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遍佈街頭的書店已經成為人們的“城市書房”。那麼，書店的歷史又可以追溯至何時呢？古籍文獻中的記載顯示，中國的書肆（書店前身），最早起源於西漢時期。而自清乾隆年間起，書肆業便成為琉璃廠的主體行業，對北京城的文化發展起著積極促進作用。

《琉璃廠》，馬建農 著，北京出版社2018年3月版。

中國的書肆最早起源於西漢時期

我們論述琉璃廠書肆業的發展，就不能不介紹一下北京書肆業的源流。

乾隆年間琉璃廠示意圖。

“書肆”，我們今天稱之為書店，古代又稱為“書坊”“書林”“書鋪”“書堂”“書棚”“經籍鋪”等。中國的書肆，最早起源於西漢時期。西漢文學家揚雄在《法言·吾子》中曾說：“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這是現存古籍文獻中最早提到“書肆”的記載。

北京歷史上的圖書貿易活動，最早出現在唐代後期至五代初年。據《契丹國志》卷十四記載，阿保機之長子耶律倍曾“令人齎金寶私入幽州市書，載以自隨，凡數萬卷……”一次購入典籍數萬卷，雖有一定程度的誇張，但若數量很小，絕非能以“數萬卷”而描繪。由此可見，至少在五代時期幽州地區的圖書貿易已經形成相當的規模，書肆的經營實力初見端倪。

但是北京地區的書肆初步形成一定的規模，是從遼代開始的。

北宋時期，隨著社會生產水平的提高和文化發展的需要，雕版印刷技術廣泛普及，這使得圖書的大量複製、生產成為可能，並且帶來了我國古代出版、發行業的飛躍性發展。當時的中原地區，刊刻圖書已經是極其普遍的文化活動，並且逐漸向外影響到北方少數民族政權統治的區域。位於北方的幽燕地區，自然也很快接受了中原地區先進的雕版印刷技術。遼會同元年（938年），燕雲十六州併入遼朝版圖。遼太宗耶律德光升幽州為陪都，即遼南京。遼南京作為陪都，是契丹人吸取中原文化的重要基地和文化交流的主要視窗，北京的書肆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始出現。

木活字版。

令人頗感意外的是，北京古代書肆的興起，是由遼代契丹人崇佛開始的。遼代的統治者契丹人對佛教極為尊崇，其崇佛之盛遠遠超過北宋政權，而南京城的佛教活動最為活躍。《契丹國志》記載，遼南京城“僧居佛寺，冠於北方”。在這些廟宇中，許多高僧在朝廷和貴族的支援下，有組織地進行各種經藏的整理、刊刻和發行傳播活動，這極大地刺激和促進了遼南京城的雕版印刷和書肆的興起及發展。1974年，在山西應縣佛宮寺釋迦塔的佛像中發現大量遼代刊刻的經卷和其他印刷品，共計160餘件。這些面世的雕版印刷品和諸多寫本中，除了非常珍貴的《契丹藏》等藏經之外，還有《蒙求》等民間流行的圖書，其中絕大部分是在南京城（今北京）雕刻的。

在儲存較為完整的《稱讚大乘功德經》的題記中，明確記載為統和二十一年（1003年）在燕京雕刻，並記有“穆咸寧”“趙守俊”“李存讓”“樊尊”等四名刻工的名字。在《妙法蓮花經卷第四》Ⅲ捲上記有“燕京檀州街顯忠坊南頰住馮家營造”的字樣，《上生經疏科文》有“燕京仰山寺前楊家印造”等字樣。其他經卷中，留下刻工姓名的也有很多，動輒數十人，其刊刻作坊的規模和刻工數量極為可觀。在這批發現的雕版印刷的出版物中，既有卷軸裝的經卷，又有蝴蝶裝的圖書，其工藝水平及刊刻技藝十分出色，與中原地區印刷品的刊刻水平頗為接近，足以顯示當時遼南京城的雕版刷印的水平。

