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墉字崇如，號石庵，出身在高密縣逄戈莊，屬諸城人。乾隆十六年中進士，歷任翰林院庶吉士、太原府知府、江寧府知府、內閣學士、體仁閣大學士等職，以奉公守法、清正廉潔聞名於世。劉墉的書法造詣深厚，是清代著名的帖學大家，被世人稱為“濃墨宰相”。嘉慶九年（1804年）十二月病逝，時年八十五歲，追贈太子太保，賜諡號文清。
出身在這樣一個名門望族的劉墉，自然秉承書香，學富五車。然而青少年時代的劉墉並沒有走科舉之路，直到三十歲前，沒有參加過一次科舉考試。乾隆十六年（1751），三十三歲的劉墉才因為父親的關係，以恩蔭舉人身份參加了當年的會試和殿試，並獲進士出身，旋改翰林院庶吉士。從此開始了長達五十三年漫長的仕途，直到八十六歲去世。
劉墉為官數十載，從其為官風格來看，明顯地分為兩個截然不同的時期。可以這樣評價：清正剛直的地方官劉墉和圓滑事故亦不失清正的京官劉墉。
１７５５年乾隆二十年１０月，劉墉的父親，時任陝甘總督的劉統勳以辦理軍務失宜下獄，劉墉當時正擔任翰林院侍講，亦被株連遭逮捕，不過沒到兩個月就被釋放了，官位卻被降為編修。好在第二年，好運又一次眷顧了劉墉，他被提升為安徽學政，放外任做了地方官。當時的學政權利很大，可以直接向皇帝上書奏章。
在當了３年安徽學政以後，劉墉又調任江蘇學政。在做地方官期間，劉墉秉承了其父劉統勳的正直幹練、雷厲風行的行事風格，對科場積弊、官場惡習進行了力所能及的整頓，為百姓做了不少實事。到任後不幾天便將前任遺留下的疑難案件審理一清，受到官民的一致稱讚。
劉墉在前往安徽赴任前，乾隆帝特意召見並賜詩，其中有“海岱高門第，瀛洲新翰林”的句子，在出任江蘇學政前，乾隆皇帝又有詩相贈，對其厚望可見一斑。
劉墉也不辱使命，在任期間嚴肅認真秉公辦事。劉墉曾先後兩次提督江蘇學政，相隔近20年，雖然他為官處事風格早已由雷厲風行變為平和舒緩，但嚴肅認真則是一貫的。第二次出任江蘇學政時按試揚州時，因為把關嚴格，使得許多想以作弊矇混過關者最後不敢入場。
1762年，劉墉又獲出任山西太原府知府，三年後升至冀寧道臺。就在劉墉仕途順暢之際，卻因為在太原知府任內失察陽曲縣令段成功貪侵公帑，被牽連革職、擬了死罪。後來還是乾隆帝看在老臣劉統勳的面子上下詔免了劉墉的死罪，但活罪是免不了的，於是劉墉被髮配軍臺——-就是清皇朝設在邊疆的郵驛效力贖罪。但邊關雖苦，倒也沒有把劉墉怎麼樣，因為他第二年被赦了回來，依舊回翰林院，做他的編修。
這兩年劉墉應該說是在鬱悶中度過的。但是到了第三年，劉墉的官運又一次亨通起來：乾隆三十三年劉墉的父親劉統勳七十大，乾隆皇想起劉統勳一生忠謹，於是親自書匾額派人前取致賀，被感動的劉氏一足涕淚滂沱。在此氣氛感染之下，乾隆皇帝一時動了感情，於是恩外加恩，特批了劉墉為知府候補。
在那個時代候補的官員比在職得多得多，往往不會專營或是沒有門路的，就是候上一輩子，也不一定能等上一個缺。不過皇帝欽點的就不同了，第二年，劉墉就獲授了江寧府知府。劉墉十分珍視這次機會，卯足了勁要大幹一番。本來劉墉就是天資聰慧、學富五車之人，加上大權在手，哪有辦不成的事！
於是就在短短一年時間裡，劉墉的江寧知府就政績、政聲鵲起，在老百姓中的口碑可以與包青天相提並論了。這一番辛苦沒有白費，贏得了賢能官吏之稱。就連清朝著名詩人袁枚也在一首詩中稱讚劉墉說：“初聞領丹陽，官吏齊短脰。光風吹一年，歡風極老幼。先聲將人奪，苦志將人救。抗上聳強肩，覆下紆緩袖。”其官聲之好由此可見。
此後，劉墉的仕途暢通起來，先後做了江西、陝西、江蘇等地的父母官。乾隆四十五年（1780）的時候，劉墉被授湖南巡撫，節制各鎮，兼理糧餉，駐長沙，兼理軍民事務，當上了名副其實的封疆大吏。
