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

，這是清代官場上的一句諺語。意思是說一任知府，即便是清廉如水者，收入也有十萬兩銀子。此外還有一句諺語是形容知縣的，謂

“不貪不濫，一年三萬。”

“不貪不濫，一年三萬”不僅僅是民間之語，就連清代官場也很認可這個說法，刑部徵引其他資料，將一年三萬兩作為知縣的額外收入基數。也就是說，在量刑的時候如果某位知縣一年收入在三萬以內，就不能說他是貪官。

或許很多讀者不認同御史的說法，那麼我們就以史料為證，給知縣算一算收支流水賬。

既然是要論證“一年三萬”，那麼就不能例舉貪官。御史查閱相關資料，認為乾、嘉時期的河南魯山知縣董作棟的情況比較有代表性。

董作棟，進士出身，是《魯山縣誌》中記載的一個好官、清官，在魯山歷史上留下了極佳的口碑。那麼這麼一位清官，他一年的收支情況如何呢？

先來說收入。

清代地方官收入分兩大塊，一是經制內收入，即合法收入。這個賬很好算都在明面上，按照清代文官俸祿制度，七品知縣年俸45兩。不過從實際情況來看，全國一千三百多個知縣，並不能拿到全俸，實際到手的一般在41兩5錢至43兩8錢之見。

這裡頭涉及到一個

“均攤俸銀”

制度，是乾隆二年出臺的，具體的御史就不多說了，知道有這麼個情況便是了。

除了正俸，地方官還有養廉銀，每個省的經濟水平不同，養廉銀的標準自然也不一樣。

河南省屬於中流水準，按照《清會典》之記載，河南巡撫養廉銀15000兩、布政使8000兩、知府4000至3000兩、知縣2000至1000兩。河南各省中，魯山亦是中流水準，知縣的養廉銀為1400兩。

如此算來，董作棟的合法收入正俸43兩，養廉銀1400兩，總計1443兩。

二是法外收入。法外收入的概念很寬泛，凡介乎合法與非法之間、面目不清的灰色收入，以及密不示人的黑色收入，皆可歸為此類。

顯然，法外收入的這一部分董作棟是不會記在明賬上的，得根據魯山縣的具體財政收入作出估算。所幸，清代官場有個不成文的規定，凡是新官上任，賬房師爺按例要提前做好

“須知冊”。

“須知冊”中詳細記載了魯山縣的賦稅收入：

每年額徵地丁二萬四千餘兩，每兩徵銀一兩六錢四分，除解上，餘銀三錢二分每年約餘八千餘兩；

額徵民米二千餘石，每石徵銀四兩六錢繳上四兩二錢；

額徵屯米一千六百餘石，每石徵銀三兩五錢，繳上銀三兩二錢；

稅契每年應解四千餘兩，每產價一兩徵銀八分，繳上六分；

……

以上四項是魯山縣法外收入的一部分，就第一條而言，魯山縣的賦稅就比戶部額定的要多徵15360兩，其中一半按例要上交府省各級，另一半7680兩，即是魯山縣的法外收入。而且這筆錢戶部是預設的，與合法收入無異。

零零總總算起來，董作棟在魯山任上，每年的法外收入、灰色收入、黑色收入總計為32420餘兩，比法定俸祿多出二十餘倍，而乾、嘉時期，一個五口之家的年收入還不到50兩。

再來說支出。

董作棟的收入看似不錯，不過他的支出也十分驚人。

一是支付幕僚的脩金。

董作棟勤於政事，親力親為，他的首席幕友兼管錢糧、刑名，每年的薪酬880兩。此外還有三位師爺，分官賬房、徵比，教育子孫讀書，三位師爺薪酬總計600兩。

二是支付給胥吏的費用。

魯山縣有“吏書十二名”，每名支工食銀11。8兩，工銀129兩；有差役74人，歲支工食銀444兩；縣學齋夫門子膳夫5人，歲支工食銀50。4兩；此外招募團丁的費用、衙門的辦公費用也要計入此項中，幾項總計12200餘兩。

三是應酬費用。

此項費用不是十分確切，因其中相當多的費用是以應酬為名的“規費”，說白了就是給上司送禮的銀子。

按照魯山《規費賬簿》的記載，各節需送道員300兩，知府200兩，還有各級上司衙門的師爺、門丁、長隨等也都需要一一打點。以端午節為例，董作棟就要送掉800餘兩。以三節兩壽計，就是4000餘兩。

這還不是全部，董作棟每年要到省城辦事參見河南巡撫、布政使、按察使等，一年下來至少也要3000餘兩。

此外，還有上級的攤派，京城權貴親屬打秋風，認捐公共事業等項，雖然董作棟沒有具體記載。但同治年間廣東四會知縣杜鳳治的筆記中有詳細說明，這幾項一年下來不少於6000兩。

以上的支出都歸為“公費”，家用方面開支也是十分巨大，董作棟有家人12口，因其生活簡樸嚴格按照“人一歲食米三石六鬥”的平均水平消費，但一年的花銷也要400兩。

其他的還有一些零星支出，比如寄錢回老家、人情來往、接濟親戚等，應在2000兩上下。

可以看出，董作棟的開支大約為30000兩左右（實際數字只多不少），收入為32200兩，一年下來節餘並不多。想過上體面、奢華的生活，顯然是不夠的，故而“不貪不濫，一年三萬”這句話，還是比較客觀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