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英國作家柯南·道爾開始在海濱雜誌連載《福爾摩斯探案》之後，直到今天，“偵探”一詞幾乎就是福爾摩斯的代名詞。

或者換句話說，在兩百年推理小說潛移默化的影響下，“偵探”一詞在大多數時候指代的就是西方的紳士神探形象（Detective）。

然而在漢語詞彙當中，“偵探”最早並不是名詞，而是動詞，即偵察、刺探的意思，一般都是指軍事偵察，最早出現於宋朝。

南宋名臣彭龜年有一篇《論解彥祥敗茶寇之功書》，這裡面的“茶寇”是指南宋賴文政起義，這是南宋比較重要的一次起義，最終為我們很熟悉的大詞人辛棄疾所平，而這篇《書》便是介紹解彥祥在萍鄉一帶與“茶寇”軍作戰並將其擊敗的軍功的，其中有句雲“二十九日，解彥祥令四兵偵探，遇寇漁於周氏之塘，二人為寇所殺，二人脫走歸報。”

到了明朝，何良俊在《四友齋叢說·史三》寫道：“餘時在南京，日使人偵探，問駕帖曾到否？”清朝著名作家蒲松齡的《聊齋志異·白秋練》中也有“生把臂哽咽，問：‘好事如諧，何處可以相報？’曰：‘妾常使人偵探之，諧否無不聞也。’”

《水滸傳》第一百零六回《書生談笑卻強敵水軍汩沒破堅城》講宋江的部隊攻打王慶起義軍盤踞的山南城的戰役：“宋江傳令，教一面收拾攻城器械，一面差精細軍卒，四面偵探訊息。”

以上文學作品中出現的“偵探”，都是偵察、探查的意思。

後來，“偵探”一詞演變出了名詞的義項。明人薛三才在《覆議薊鎮事宜疏》所論及的兵種當中就包括了“偵探”這一種，相當於我們今天所說的偵察兵。老舍先生的作品中常常出現名詞釋義的“偵探”，如《蛻》：“特別是在這個時候，茶館酒肆裡都重新貼起紅紅的‘莫談國事’的紙條，而且真有不少便衣偵探來視查那紅紙條兒靈驗不靈驗。”《黑白李》：“我看見了，偵探跟上了四爺！”

由此可見，不管是作為動詞還是名詞，“偵探”並非西方專屬。同樣，作為現代常用意義上的“名偵探”，也絕非西方獨有，事實上，早在福爾摩斯、波洛等虛構作品中的角色誕生之前，中國歷史上就已經有不少名偵探，他們不僅活躍於小說、戲曲、評書、坊間傳聞中，更是實際存在的有血有肉的人物。本期“懸疑之疑”，就和大家聊聊中國古代的斷案高手。

鐵面無私：包拯

包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今安徽合肥肥東）人，北宋名臣。百姓習慣稱呼他為“包青天”，是中國歷史上最有名、也最受歡迎愛戴的名偵探。

包拯生於公元999年，在他六歲的時候，遼國大舉南下入侵，宋真宗率兵親征，最後雙方簽訂《澶淵之盟》。澶淵之盟簽訂以後，遼宋停戰，宋朝在和平年代中迎來了一段‘黃金時代’。

1995版電視劇《包青天》劇照。

對包拯來說，正是“黃金時代”哺育他成為了日後的清官名臣，他的祖上皆為官，並非普通人家，更難能可貴的是，不管是父親還是祖父都是清官，這樣的家庭環境對包拯的影響很大。此外，包拯24歲時，宋真宗去世，繼任的宋仁宗也是歷史上有名的好皇帝。可以說，包拯的青少年在清官家庭長大，入仕後又遇上了難得的明君，這就是他的黃金時代。五年後，29歲的包拯，通過了科舉考試，考中進士。不過，當時因為父母年邁，包拯不忍遠離父母到外地做官，所以他辭去了官職。後來父母去世之後，包拯又為父母守孝。直到十年之後，包拯才正式開始踏上仕途。成為安徽的一個知縣時，包拯已經年近四十。百善孝為先，為官之前先做人，這是包拯自己的選擇，這樣的選擇也印證了日後他深受百姓愛戴的原因。

因為孝道而推遲做官，這件事不僅傳到了百姓耳中，也傳到了宋仁宗那邊。因為口碑實在太好，短短四年後，包拯就火速升遷，被調到廣州擔任知府。兩年後，包拯再次被提拔，這一次，他直接被調到了京城。