在湖南任期內，劉墉繼續以前的作風，盤查倉貯，勘修城垣，整頓吏治，鎮壓反叛。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裡，又是政績斐然。就連《清史列傳》上面也評價劉墉道：“在任年餘，盤查倉庫，勘修城垣，革除坐省家人陋習，撫卹武岡等州縣災民，至籌辦倉谷，開採峒硝，俱察例奏請，奉旨允行。”。《湖南通志》也讚揚劉墉撫湘期間，所行諸事“民以為便”。
乾隆四十七年，劉墉奉調入京出任左都御史，命在南書房行走，這在當時是難得的殊榮。
但是進京以後的劉墉行為處事，卻和在任地方官時候的他的判若兩人了。他不再是那個做地方官時風風火火雷厲風行的劉墉，而是“委蛇其間，惟以滑稽悅容其間”，在靜默中中庸起來，收起了自己的鋒芒。
其實，這種現象的形成也不奇怪，這與當時的乾隆皇帝有很大關係。由於乾隆皇帝太聰明而獲好名聲，手下的臣子們只好裝糊塗，只能”平庸”。他有一個”本朝無名臣”的理論，說：因為朝廷綱紀整肅，本朝沒有名臣，也沒有奸臣。
這樣說的目的無非是為了把所有榮譽歸於聖主，大臣們所做的一切有利於百姓的事情，都是出於聖主的旨意。因此，他甚至下令禁絕為地方官建德政碑、送萬民傘。到了老年時的乾隆皇帝更是志得意滿，炫耀自己的“十全武功”，權力慾和虛榮心膨脹到了極點，此時他的身邊更不需要名臣，而只需要忠心辦事、以皇帝的是非為是非的奴才。
於是當時的京都，就是籠罩在這樣一種政治氛圍下，再加上乾隆帝寵愛的和坤炙手可熱，劉墉”委蛇其間，惟以滑稽悅容其間”，其實也是保全自己的手段而已。
清正剛直著稱的官員尚且如此，當時官場風氣可見一斑。
因此，也可以說：劉墉任京官以後“委蛇其間，惟以滑稽悅容其間”實在是情非得已，但真正在涉及大事大非的時候，劉墉仍不失其剛正。
劉墉作為官場中人，深知必須取悅皇帝才能仕途無憂。早在乾隆四十二年秋天，時任江蘇學政的劉墉，就向乾隆皇帝奏請自行刊刻乾隆的《御製新樂府》、《全韻詩》，並在江蘇全省流佈，還建議敕發各直省刊刻。這一建議讓乾隆皇帝極為高興。此後一段時間裡，劉墉的官職升遷很快。
劉墉不失其剛正的事例，最具代表性的有兩個：
其一是在做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兼上書房總師傅的時候，處理了一件驚動全國的案子。
那是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御史錢灃參劾山東巡撫國泰專橫，結黨營私、貪髒舞弊案，以向皇上納貢的名義大肆搜刮錢財，下屬歷城、益都等幾十個州縣倉庫虧空嚴重。乾隆皇帝對此事十分重視，責成和珅、劉墉等同錢灃一起前往核查。
這個案子的當事人國泰是山東巡撫，皇妃的伯父，國泰的父親是四川總督文綬。他是劉墉的老上級，國泰的後臺就是和珅。國泰是滿洲鑲白旗人，姓富察氏。和珅得到要查辦國泰等的訊息後立即派家人通風報信，讓國泰做好準備。在赴山東途中，和珅甚至出言威脅錢灃。劉墉深知和珅與國泰的關係，因此常與錢灃密商對策。
劉墉至山東境內，化裝道人，步行私訪，終於查明事實：山東連續三年受災，而國泰邀功請賞，以荒報豐，開徵時，凡無力完納者，一律查辦，並殘殺進省為民請命的進士、舉人９名。
到山東歷城縣後，和珅拒絕全面查庫，說只要抽查幾十個庫就可以了，並且先起身回到住所。錢灃卻堅持要求先封庫，第二天徹底拆封。結果發現庫裡的銀兩“多系圓絲雜色銀”，透過盤詰庫吏得知，這些銀兩是從各商鋪借來充數的。於是，出告示叫各商鋪前來認領，“遲來即封貯入官矣”。於是商賈紛紛前來認領，庫藏為之一空。