在我國的古代，圖書的刊刻與流通並沒有明確的分工，這些刻坊既刊刻經卷，又刻印普通書籍，並對外銷售。在《燕臺大憫忠寺諸雜贊一策》中，還開列了憫忠寺所印行的各種經贊，這可以說是北京地區最早的圖書發行廣告。這些為寺院刊刻經卷的民間刻坊，在其刊印雕版印刷品的過程中，逐漸轉變為書肆，成為北京地區早期的圖書出版、發行者。

此外，契丹統治者仰慕華風，對學習中原地區的漢族先進文化態度積極。遼代的創始人耶律阿保機通曉漢語，熟悉漢人情況，在建立契丹王朝的過程中，得到一大批漢族士人的支援。遼太宗仿效中原王朝建立起一套禮樂制度，並將年號改為“會同”，意喻要努力促進幽薊地區農業文化與塞外遊牧文化的匯合，建立起一個大一統的王朝。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遼代統治者十分注重對中原地區漢族典籍文獻的輸入和學習。遼會同九年（946年），遼太宗滅後晉，曾將大量漢文書籍掠送上京（今內蒙古巴林左旗南）。同時，遼朝利用遼宋之間的榷場貿易，儘可能輸入中原漢文書籍。然而，當時中原地區的北宋政權對北方少數民族統治地區實行文化封鎖，書禁甚嚴。宋景德年間，朝廷下令：“民以書籍赴沿邊榷場博易者，自非九經書疏悉禁之，違者案罪，其書沒官。”宋神宗熙寧年間，再申此令。

北京鴻遠堂刻印的《滿漢字書經》。

而遼代統治階級又極為需要學習中原漢族文化，遼朝統治區域的少兒啟蒙常常以漢人詩詞為教材。按遼朝規定，參加科舉的學子，所讀的典籍也多為漢文經典圖書。在這樣的文化需求刺激下，一些書販便往返南北，私自攜帶圖書進行貿易，書販和書肆由此而活躍於南北兩地。蘇轍在《論北朝事宜札子》中記述：“本朝民間開版印行文字，臣等竊料北朝無所不有……訪聞此等文字販虜中，其利十倍。”從北宋販書至燕京可以獲得十倍的利潤，足見當時北京地區書籍市場的需求量很大，可以看出北方少數民族對吸取中原漢族文化的迫切心情。如此高額利潤，自然使得南北兩地的書販像候鳥一般奔波於遼宋之間。當時的北宋書禁甚嚴，對遼朝統治區域進行嚴格封鎖。但這絲毫不能影響書販們的販運“熱情”，仍然衝破重重阻力，販書於遼南京城。正如蘇轍所云：“人情嗜利，雖重為賞罰亦不能禁。”

然而，僅僅靠從北宋販書到遼南京，仍無法滿足遼代統治區域的文化需求，一些書肆便開始刻印漢文書籍。據《澠水燕談錄》記載，北宋張雲叟出使遼朝時，“聞范陽（即今北京地區）書肆亦刻子瞻（蘇軾）詩數十首，謂之《大蘇集》”。蘇轍出使北遼時，也曾發現蘇軾的詩集——《眉山集》被南京城的書肆翻刻。僅蘇軾的詩集就被翻刻數種，足見北京書肆業的活動十分活躍。

大都的書肆已經形成完整的行業規模

金太宗天會五年（1127年），金兵攻破汴京城，俘獲宋徽宗、欽宗父子，並將汴京城的大量金銀財寶以及宋朝的法駕、冠服、禮器、樂器和秘閣圖書等一併劫掠到北方，當時被掠至北方的還有北宋地區的一些書肆的雕版工匠。這對於北京地區的雕版印刷能力和書肆的經營有一定的促進作用。女真人入主中原，於金貞元元年（1153年）正式遷都燕京，改燕京為中都。中都城成為中國北部地區的政治、文化中心。此時的中都城內坊巷眾多，人煙稠密，經濟較前有很大發展，商業活動極為活躍。這一切，為中都城的書肆發展提供了一定的生存基礎。

