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世三公”，指的是一個家族的四代人中，都有成員位居“三公”之列。所謂的三公，在不同時期的具體名稱並不一樣，但都代表著當時最為尊貴的官職，任何家族就算只有一個人能夠位居其中，都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四代人都能這樣的話，難度、榮耀度可想而知。

但是，四世三公到底有多大實際權力？其實跟咱們想象中不一樣：

首先，筆者剛才說了，三公只是最“尊貴”的官職，並不一定是權力最大的；這一體系的誕生，原本的目的就是為了分化權力，後來更是淪為了虛職。

其次，“四世三公”現象僅在東漢末年出現過，而且一次就出了兩家：汝南袁氏、弘農楊氏，這正是那個特殊年代的一大符號。

“三公”這一概念出現得很早，據《尚書》記載，周王朝時期的三公指的是太師、太傅、太保，他們的權力很大：“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啥國家大事都會參與，是周天子的重要參謀；而那時具體負責處理各項政務的則是六卿，分別為：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然而，由於史料的錯綜複雜，也流傳一種說法：“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是為三公”。

秦朝開天闢地，沒有設定三公，輔政的主力是左右丞相（或相國）。

漢隨秦制，從漢高祖到漢文帝時期，牽頭輔佐皇帝治國的一直是丞相/相國，只是數量經常變化，有時一個、有時兩個。

但我們知道，從西漢初年開始，皇權與相權之間的博弈就沒停止過——比如劉邦對蕭何的猜忌、漢文帝對周勃的持續打壓。到了漢武帝時期，一方面為了進一步削弱、分化相權，另一方面由於獨尊儒術、經學興起，受周制的影響，“三公”概念再次誕生，對應的職務是丞相、御史大夫、太尉。

在當時，這幾個職務都是掌握著實權的：

丞相“掌丞天子、助理萬機”，可以視為帝王的副手；

御史大夫“掌圖籍秘書、外督部刺史”，擔負了監察的工作；

太尉“掌武事”，主管軍事工作。

他們的工作範圍有所側重，軍政大權分而治之，三者互相制衡，皇權從而得到了強化。

但皇帝仍對丞相手裡的權力不放心，漢武帝在位期間，在中央幾大要職之間設立了複雜的監督體系，比如司隸校尉督察丞相、丞相督察司直、司直督察諸州刺史等等。此外，他還廢除太尉、改設大司馬，經常由掌軍的大將軍兼任。

在此基礎上，漢昭帝在位期間，為了再次削弱丞相的權力，正式設立“大司馬大將軍”一職，擔任這一崗位的，大多是那些大權在握的重臣（權臣），比如大名鼎鼎的霍光、張安世等人；而到了漢成帝時（公元前33—前7年在位），御史大夫被大司空取代；隨後的漢哀帝期間，丞相改名為大司徒，至此，大司馬、大司空、大司徒這樣的“三公”體系正式成型。

信奉周禮的王莽篡漢後，曾經對官員制度進行了大幅改革，但大多是換湯不換藥，並沒有對社會起到多大的積極作用。

劉秀光復漢室後，有感於西漢後期權臣掌控朝廷的教訓，對中央官制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位高權重的“三公”首當其衝。

首先，他把大司徒、大司空中的“大”字去掉，把大司馬改回了太尉，三公由此變成了司徒、司空、太尉。更為重要的是，從這個時候開始，三公從以前的實權職位，正式變成了虛職：“雖置三公，備員而已”；而三公原本負責的工作，則交給了尚書檯。

有意思的是，三公的俸祿是每人每年萬石糧食，而尚書檯的老大尚書令只有一千石。劉秀的用意，是讓官位高的沒權，有權的官位低，從而避免權臣竊取朝政的風險。

這還不算，劉秀還提高了地方刺史的權力。在西漢時，刺史（那時叫州牧）向朝廷彙報的情況時，會由三公負責處理，其後才向皇上呈報；而劉秀改了規矩，刺史上報的事務直接遞交給皇帝定奪，三公完全淪為了“吃瓜群眾”。（對了，刺史的俸祿一般是600-2000石）