當然，包拯的一路高升並不非全憑口碑和運氣，這和他自己的能力也是密不可分的。調到京城一年後，包拯就接下了一件重要的差事——出使遼國。

使團並非只有包拯一人，關於這一路的記載，史書中也是寥寥，我們並不知道包拯在出使遼國的過程中具體做了哪些事，但是，與生俱來和其他官員不同的“同理心”再一次幫了他忙。回到京城後，他將沿途的所見所聞所感直接上書，並且針對一些實際的問題提出了中肯的建議，皇帝接到上書後，自然認為他是能幹的賢臣，於是再次委以重任，讓包拯擔任京東路、陝西、河北路的轉運使。

至此，包拯為官多年，和民間傳說中的包青天形象不同的是，在包拯職業生涯的大部分時間都沒有參與斷案，而是一直在跟軍隊、糧草等打交道。但也正是這種多地走訪，讓他深知百姓疾苦，加上天然的感同身受能力，包拯在潛移默化中完成了蛻變。

小說演義中的包拯，主要講述他在開封府的故事，而包拯實際上調往開封府時，已經57歲高齡，並且只在那裡做了兩年。但是民間傳說並非空穴來風，包拯在開封府就任時，確實展現出過人的斷案才能，最重要的是，他始終站在百姓一邊，秉公無私，不管犯案的權貴還是官員，一律與庶民同罪。

這種清廉、正直、忠孝、無私的好官，不說百年一見，那也是當時的百姓夢寐以求的青天老爺，也是天然的主人公形象，所以此後各種傳說、演義，只要是講鐵面無私的清官的，一律往包拯身上靠。

至於我們熟悉的電視劇《包青天》和偏偵探懸疑的《少年包青天》等，幾乎都是文學虛構後的包拯了。但之所以在這麼多年之後，包拯的形象依舊在百姓心中念念不忘，不斷強化，其底層邏輯還是他是一個值得託付的好官。

名偵探，也許沒有斷過那麼多疑難雜案，但是他一定是能感知普通人的疾苦，並且堅持發聲的。

電視劇《少年包青天》劇照。

一代名相：狄仁傑

狄仁傑，字懷英，幷州晉陽（今山西省太原市）人，唐朝武周時期著名的政治家。在所有中國古代的“名偵探”中，位居宰相的狄仁傑無疑是官階最高的。

在演繹的小說、電視劇，甚至遊戲中，狄仁傑的出場次數並不比包拯少，如果說梁冠華版狄仁傑讓中國觀眾認識了這位名偵探刨根問底、妙手神斷的魅力，那麼徐克導演的電影版狄仁傑則展現了光怪陸離、暗潮湧動的大唐背面。這兩個經典的影視作品共同構築了歷史上真實的狄仁傑，他身處漩渦中心，卻堅定不移。

狄仁傑第一次做官擔任的職務是汴州判佐，汴州即今日的河南開封，恰好和包拯最為人所知的任職地一樣。

任職期間，狄仁傑展現出明顯的清官作風，他看不慣官場中那些貪汙腐敗的同僚，所以常常被穿小鞋。他的這一耿直性格在年少時就已展現出來，據說年少時期狄仁傑曾經在家中讀書，附近發生了案件，別人為了搶功表現，都爭先恐後地向官員報告案情，唯有他安然獨坐，繼續讀書。後來官吏問他，這麼大的事情你怎麼一點反應都沒有？狄仁傑回答：“我正在與聖賢交談，哪裡有空搭理你這種庸俗的官員呢？”

電視劇《神探狄仁傑》劇照。

由此可見，狄仁傑從小就是個刺頭，他對於當時官場的鄙視是絲毫都不偽裝的，這樣的性格一直持續到自己為官也沒有改變。雖然常常出言不遜，但狄仁傑在百姓的心中卻是實實在在的好官，他多次為百姓請命，口碑日漸傳出。雖被同僚擠對，但在工部尚書的賞識下，狄仁傑最終調往京城，在大理寺任職。

“理”是古代的一種官名，意思是掌刑；而“寺”有朝廷的“廷”的含義。大理寺，就相當於現在的最高法院。自此，狄仁傑真正開啟了自己“名偵探”的生涯。狄仁傑在任期間，經手的多數案件都為兄弟反目、夫妻糾紛等民事案件，這些案件不僅複雜難斷，而且還很難做出轟動的成績。即便如此，狄仁傑加班加點工作，在一年內審了一萬七千人，且無一人上訴，這樣的成績獲得了滿朝文武的關注，也在百姓之間流傳開來。

清末時，便有人將狄仁傑在大理寺的經歷經過藝術加工，編成《狄公案》。由於工作能力出色，狄仁傑也在之後受到了武則天的青睞，官拜宰相，甚至以“國老”相稱。狄仁傑的“刺頭”性格即便在皇帝面前也毫不收斂，而他的仗義直諫也成為了武則天身邊為數不多能聽到的肺腑之言。