金代的書肆、刻坊發展速度很快，而且分佈範圍廣泛，除金中都和山西平陽之外，從正定府、大名、蒲州、太原、運城，到萊州、曲阜等地，書坊甚眾，而且各地寺院的刻經、刻書也頗為常見，經營十分活躍。當然，在各地的圖書、經卷的刊刻中，官刻則集中在中都城，山西平陽也有一部分。這些官刻的圖籍所依據的多為從北宋掠奪而來的木版，金代統治政權再予以翻刻。這樣就使得中都城成為金代的出版中心。當時的中都書肆不僅刻售漢文書籍，而且為保持本朝的民族特點，還將漢文書籍譯為女真文刊行。金明昌五年（1194年），金章宗據宋朝的《崇文總目》下詔購求缺少的書籍，金泰和元年（1201年）又令官員購求遺書。從金統治者的幾次大規模下詔購書活動中，一方面可以反映出女真族的統治者對漢文化的渴求，同時也可以看出金中都書肆發展的基本輪廓。統治者的倡導和重視，給北京地區的書肆業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也給社會風氣以極大的影響，中都城鈔書、刻書之風極盛。據《宋史·洪皓傳》記述：洪皓使北“所著詩文，爭鈔誦求鋟梓”。而這些鈔、刻圖書的活動大都是透過中都的書肆進行的。各個書肆所刊刻、出售的圖書，重在滿足民眾的需求，其所刻售之書多為醫書、類書和民間的說唱諸宮調。然而，由於歷史上的各種原因，記載金中都的文獻甚為稀少，人們對中都城的書肆活動也不太注意，以致金代的書肆發展狀況長期不被重視。

雕刻餖版。

元定都大都城後，日益重視學習漢族文化，大力倡導文治。正如明代陳邦瞻《元史紀事本末·自序》所說：“自太祖、太宗即知貴漢人、延儒生，講求立國之道。”在元朝攻打南宋統治地區時，常常對被攻略的城池中的圖籍、珍寶等進行搜掠。《元史·世祖本紀》中對元軍南進時搜掠各地圖籍典冊有許多記載，元至元十一年（1274年），右丞相伯顏率軍進抵蕪湖，“得船兩千餘艘及軍資器仗、督府圖冊符印”。隨後。又在江南諸郡的征戰中，“括江南諸郡書版及臨安秘書省《乾坤寶典》等書”。元軍攻陷臨安以後，伯顏“遣郎中孟祺籍宋太廟四祖殿，景靈宮禮樂器、冊寶暨郊天儀仗，及秘書省、國子監、國史院、學士院、太常寺圖書祭器樂器等物”，北掠至大都城。元軍的這些劫掠，刻意搜斂南宋寶玩是直接目的，但其對圖籍的關注也足以說明了元代統治者對漢族先進文化的器重。

由於元代統治者逐步採取尊經崇儒、興學立教以及科貢並舉、舉賢招隱的文治政策，為書肆業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環境，使大都城的書肆發展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此時大都城的書肆，為滿足正常的文化需求，大量刻印銷售正史正經，還迎合科舉需要，大批刻印纂圖互注的經書、子書、韻書以及各種經書的新注、史書的節注。更為引人注目的是，大都城內已經出現了專營某類圖書的專業書肆，當時的竇氏“活濟堂”就是專門刻賣醫書的書肆。而汪諒經營的汪氏書鋪則主要經營文學類圖書，其所刻售的《千家注分類杜工部詩集》，原為建安餘氏“勤有堂”所刻，書版幾經輾轉後被汪氏所購，便將書牌改為“金臺汪氏重刊”。一部典籍的書版從南到北數千裡輾轉，沒有一定的經營規模是難以交易成功的。專業書肆的出現，表明北京地區的書肆刊刻專業化程度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顯示出元大都城的書肆規模和經營水平遠遠超過了前代。

