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景德鎮屬於饒州府浮樑縣，從唐代以來就是生產陶瓷的中心，是一座綿綿千年的瓷都。從地理上，景德鎮佔據著非常有利的地域。首先，近處有高嶺土、釉土等原料和燃料供給地，東河、南河、西河等昌江的三個支流通向瑤裡、湘湖、三龍等各鄉，運輸瓷器原料和燃料非常便捷。景德鎮自身處於昌江中游，那裡的港口適合運輸易碎的瓷器。景德鎮名符其實地以“其民繁富，甲於一省”的中國“瓷都”而名聲大振，始自16世紀中葉明代中期。而且這與明中期開始出現的明朝匠役體制的變質和崩潰過程同步。

景德鎮明代官窯的發展史

明朝自開國之初，將民間的窯戶編入匠籍，在南京戶部管理下，按照輪班匠制每年每班服匠役三個月，歸鄉之後一邊從事自家的生產，一邊製作政府定製的產品，並且徵收窯稅。明朝早在洪武2年（1369年）便在景德鎮設陶瓷廠，自建文4年（1402年）則將其更名為御器廠（官窯）。——《景德鎮市志》

之後，讓原本到南京的陶瓷工匠在景德鎮御器廠服匠役，燒造朝廷所需的瓷器，並派遣宦官監督御器廠，工匠人數達300餘人。——《江西省大志》

此後，御器廠的規模日漸擴大，早先廠內官窯不過20座，至明代宣德年間則增至58座。以此為契機，燒窯技術傑出的陶工向景德鎮彙集，原本分散於周邊鄉村的民窯亦自然向鎮區集中，隨著民窯的迅速發展，吸收了大量的外來勞動力。

結果，自宣德年間（1426年-1435年）景德鎮官窯生產的陶瓷質量有了劃時代的發展，獲得了“器無物不佳，小巧尤妙，此明窯極盛時也”的評判。——《景德鎮陶錄·卷五》

但是，御器廠的勞役要自己承擔往返旅費和停留費，所以對於陶瓷工匠而言負擔過重。於是無法忍受的工匠們逐漸以怠工、逃亡等方法抵制匠役制。隨之，明朝的官窯難求具有高水平的工匠，進而難以如期燒造朝廷所需的瓷器。

為此，明朝把匠役的負擔緩解為四年一班（景泰5年，1454年），自1485年（成化21年）則允許輪班匠以銀納替代匠役的“班匠銀製”。自1562年（嘉靖41年）則以班匠銀製徹底替代了匠役制。結果，官窯的勞動力也從原來的徭役勞動轉換為招募工匠的僱役制，有實力的窯戶得以脫離匠役制的枷鎖，自由生產瓷器。

就在官窯的運營方式如此變化的過程中，明代皇宮要求上貢的陶瓷日漸增多。例如正德年間共燒造30餘萬件花費27000兩，從嘉靖8年（1529年）的2570件增至嘉靖10年的12300件，嘉靖23年5萬餘件，嘉靖25年10萬餘件， 嘉靖26年12萬餘件，嘉靖33年11。6萬件，隆慶5年（1571年）12萬餘件，萬曆5年 （1577年）17萬餘件。隨著對上貢瓷器的需求增加，向江西地區徵稅的銀兩和勞動力也加重。——《江西省大志·卷七》

景德鎮明代民窯的發展史

上貢瓷器的增多，僅靠官窯的生產設施全然無法滿足需求。因此自16世紀中葉的明中期，隨著匠役制的解體，壓縮了御器廠規模，漸進地實施了朝廷把所需瓷器委託給民窯製造的，所謂的“官搭民燒製”，至萬曆年間開始全面實施。——《明史》卷82·《食貨志6》

就在匠役制向“班匠銀製”變化的過程中，有實力的窯戶首先率先脫離匠役制的羈絆，逐漸獨立為瓷器的小商品生產者，即“民窯”。換言之，在16世紀中後期，即御器廠匠役制日漸變化的嘉靖至萬曆年間，景德鎮的民窯同時獲得了質的和量的發展，陶瓷生產及圍繞它的生產關係、景德鎮居民的增加和成分方面都發生了極大變化，可以說該時期是一大轉換期。

一方面，御器廠則為了搞活自己的生產，就必須為徵用的陶工配備上工夫（陶工的助手）、砂土夫（挖掘原料的工人）等助手。為此，明朝起初征用了饒州府千戶所的軍戶，自正德年間則按編役制，在饒州府所轄七縣（鄱陽、餘干、樂平、浮樑、萬年、安仁、德興縣）配額上工夫、砂土夫等，共徵557人。——萬曆年間《江西省大志·卷7》

