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權力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下，蘇聯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國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強國。然而，這一工業化過程往往伴隨著國民經濟的嚴重失衡，從而導致民眾對社會現實的不滿。

眾所周知，社會現實是文學作品滋生的重要土壤，只不過，不同於其他國家的現實作品，蘇聯社會現實往往透過“政治笑話”這一諷刺小品來反映。

事實上，上世紀二十年代蘇聯的政治笑話還不多見。這一時期有賴於“新經濟”政策的發展，蘇聯國民經濟基本保持平衡，並無太大波動，所以民眾對社會現實也並無太多負面情緒。

列寧逝世後，隨著二十年代後期蘇共高壓政策的實施，蘇聯笑話發生了第一次井噴。這期間，農業集體化和持續多年的蘇聯大饑荒成了蘇聯笑話最為廣泛的題材。

例如：“美國總統胡佛和蘇聯的斯大林有何不同？”一個外國人問蘇聯公民。蘇聯公民回答道：“胡佛不讓人喝酒，斯大林則不讓人吃飯，他們是一對兄弟。”

類似的笑話還有很多，下面再舉一個例子。

三個囚犯被送到了古拉格監獄（蘇聯關押政治犯的地方）。一時無聊，他們便談起了自己被抓到監獄的原因。

第一個囚犯首先開口：“我來到這，是因為我總是上班遲到五分鐘，他們據此指控我是消極怠工。”

第二個囚犯接著說：“我來到這是因為我上班總是早到五分鐘，他們指控我是間諜。”

第三個囚犯聽到後，驚訝地說：“那我剛好和你們相反，由於我準時上班，他們就指控我擁有西方製造的手錶。”

如此大膽的笑話，很快引起了當局的注意。1933年1月，蘇共中央全會召開，時任中央監察委員的什基里亞托夫在會上作了一項重要的發言：“我要談的是近來社會上出現的一些反動言論，民間一般稱為講笑話。這些笑話是什麼，是透過宣傳鼓動來反黨，必須予以警惕。”

1934年，鑑於蘇聯政治笑話在民間的蓬勃發展，蘇共政治局委員基洛夫也表示：“講笑話是我們的敵人最頻繁利用的武器之一，要讓這些破壞者付出應有的代價。”

隨著蘇共多位高層的接連倡議，講政治笑話也被納入了蘇聯刑法。據資料記載，在斯大林時期，如果有人講笑話並因此遭到檢舉，就會因違法蘇聯刑法第五十八條第十款（惡意煽動反蘇維埃的言論），而被處以三年到五年的監禁。當然，這個處罰並不是固定的，有時根據政治形勢的不同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化。

1934年12月1日，斯大林的親密戰友基洛夫遭到暗殺，這一事件觸發了三十年代的“大清洗運動”。而在處理所謂的基洛夫暗殺事件中，斯大林授意內務委員會捏造出多起政治冤案，據此清洗了季諾維也夫、布哈林等多位政敵。

據悉，當時蘇聯國內的高壓統治十分嚴厲，有些人往往會因為一句不經意的話、一個不妥當的行為，就被以莫須有的罪名逮捕或處決。正因為如此，“大清洗”也成了蘇聯政治笑話嘲笑的物件。

事實上，高壓之下，蘇聯人民創作政治笑話的熱情並沒有因此減弱，反而急劇增加。對此，蘇聯當局也採取了相應的反制措施，即抓入勞改營進行改造。

根據俄羅斯官方披露的資料顯示，在1934年至1953年間，總共有1500萬人被收入勞改營服苦役，其中就包括一群“講笑話進來的服刑人員”，也就是所謂的“笑話犯”。

因講笑話而遭到監禁，或許是歷史上最為荒謬的事情之一了。而更令人窒息的是，這些“笑話犯”在古拉格監獄的數量達到了20萬人。儘管斯大林逝世後，赫魯曉夫釋放了這些“笑話犯”，但由此產生的惡果已經無法挽回了。

這些“笑話犯”被釋放後，反而成了政治笑話傳播的“活媒介”。他們根據在監獄中跟獄友交換的政治笑話，在民間廣泛傳播，並據此創作了題材更為豐富的笑話。等到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笑話已經進入了成熟期，其產量之多，讓克格勃也疲於奔命。

當然，政治笑話的發展也需要相應的社會條件，不能憑空想象。正因為如此，到了戈爾巴喬夫時代，隨著政治高壓的解封，蘇聯政治笑話也失去了生存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