元刻本《新編校正西廂記》殘頁。

元代北京書肆業得到明顯發展的另一個重要標誌，是一定規模、有相對固定場所的書籍市場的形成。在城內的省前東街，出現了“文籍市”，文人學士購書不必再各處搜求，免去四處奔波之勞。這同遼、金時期的書肆相比，無疑是一大進步，說明當時的北京書肆業已經開始形成相應的規模，成為一個獨立、完整的行業，這與北京的全國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是相適應的。

元代大都城的教育也十分發達，早在窩闊臺汗五年（1233年），窩闊臺汗就下令在燕京設立學校，選派蒙古貴族子弟、文書子弟和燕京漢官子弟共同入學。元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下詔在大都設立“蒙古國子學”。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設定“國子監”，二十六年（1289年），又在大都城設立“回回國子學”。元朝統治者的一系列措施，極大地刺激了大都城教育的發展，除了“國子學”等，大都城內私學、塾學也頗具規模。教育的發達，吸引了各地的學人，高麗、安南、日本等國還派出大量留學生到大都學習。與此同時，元朝周邊的附屬國也紛紛到大都朝貢，眾多的文人學子和留學生、朝貢使臣成為大都城內書肆的重要顧客，極大地刺激了書肆業的發展。在高麗的漢語教科書中就曾經講到在大都城的書肆中購買到《三國志平話》，《樸通事》中談道：“我兩個部前去買文書去來。買什麼文書去？買《趙太祖飛龍記》《唐三藏西遊記》去。”大都的書肆已經不是簡單地滿足一個城市居民的文化需求，而是與大都城的國際大都市文化同步發展。這清晰表明，此時的北京書肆業與遼金時代書肆的發展初期大不一樣，已經形成完整的行業規模。

出現專業化分工對古代書肆發展具有突出意義

明永樂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正式遷都北京。明代的北京不僅僅是全國的政治統治中心，還是全國的文化中心。特別是中央政權所組織的大規模文化活動，如科舉、編修大型圖書等，都為這座城市的整體文化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機遇。在這樣的社會大環境作用下，北京的書肆業得到了極大的促進，書肆行業的經營出現了顯著的進步，書肆經營的圖書品種、經營方式以及經營規律等都出現了全新的特徵。明代北京書肆已經形成行業內刊刻、批發、流通等各環節的專業化分工明顯，書肆網點分佈集中化、經營活動規律化等特點，充分顯示北京書肆進入了成熟發展期。

琉璃廠古書攤。

明代北京正陽門至大明門的朝前市是北京的主要商業區域，此外，在東華門外的燈市、都城隍廟的集市也是北京城的重要商品集散地。在這些商品集市中，都設有書肆或書攤。萬曆年間，胡應麟在其《少室山房筆叢》中記述：“凡燕中書肆多在大明門之右，及禮部之外，及拱宸門之西。每會試舉子，則書肆列於場前。每歲朝後三日，則移於燈市。朔、望並下瀚則徙於城隍廟中。燈市及東、城隍廟及西，皆日中貿易所也。燈市歲三日，城隍廟月三日，至期百貨萃焉，書其一也。”胡應麟的這段記述，實際上只是將北京城內主要的書肆活動記錄下來。

其時，在北京的其他地方還有許多固定的書肆。葉德輝在考證古籍版本時記錄說：“正陽門內巡警鋪對門金臺書鋪，嘉靖元年（1522年）翻刻元《張伯顏文選》六十卷。”這家歷經元、明兩代的書鋪還翻刻了大量的宋、元舊版圖書，像《正義註解史記》《名賢叢話詩林廣記》等。在金臺汪氏書鋪附近的岳家書鋪也是一個頗為著名的書肆。

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北京琉璃廠的來薰閣與裴英閣合夥購到一部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新刊大字魁本全像參增奇妙註釋西廂記》，就是岳家書坊刊印的。該書上圖下文，半頁十二行，每行十八字，雙欄黑口，卷末有“弘治戊午季冬金臺岳家重刊”啟示牌記十二行。此書官私書目未見著錄，可謂海內孤本，在《西廂記》流傳下來的內容完整的各個版本之中，此書時間最早。後來中國書店曾經在其他古書的襯頁中發現兩張元代刊刻的《西廂記》殘頁，將該書最早刊刻時間上推了100餘年，但其只是殘頁，最為完整的還是金臺岳家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新刊大字魁本全像參增奇妙註釋西廂記》的刻本。像這樣的書肆北京還有很多，而且他們的經營活動與北京市民的文化需求密切結合。