另一方面，上工夫、砂土夫也自然習得了陶瓷技術，土著也逐漸熟悉了燒窯製陶技術。但是伴隨班匠銀製的實施，陶工也變更為召募，於是官窯也出現了許多傭工，而從實施官搭民燒製開始，他們或逐漸獨立開設民窯，或逐漸轉變為民窯的傭工。——《浮樑縣志》

在民窯的如此發展過程中，景德鎮的城市化也快速發展。其原因是，此前民窯的勞動力大體上是以窯戶的家族勞動力為主，但是，隨著生產的增加開始僱傭了傭工。從而至16世紀中期的嘉靖年間（1522年-1566年），才有以下繁榮景象：

“鎮乃五方之民廛焉，主客無慮十萬餘人”， “浮樑景德鎮，民以陶為業，聚傭至萬餘人” ，“民以陶為業，彈丸之地，商人賈舶與不逞之徒，皆聚其中”。

那樣，據說，鎮民主、客合計多達10萬。他們大多從事於窯業或與其相關的事情，其中傭工就達1萬餘名，也有其他外來商人和流寓、無賴。此後至16世紀末17世紀初的萬曆年間（1573年-1620年），“鎮上傭工皆聚四方無籍遊徒，每日不下數萬人，稍一騷動，響者四應”。——康熙《西江志·卷146》

陶瓷的發達增加了景德鎮的繁榮

那樣，景德鎮的流動人口迅速增加。換言之，自嘉靖至萬曆的五六十年間，周邊的農村的農民流入景德鎮，成為傭工、商人或無賴等的人數增加數倍，從而鎮內的人口也自然隨之增加。而且隨著陶瓷業的如此發展，“險舍重重倚岸開，舟帆日日蔽江來”，街區的範圍也逐漸擴大。——道光《浮樑縣志》卷19

對於當時這樣繁榮的景德鎮，同時期的王士性稱，“浮樑景德鎮雄村，十里皆火山發焰” ，萬曆年間，曾作為分守督運官到過景德鎮的王世懋就當時景德鎮的繁榮狀況描寫為：

“景德鎮…。下窯器所聚，其民繁富，甲於一省。餘嘗以分守督運至其地，萬杵之聲殷地，火光燭天，夜令人不能寢，戲目之日，四時雷電鎮。民既富，子弟多入學校，然為窯利所奪，絕無等第者。”——王士性《廣志繹》卷4

結果至萬曆年間，景德鎮獲得了同蘇州、松江、臨清、蕪湖等全國大城市比肩的全國性大城市的名聲。然而如此增加的景德鎮人口，大多是自明初以來伴隨裡甲制的日漸鬆弛而從周邊地區招募的農民。嘉靖年間的王宗沐就該情況記載為：

“景德鎮，四縣接壤，諸省商民流寓叢聚雜處，中間善惡難分。……本鎮統轄浮樑縣里仁、長香等都一十三里居民，與（饒州府）所屬鄱陽、餘干、德興、樂平、安仁、萬年及南昌、都昌等縣，雜聚窯業，傭工為生。聚居既多，盜賊間發。”——萬曆《江西省大志》卷7

即主要是來自景德鎮所屬的浮樑縣里仁、長香都的13個裡和饒州府所轄六縣的農民。饒州府所轄七縣縣民，很早便按照編役製作為官窯官匠的助手或輔助人員扮演上工夫、砂土夫的角色過程中，逐漸習得了製陶技術而成為民窯的傭工，於是他們的同鄉或宗族也隨其流入了景德鎮。

結束語：當之無愧的千年瓷都

嘉靖年間景德鎮窯戶大多為本地浮樑縣人，而傭工則以樂平和鄱陽人居多，而經營景德鎮瓷器的商人則是，以徽州商人為首的江浙商人和江西商人。在這樣的過程中，景德鎮民窯在規模和生產方面均超越了官窯。官窯一次生產300餘個，而民密則使用同樣的燃料生產千餘個，在種類方面不但有官窯生產的高階品，還大量生產針對百姓的粗器銷往全國。

“四方爭售”，“四方競爭購之”，“千金爭市”的崔公窯、周窯、壺公窯、小南窯等，都是明代嘉靖年間之後出現的 。於是，明末景德鎮估計年產3億6千萬件，約180萬兩左右的瓷器。隨著民窯在質量和數量方面如此迅速的發展和人口的急劇增加，明朝對景德鎮的政策亦日漸變化。——《陶錄》卷5《景德鎮歷代窯考》

原本明代朝廷所需的瓷器是遣宜官至御器廠燒造，從嘉靖9年則委派江西管內的府通判等地方官分別總管年官窯燒造事。自嘉靖中葉，縮減官窯燒造量，同時實施了將政府所需瓷器的大部分委託於民窯的官搭民燒製，於是官窯的督造官除了本職之外，還要統制和管理民窯，加強治安對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