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奈希德·哈賈爾 譯/觀察者網 寧櫟】

1947年8月，印度和巴基斯坦建國時，爆發了衝突、大規模強姦和20世紀一些最血腥的種族屠殺事件。立足未穩的印度領導人警告說，巴基斯坦堅持獨立是錯誤的。許多當代觀察家可能會稱讚這是先見之明。巴基斯坦現在是一個核大國，人均GDP並不落後印度太多，但國內充斥著極端主義，債務高漲，文人政客軟弱腐敗，軍隊輸掉了每一場戰爭卻主宰著國家。

然而，在幸災樂禍之前，印度人應該回想一下，巴基斯坦國父真納為什麼如此堅定地要在前英屬印度裡建立一個穆斯林佔多數的家園。因為真納預感到，在一個由印度教徒主導的國家，穆斯林的權利不明朗。

75年後的今天，印度困境證明了真納的明智。印度擁有全球第三的穆斯林人口，自2014年以來，在頭頂光環的總理莫迪領導的右翼印度教民族主義政府領導下，穆斯林面臨的敵意明顯增加。印度穆斯林一直是政客、媒體和民團的目標。穆斯林的權利受到侵蝕，社會地位削弱。印度這個曾激烈反對印巴分治的國家，現在似乎有意確認其核心訴求。

1992年印度教激進分子衝擊巴布裡清真寺（來源：路透社）

當然，在當時，對歧視的恐懼並不是激勵巴基斯坦獨立的唯一因素。穆斯林地主想侵佔肥沃農田，教士們想建立按照伊斯蘭教義執行的社會。農民們被告知終於可以擺脫印度教債務人的盤剝了。即使是出身律師的真納也不免偶爾鼓動說，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太不同了，永遠無法和平共處。

儘管如此，真納最擔心的還是穆斯林在統一的印度被忽視。在印度獨立之前十年，真納和國大黨領導人是親密的盟友，包括“聖雄”甘地和之後的第一任印度總理尼赫魯等。但最終真納和他們分手了。當尼赫魯暗示英國人一旦撤離國大黨就不會遵守蒙巴頓協議後，真納在1946年決定從妥協方案中退出，儘管英國人還一再挽留。

印巴分治結果幾乎證明真納的預見。在獨立後短短几周內，大約有20萬到200萬穆斯林、印度教徒和錫克教徒遇害，1400萬人背井離鄉。最大的屠殺基本發生在對新邊界印度一側穆斯林村莊的襲擊。

然而，印度的開國元勳們冒著生命危險反駁真納的論點。騷亂蔓延到印度首都德里時，警察和基層政府官員加入對穆斯林的屠殺，這時尼赫魯沒帶什麼守衛就走上街頭，阻止暴徒，發表公開演講，促進社群和諧。尼赫魯堅持政府要盡力來保護穆斯林和印度教徒。

即使是內閣成員也相信，如果沒有數千萬被懷疑不忠誠的公民，印度會更好，尼赫魯幾乎要輸了。直到幾個月後，一名印度教狂熱分子暗殺了受人尊敬的甘地，內閣被迫團結起來，公眾開始反感印度教極端主義，驅逐穆斯林的壓力才平息。

1947年真納和尼赫魯討論印巴分治（來源：美聯社）

這一共識和印度世俗化的憲法所規定的權利，在很大程度上維護了印度70多年的宗教和諧。當“聖戰”分子在印度周邊蓬勃發展時，基地組織和其他跨國恐怖組織在印度穆斯林中幾乎沒有什麼發展。雖然教派騷亂一再爆發，特別是在1992年阿約提亞的一座清真寺被拆毀，改建一座印度教寺廟時，但緊張局勢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區域性和有限的。即使印度穆斯林面臨歧視，平均而言比印度教徒更窮，受教育程度也更低，但很少有人懷疑他們是正式公民，特別是在選舉期間需要他們投票時。

莫迪政府的急劇變化嚴重損害了印度穆斯林的歸屬感，令人沮喪，還很危險。極端案件不少，印度各地出現數十起對穆斯林的私刑。這些引起廣泛憤怒，還有國際社會的關注。但問題不止於此。

更糟糕的是，印度近2億穆斯林持續被邊緣化，這一點廣泛存在。一家狂熱和沙文主義的媒體把印度穆斯林描繪成潛在的第五縱隊，揚言如果他們不喜歡新的印度，他們應該“回到”一個大多數人從未去過的巴基斯坦。仇恨言論被廣泛接受，包括公開呼籲滅絕穆斯林。莫迪領導的印度人民黨一直在推行要剝奪數百萬穆斯林選舉權的法律。

事實上，一個曾經堅信自己有責任保護少數民族的印度，現在似乎陷入敵意。偏見已經滲透到法院和警察中，以及各級政府。法律已經接受了很可笑的陰謀論，如“愛情聖戰”（穆斯林男子與印度教女子發生浪漫關係以使她們皈依。）莫迪決定剝奪克什米爾這個印度唯一穆斯林佔多數的邦的自治權，這表明即使是憲法的保護也是脆弱的。

與此同時，在聯邦一級，穆斯林的政治權力份額正在減少。雖然佔總人口的14%以上，但在議會下院中所佔比例不到4%，在印度人民黨的395名議員中，沒有一個穆斯林。

誠然，印度仍然是一個民主國家，而不是一個獨裁國家，有強大的地方政治家和一些勇敢和獨立的活動家和記者。在穆斯林在選民中佔更大比例的地方，他們更有能力捍衛自己的權利。印度也不是唯一政客和媒體人物為了黨派利益而煽動民族主義的國家。

然而，趨勢是不祥的。印度的政治反對派力量薄弱，還存在分歧。主流媒體對穆斯林的諷刺程度在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北印地語地區充斥著數百萬未受教育、就業困難的憤怒年輕人。那裡和其他地區的政客們知道，讓這些憤怒指向手無寸鐵的替罪羊，要比建立學校和創造就業機會容易得多。

莫迪喜歡稱印度為“民主之母”。但對民主的核心考驗是它如何對待最脆弱的公民——他們的權利是否得到保護，他們的觀點是否得到傾聽。尼赫魯和其他印度開國元勳認為，證明真納的錯誤是他們最基本的責任，要建立一個多元化的印度，讓它因多樣性而繁榮，而不是壓制多樣性。四分之三個世紀過去了，印度人應該問問自己，現在犯錯誤的是他們，還是堅持分治的巴基斯坦人？

（本文發表於2022年8月15日彭博社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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