上世紀60年代的中國書店（首圖供稿）。

據鄭士德先生在《中國圖書發行史》中介紹，1967年在上海嘉定縣明代宣姓的墓葬中，曾經出土“永順書堂”刊刻的唱本11冊、南戲《白兔記》1冊，為成化年間刊本，刊刻時間為明成化七年至成化十四年（1471—1478年）。這些唱本的封面上分別印有書名，如《說唱包待制出身傳》《包龍圖斷烏盆傳》《唐薛仁貴跨海徵遼故事》等，封面上還同時刻有“北京新刊”字樣。由此可以看出，“永順書堂”應為北京城的一家書肆，而且其主要的出版物是適應城市市民階層文化消費的文學唱本。這從另一個角度反映出當時的北京書肆已經有了非常明顯的刊刻、發行的類別分工，其銷售針對性十分突出，由此可以看出明代北京書肆的發展水平。

明代北京書肆開始出現行業內刊刻、批發及零售明確分工的經營格局，書肆業的專業化水平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顯示出這個行業經營的穩定性和成熟化。明代手工業作坊的普遍發展、商品供給的不斷豐富以及社會經濟發達，使北京的城市手工業作坊的分工愈加細緻，商品供應的型別也逐漸細化。這對於北京書肆業乃至全國書肆業都產生很大影響，書肆業也開始向專業化方向發展，形成圖書刊刻、批發、零售的具體分工和專業經營。

對於明朝的“聚書”之地，胡應麟在其《少室山房筆叢》中這樣描述：“今海內書，凡聚書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閶闔也、臨安也。”所謂“聚書”就是圖書的集散地，用今天的語言說，就是圖書批發中心。其文中所說的“燕市”即北京城。儘管我國古代書肆長期以來基本上是刊刻圖書與銷售圖書一體化，也就是我們經常說的“前店後廠”，併成為中國傳統的書肆經營模式，但就明代所出現的“聚書之地”而言，從圖書刊行和銷售的社會化發展的角度看，書肆業出現這樣的專業化分工，對古代書肆的發展具有突出的意義，它為圖書的大規模生產提供了一種全新的行業框架結構。

明代北京書肆的經營活動和經營內容與北京的重要文化活動相呼應，充分顯示出這個行業對文化的依附性和對北京文化發展的互動作用。明代北京書肆業的發展，充分體現出為應試舉子和那些“做文官、弄學問”的封建士大夫服務的特點。北京每三年一次會試，各地舉子紛紛入京，最多時達萬餘人。加上中央政府中的大批官宦以及太醫院、國子監、欽天監、四譯館、翰林院、順天府學等文化機構的官員，共同組成巨大的文化消費群體，對書肆業的發展形成了直接的刺激作用。

20世紀60年代來薰閣書店店面（首圖供稿）。

貢院考場前形成的三年一次的圖書集市和城內“朝前市”的書肆、國子監附近的趙氏書鋪等都映襯出書肆業大發展的景象。而且，不同地點的書鋪針對其相應的服務物件展開其相應的經營內容。以國子監附近的趙氏書鋪為例，葉德輝的《書林清話》記載：“弘治十年（1497年）國子監前趙氏書鋪刻《澗谷精選陸放翁詩集》前十卷，《須溪精選集》後八卷，別集一卷。”居於正陽門商業區的汪氏書鋪、岳家書鋪多刊刻的是北京市民階層喜好閱讀的唱本，而位於國子監附近的趙氏書鋪則選擇的是文人詩集，鮮明的經營差異充分體現出明代北京書肆與相應的文化氛圍相呼應的經營特色。

原文作者/馬建農

摘編/安也

編輯/袁春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