《資治通鑑》中記載，當武則天晚年一度想立武家侄子當皇儲時，狄仁傑勸諫道：“姑侄之間，固然親近，但和母子情比起來，恐怕還是要疏遠一點。陛下為何相信侄子，卻不相信自己的兒子？”

正是狄仁傑這句話，讓李唐王朝又延續了兩百年。狄仁傑病故後，包括武則天在內，舉國上下都陷入悲痛，對武則天來說，她失去的是一個不可多得的良相，對唐朝的百姓來說，他們失去的是一位擁有正直品德、善斷一切案件的值得信賴的好官。

《狄仁傑探案故事》連環畫。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駐重慶的荷蘭外交官高羅佩無意間讀到一本清末出版的公案小說《武則天四大奇案》，他被書中記載的狄仁傑所折服，精通多國語言的高羅佩經過對中國傳統公案小說和西方現代偵探小說的反覆對比、研究之後，於1950年以狄仁傑為主人公創作出了英文偵探小說《銅鐘記》，此後歷時十八年，高羅佩總計創作了十六個長篇及八個短篇，這些故事以狄仁傑為主線，將中國公案、大唐風貌、傳統風俗等融為一體，並佐以西方偵探小說的破案思路和詭計設定，最終構成了推理小說史上經典的《大唐狄公案》。

透過數朝數代人反覆書寫、拍攝狄仁傑的事蹟，如今，狄仁傑早已成為國人心中剛正不阿、充滿智慧的中國名偵探。

法醫鼻祖：宋慈

宋慈，南宋官員，法醫學家。十幾年前由何冰主演的《大宋提刑官》熱播，讓這位中國法醫學鼻祖紅遍了大江南北，在中國名偵探宇宙中的知名度比肩包拯。

中外法醫界普遍認為宋慈於公元1235年開創了“法醫鑑定學”，宋慈也被尊為世界法醫學鼻祖。其所著《洗冤集錄》是世界上最早的法醫專著。

宋慈生於福建，父宋鞏曾任廣州節度推官（節度使幕府掌管刑獄的官員），在父親的影響下，宋慈從小便接觸到了許多和刑獄相關的知識，為日後從事相關工作打下了牢固的基礎。

因為家境小康，又從小飽讀詩書，宋慈在之後仕途的發展中大展拳腳，平兵變、斷訴訟、理積案、賑災困，可以說文武雙全。

《大宋提刑官》劇照。

作為“名偵探”，宋慈職業生涯的最高峰是從嘉熙四年（1239）他提點廣東刑獄開始。來到任上後，他發現由於斷案方法的落後和官員的消極怠工，大量嫌犯被草草關押在獄中，相關案件的審理進度極為緩慢。

原本是讓人十分頭疼的積案，宋慈卻展現出了積極和果決的一面，他快速制定了一系列規章制度，責令相關官員限期結案，僅僅八個月後，此前被關押許久的兩百多名罪犯都受到了審判和懲罰。因為表現優異，不久之後宋慈就被調任到江西繼續提點刑獄。宋慈提點刑獄講究“實證”，在那個時候，他已經有了現代刑偵學的先進理念，憑藉著又快又準的斷案速率，宋慈在官場一路高升，等他去常州擔任知州時，已不在一線直接審理案件，但這時，他卻有了一個新的想法，那便是編纂一部刑獄方面的專著。

在此之前，各地官員在審理案件時缺乏系統指導，往往要麼是基於個人情感斷案，要麼是照搬律法，不知變通。鑑於此種局面，宋慈開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成就——《洗冤集錄》的編輯工作。

中國郵政為紀念宋慈發行的郵票。

在這部對全世界法醫學的發展都做出了巨大貢獻的著作當中，宋慈以自身經驗和收集到的案例材料為基礎，記載了包括驗傷、驗屍、現場勘察乃至急救、解毒、解剖等方面知識在內的大量“乾貨”。從目錄來看，宋慈在書中介紹瞭如何分辨死者是自縊還是死後被人偽造成自縊，講述了燒死、溺死、燙死、毒死、病死、悶死、摔死等各種各樣的死法。

儘管以現代的眼光看來，《洗冤集錄》中依然有一些時代的侷限，比如認同“滴血認親”，現在看來完全是無稽之談，但儘管如此，這些由於知識體系的侷限和現代醫學的發展未至所導致的錯誤，並不能掩蓋《洗冤集錄》是一本開創性、系統性的法醫學著作，其對後世的影響無疑也是巨大的。