這一制度被後面的帝王沿用了下來。那擔任三公的都是些什麼人呢？大都是些名儒。

自從漢武帝確立“獨尊儒術”的政策以來，官員必須從儒生中選拔，儒家思想得以強勢傳播、滲透，受到了兩漢各階層的一致推崇。那些世代精修儒家經典的“經學世家”逐漸在政壇中崛起。

在那個書籍並沒普及的年代，這些經學世家耳濡目染，世世代代注重儒家經典的研究，薪火相傳，逐漸建立起得天獨厚的學術研究優勢，甚至可以說是知識的“壟斷”。其中，當屬汝南袁氏、弘農楊氏格外出眾，袁安、楊震開啟了各自家族的“四世三公”奇蹟。

袁安從小就繼承了家族對經學的研究，史稱他“學問淵博，通達經書”，以舉孝廉進入仕途，歷任縣令、太守、河南尹。由於他為人正直、不畏權貴、公私分明、仁愛厚道，逐漸名動天下，後來進入中央，先後擔任太僕、司空、司徒之職，也就是位居三公。

後來，在外戚竇氏專權的黑暗時期，袁安雖然因剛直不阿的性格受到了嫉恨，但由於其名聲遠播，竇氏倒也未敢真正加害。同時，袁安的淵博學識、仁厚性格也為家族中的後輩樹立了良好榜樣，他的子孫都保持著修身、克己、博學的優良家風，連續四代人都位居“三公”這樣的顯貴職位：

袁安擔任司空、司徒；他的兒子袁敞、袁京都擔任過司空；袁京的兒子袁湯擔任過司空、太尉；袁湯的兒子袁逢也當過司空（袁逢則是袁術、袁紹的親爹）。

另一個四世三公的家族則是弘農楊氏。

楊氏的發達起源於楊喜，據說他就是在烏江邊分到項羽1/5屍體的漢軍將士，因這份功勞被封兩千戶侯，開啟了家族富貴之路。

楊震是楊喜的八世孫，其父親楊寶，是漢光武帝劉秀時期的名儒。聰明好學的楊震從小就拜經學大師桓鬱為師，逐漸通曉儒家經典著作。他五十歲才進入仕途，歷任太守、刺史，逐漸名動天下，很快位居三公，擔任過司徒、太尉。

楊震為人淡泊名利，身在官場但卻一直清廉剛直、不求私利，品行受到世人的一致稱讚。但他並不是明哲保身之輩，面對混亂朝政的宦官、外戚群體，楊震多次上書直言勸諫，被宦官樊豐等人陷害排擠，慘遭漢安帝罷官。

為了警醒世人，楊震在回鄉的路上服毒自殺、以此明志，天下人無不哀憐。後來，他的兒子楊秉擔任過太尉；楊秉的兒子楊賜擔任過司徒、司空；楊賜之子楊彪歷任司空、司徒、太尉（他的兒子就是楊修）。這就是與袁氏齊名的另一個“四世三公”家族。

由於儒學的空前興盛，像袁、楊這樣的經學世家得以脫穎而出；而袁安、楊震雖面對日漸黑暗的政治，卻能堅信滲透到自己骨子裡的君君臣臣、仁愛道德等信念，他們愛護百姓、匡扶皇權、對抗宦官，雖然屢遭挫折，但卻從始至終氣節不改，由此獲得了士大夫們的推崇和擁戴。因此，雖然他們未能掌握實權，但卻為子孫樹立了好榜樣、為家族獲取了良好的社會聲譽，因此得以代代位居三公，門生故吏遍佈天下，成為亂世中清流的領袖。

在任何時代，最為可貴的莫過於任他亂世風吹雨打、心中時刻保持一份堅定信念。“三公”淪為虛職，在一定程度上其實是好事——為那些品德高尚計程車人提供了影響世人的平臺；袁安、楊震的品行，即使在如今看起來略顯迂腐，但正是因為難能可貴，才值得人們稱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