴格的財政制度下，是沒有多餘資金用於這種突如其來的新興地方教育機構的。
因此，在只有政策精神，卻沒有資金來源的情況下，地方官員就只有乞靈於他們早已諳熟的灰色手段。在廣東，維繫每所正音社學的資金是每年12兩，如果按2000所計算，那麼每年則需要支出24000兩，這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廣東官員想出的辦法是挪用地方存留庫項，但中央劃撥地方支出的存留款項中並沒有正音社學一欄，所以只能借用地方正規官學的銀兩來完成皇帝額外派給的政治任務。儘管這種挪用公款的行為肯定不合規定，但既然皇帝和中央政府將自己非正式的需求置於各省僅有的存留庫存之上，就不能責備地方官員難以恪盡職守。
而在福建，除了動用公費之外，同時也將原先地方正規官學經營的學田收入劃給正音書院，在永安縣，原先的義學被改造成正音書院，義學所屬的學田自然也轉入書院之手；而在浦城縣，則乾脆將祭祀朱文公祠堂的祠田撥入正音書院中。福建全省興建的一百餘所正音書院中，有半數是舊房改造再利用建造起來的。對地方官員來說，這些在皇帝諭旨號召下倉促建立起來的書院，在缺錢少糧的狀況下能存活下去，本身就是一個奇蹟。
但奇蹟不能持久。當楊永斌在奏摺中寫到”粵人狃於積習，歷經四年，仍未能漸移“時，就已經在暗示皇帝這場”官話運動“已經走到了它的瓶頸。他巧妙地提醒皇帝，是應該重新審視”官話運動“的現狀和它的將來了。
而對皇帝來說，他要思慮的還不止這些，1732年應該被認為是雍正的失敗之年，他那些早年推行的極富個性的改革措施在這兩年裡弊端凸顯，無論是火耗歸公、欠賦清查還是皇帝為整頓各地風俗而特設的觀風整俗使，都已經到了難以推行的地步，與這些困境相比，”官話運動“的失利只能算是一個微不足道的煩惱。在楊永斌奏摺的最後，皇帝以寬慰的口氣批覆道：”皆屬是當，嘉悅，覽焉，勉為之“，彷彿終於找到臺階卸下了一個沉重的包袱。三年後，雍正皇帝去世，他還來不及見到閩粵兩省官話運動培養的第一批人才進京引見。但事實證明，無論是對已死的雍正皇帝，還是福建、廣東民眾，都是一種幸運。
朝廷的態度：不承認失敗
1777年1月8日，距離雍正皇帝雄心勃勃開展的推廣官話運動已經過去了49年，皇帝也已經由雍正變成了乾隆，乾隆接見六旬老臣陳汝捷，證明官話運動徹底失敗。陳汝捷生於1718年，正是福建人，十歲時就應該趕上那場大張旗鼓的官話運動，49年後面見皇帝，陳汝捷的官話仍然相當”費力“，”應對每形艱澀“，這也是引見時導致皇帝疑心的直接原因。
同樣的語言問題過了半個世紀又擺在了雍正的繼任者面前，但乾隆得知真相後，並沒有再次掀起大規模的推廣官話運動，他唯一做的只是在陳汝捷的引見單上用硃筆註明：”中材，只可止此，水師派“，兩年後陳因為功績卓著升任福建全省陸路提督軍門。他糟糕的官話水平並沒有影響他的仕宦生涯，而與此相對的雍正皇帝那道獨出心裁的推廣官話的上諭卻被一步步埋入遺忘的深淵。
這一埋葬的過程從乾隆皇帝正式即位的第一年就開始了。乾隆元年恰好是雍正當年規定的八年期限的最後一年，福建、廣東計程車子面臨一場決定他們未來命運的語言考核，倘使考核不合格，這兩省將會被取消科舉資格。而最終的考核結果也證明確實不合格，”偏方士子溺於士俗，轉瞬限滿，而問以官話，多屬茫然“。但朝廷最後的決定卻並非嚴格執行雍正停其科舉的嚴厲懲罰，而是決定”於八年之期，再為展限“，把最後期限再次延長到三年之後。
儘管在最後，中央仍然警告閩粵兩省士子”倘嗣後仍延鄉音教書之師，不肯學習官音，則三年之後，師生皆停考試，以示明罰“。但僅僅一年後，朝廷又下達新的決議，在這次新的決議裡，不僅再一次承認官話運動徒勞無功，”通曉官話者寥寥無幾“，更下令將原先從鄰省派送教習官話的教職全部撤回。甚至連最終期限也被徹底取消了，按照官方的說法是”不必勒定年限，以俟從容之化“。
到1777年乾隆皇帝接見陳汝捷時，昔日轟轟烈烈的官話運動已經成為了一場遙遠的記憶，那些少數仍然試圖收拾這場失敗運動殘片、打算重整旗鼓的人，也在皇帝嚴厲的命令下被迫罷手。就在皇帝為陳汝捷糟糕的官話憂慮的兩年前，一位叫汪新的福建學政上奏皇帝，希望恢復官話運動時每年對福建士子的官話考核，但皇帝在他奏摺上的批示只是冷冷的”所奏毋庸議“。
而在民間，學說官話則成為了一個笑話，在乾隆年間流行甚廣的笑話書《笑林廣記》裡，專門收錄了一則官話的笑話，兄弟二人學了一二官話後，便在父親面前故意炫耀，當父親問弟弟哥哥去哪兒時，弟弟用官話回答說：”撒屎“，而這句話在土語裡聽起來像是”殺死“，結果讓父親大為悲慟，直到其兄回來，方才轉悲為怒，小兒子分辯自己是”我自打官話耳“。父親則罵道：”這樣的官話，只好嚇你親爺罷了！“
官話運動留下的記憶大都只剩下笑聲，而官方則試圖忘記這場失敗的運動。直到20世紀初，新的”國語運動“興起，才讓人多少想起曾經有過這樣一場失敗運動。但這場國語運動和之前由皇帝的一條旨意引發的官話運動完全不同，它並非由中央透過層層行政命令自上而下地推廣，而是由民間興起自下而上地逐漸擴散。這場運動的發起者所思考的也不再是如何讓皇帝能聽懂臣民的語言，以便朝廷更好地統治；而是如何能像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一樣，透過統一的語言，讓全國民眾意識到自己是同一個國家的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