和包拯、狄仁傑大量斷案故事流傳於民間、戲曲，被反覆改編不同，宋慈除了留下了一本《洗冤集錄》，他的實際斷案數量也是龐大的，尤其是，在那個年代，宋慈就已經展現出對於“實證”的關注，是當之無愧的名偵探。

《洗冤集錄注評》，作者：（宋）宋慈，版本：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2月。

鐵骨護法：徐有功

徐有功和狄仁傑同為一個時代，但他不像狄仁傑那樣幸運，在動盪的局勢中，徐有功始終是那顆撞向高牆的雞蛋——從這一點來說，他的性格和硬漢派偵探有相似之處——內心柔軟，鐵骨錚錚。

徐有功出生於公元640年，名宏敏，字有功，是洛州偃師（今偃師市緱氏鎮）人，其祖父是國子監博士。徐有功的職業生涯早期在蒲州任司法參軍，即助理法官。

在任期間，徐有功便展現了自己內心柔軟的一面，他不主張使用刑罰來迫使罪犯招供，而是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仁義、慈愛、道德來感化和教育罪犯，讓他們從內心深處真正地改過自新。

“力求寬仁，從不輕易動用刑訊，也不輕易判人笞杖刑”，這樣的辦案方式讓蒲州百姓大為感動，各地民風因此逐漸改善，同僚也對徐有功敬佩有加，從他的斷案手段中得到教育，也改變了自己的行事作風。

徐有功像。

徐有功三年任滿後，人們發現，他竟沒有一次在審判案犯時用杖罰，由此，“徐無杖”的名號便流傳開來。

永昌元年（689年），徐有功因無杖斷案被長安知道，從而宣詔進京，在大理寺入職。

從地方調任到朝廷，迎接徐有功的並不是指日可待的步步高昇，而是愈加複雜的官場環境，當時武則天親臨朝政，大唐正面臨前所未有之變局，所有官員紛紛站隊，無一人敢違抗武則天的意願和命令。

但身處如此複雜的政治環境，徐有功卻展現出了和之前“徐無杖”完全不同的性格，首先，他從不阿諛奉承、惟命是從，即便身陷殺身之禍，也堅決維護法理的嚴肅，在他看來，案件的公正比一切都重要。

其中最典型的案例當屬“顏餘慶參與謀反案”。當時，貴鄉縣縣尉顏餘慶參與李衝謀反，武則天已經批准死刑。可是徐有功卻在複核這個案件時認為顏餘慶是個“支黨”，按律最多隻是流放。上朝時他向武則天當面提出改判建議，請求按照法律，改判流放三千里。

這起案件可是武則天已經親自批示過的，再加上其他官員的極力勸說，徐有功面臨的局面不亞於單槍匹馬挑戰千軍萬馬。武則天也被徐有功的改判建議惹得十分不悅，她接二連三地詰問徐有功判斷依據，滿朝文武早已嚇得汗流浹背，但凡徐有功回答稍有不慎，當成同謀連坐亦未可知，可是徐有功成竹在胸、對答如流，武則天沒有想到徐有功如此敢言，但他的證據和說辭確實無懈可擊，最終還是武則天給自己找了個臺階，讓徐有功回去仔細考慮，再來彙報。

幾天後，徐有功再次提出改判建議，武則天批示同意。經過此事，武則天對徐有功刮目相看。

慈悲為懷與錚錚鐵骨，這兩者並不衝突，反而在徐有功身上完美融合。之後又發生了謀反的事情，但是在剿匪過程中反賊已被殺死，武則天批准將反賊家屬視為連坐罪處死，徐有功再次上書，表明家屬並無反意，本身亦無犯罪，處死並不合理。在當時的複雜局勢中，這樣的案件比比皆是，徐有功斷案所看的都不是對方的地位或牽扯到的複雜利益，只是單純的法與情。

同為中國的名偵探，徐有功可能並沒有太多疑案懸案的偵破記錄，但是他所代表的，是中國古代偵探在身居高位時，如何全力維護每一個生命的尊嚴，同時也維護法律的基石不動搖的準繩。

《狄仁傑之通天帝國》劇照。

和西方偵探小說中的名偵探相比，包拯、宋慈們並不會因為案件的不可思議而感到興奮，也不會追求與天才罪犯的較量。

中國的這些古代偵探，他們大多身居高位，既要確保在處理案情複雜、基數龐大的案件時保持公平公正，又要時刻周旋於廟堂之上的政治鬥爭中，他們所面臨的挑戰，是那些獨自關在房內苦思冥想三天三夜就為了破解一個密室的偵探們所無法想象的，也正是因為他們的存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那些美好品德才會代代相傳，法律所代表的正義也在千百年間始終得到守護。

作者/陸燁華

編輯/宮照華、李永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