在這件事上，劉墉對錢灃的支援態度對於案情最終水落石出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他支援錢灃，如實報奏朝廷，奉旨拿國泰回京，並開倉賑濟百姓。當時皇妃已為國泰說情，有的御史從旁附和。劉墉遂以民間查訪所獲證據，歷數國罪行，據理力爭，終使國泰伏法。 同時也得罪了和珅。
還有一件事正史上似乎少有記錄，就是乾隆六十年的“奪大寶”事件。
乾隆皇帝在乾隆六十年的時候準備禪位於嘉慶，臨當受賀時，乾隆皇帝卻不肯交出印璽，於是劉墉制止群臣向新皇帝道賀，自己入內向太上皇乾隆追索大寶。“半日力爭，卒得大寶而出，始行賀禮”。在那樣一個封建朝代能有如此壯舉，實在不易！
但是，做了京官的劉墉更多的時候，是“向來不肯實心任事，行走頗懶”，其間大錯也犯，小錯不斷，不過總的來說，官運還不錯。
乾隆五十二年初，劉墉因為漏洩他和乾隆帝關於嵇璜、曹文埴（zhí）的談話內容，不僅受到申飭，而且失去了本應獲授的大學士一職。乾隆五十二年八月，乾隆委託劉墉主持祭拜文廟。因他沒有行規定的一揖之禮受到太常寺卿德保的參劾。
乾隆五十四年二月底至三月初，負責皇子教育的上書房諸師傅因為連天陰雨沒有入值，而劉墉對於這長達七天的曠工事件卻置若罔聞。乾隆皇帝得知後十分惱怒，時任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上書房總師傅的劉墉被責處得尤其嚴厲，降為侍郎銜，不再兼職南書房。乾隆皇帝還專門為此下了一道上諭，措辭相當嚴厲。
乾隆五十八年，劉墉為當年會試主考官。又因為安排失當，閱卷草率，違制和不合格的卷子很多。按規定，劉墉等至少要罰俸10餘年。乾隆皇帝雖然寬大處理，劉墉還是被”嚴行申飭”。
劉墉入京任職之後，調整了自己的為官處事策略，變剛直方正為滑稽模稜，並沒有和權勢遮天的和坤做針鋒相對的對抗。不過值得一提的是，當乾隆帝”龍馭上賓”之後，已是體仁閣大學士的劉墉在對和坤的處理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乾隆帝死後的次日，嘉慶帝即奪和坤軍機大臣、九門提督等職務，並復劉墉上書房總師傅一職，入內當值，以供隨時諮詢。隨後，各省督撫及給事中，紛紛上章彈劾和坤，要求將和坤凌遲處死。這時劉墉對嘉慶新帝說道：
和坤雖然罪大惡極，但是畢竟擔任過先朝的大臣，不能不為先帝留下面子，請從次律，賜令自盡，保全屍。
為防止有人借和坤案打擊報復，使案件擴大化，劉墉等人又及時向嘉慶帝建言，妥善做好善後事宜。結果，在處死和坤的第二天，嘉慶帝釋出上諭，申明和坤一案已經辦結，藉以安撫人心。
能做到如此胸襟與手段，歷朝恐怕也沒有幾人。充分表現了劉墉的名臣風範。
和坤之案結束後，劉墉即受贈太子太保，可見嘉慶帝對他的肯定。
如果說劉墉與和珅處於對立面的話，那麼，他與紀昀的關係則相當融洽。紀昀出自劉墉之父劉統勳的門下，兩人有師兄、師弟之誼。關係極好。紀昀才思敏捷，劉墉字寫得很好，紀昀常請劉墉為自己寫對聯。
劉墉與紀昀都好收藏硯臺，兩人也時相贈送唱和。劉墉曾贈給紀昀一方硯臺，還特意在上面題識：紀昀喜歡我的黻文硯，因而我把它送給他，而書之以銘文，御史寫奏章，此翁此硯真相當”。這在當時被傳為佳話。蔣師瀹也題此硯說：城南多少貴人居，歌舞繁華錦不如。 誰見空齋評硯史，白頭相對兩尚書。
嘉慶八年，劉墉又贈送給紀昀硯一方。除了詩詞互答往來贈硯，兩人還經常在一起暢談佛法。可見兩人感情之深，私交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