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流派當中，“考據派”是最扯淡的一派。因為他們擅長的並非對文學作品本身的審美鑑賞，而是“尋章摘句”，無中生有地編“聊齋”。

比如研究《紅樓夢》，就硬說它寫的是“反清復明”；研究《西遊記》，就強說它寫的是“煉丹過程”；研究《水滸傳》，又說它寫的是張士誠農民起義的內幕等等。

話說在一千二百六十九年前，正是大唐天寶十二年“安史之亂”爆發的時候，有一個失意落魄的文人逃難到了姑蘇這個地方。

某一天，這個文人獨宿於江畔的一條小船上，半夜霜寒露重，愁不能寐，於是他提筆寫下一首七絕。

這首詩因為打破了一些“創作規律”，被北宋歐陽修斥為“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

誰料歐陽修罵了它，它反倒因此出了名。北宋時期，這一帶的地方官為了達到“文化宣傳”的目的，專門請人為這首詩立碑作傳，因此帶動了附近一座寺廟一帶的旅遊觀光產業。

光陰似箭，歲月如梭，時間不知不覺又過了數百年。在這數百年間，這首詩漂洋過海，到了日本，突然就成了“婦孺皆知”的名作。

民國時期，中國一個叫俞樾的文化商人偶然在日本發現了它“很走紅”，

於是就又把它帶回中國，再一次刻碑撰文，大力推廣。

後來，

經過俞氏三代人（俞樾、俞陛雲、俞平伯）的努力，這首詩就成了“唐朝在海外影響力最大的七絕詩”，這首詩的名字就叫——《楓橋夜泊》，寫出它的文人就是張繼。

原文如下：

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

一、《楓橋夜泊》被考據出的“四大謎題”

前面我們說過，在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流派中，最扯淡的一派就是“考據派”。而在

近代努力推廣這首詩的俞氏家族的俞平伯，恰好就是“考據派”中一個重要人物。

六十年代，中國最著名的“紅學家”就是俞平伯。

在俞氏的影響下，許多“考據癖”在考據《紅夢樓》之餘，又開始考據《楓橋夜泊》。

他們經由這首詩，開發出了四大“謎題”，分別為：

其一、這首詩寫的是白天，還是夜晚；

其二、霜明明是落在地面上的，為何詩人說“霜漫天”；

其三、一千多年前，寒山寺的和尚是否會在半夜敲鐘；

其四、“烏啼”裡面的“烏”，到底是哪一種鳥兒。

在這四個問題當中，一千年前爭論得最激烈的是“夜半鐘聲”的問題，最早提出疑問的自然是歐陽修。

他的理由也很簡單，因為和尚“夜半”敲鐘是違反常識的。

古代沒有電燈，故此古人都習慣早睡早起。寺廟裡有做晨課、晚課的習慣，一般是在清晨的六、七點鐘起床做“晨課”。

然後吃一頓早飯，到了下午五六、點吃完晚飯，再做一場“晚課”。到晚上九點就睡覺了，豈有“半夜”十二點爬起來“敲鐘”擾民的道理呢？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當時就有幾個比較著名的詩人和學者，忽然跳出來與歐陽修爭辯，說自己早年聽到過寒山寺的“夜半鐘聲”。

一千年以來，關於這首詩的絕大部分爭議，都集中於“寒山寺夜半鐘聲”的懸念上，偶爾大家也會討論一下關於降到地面上的霜，是怎麼被張繼弄到“漫天”飛的。

不過一直沒有什麼人去研究“烏啼”的“烏”，到底是哪一種鳥？直到

2013年，國內有一個“考據癖”兼“邊緣動物學家”才另闢蹊徑，開始研究“月落烏啼”中的“烏”，到底是哪一種“烏”。

這位“考據癖”提到，最初有人說詩中的“烏”，指的是烏鴉。但是烏鴉這種動物的生活是很有規律的，它一般每天都要睡10個小時以上。

所以烏鴉只在清晨和傍晚叫一叫，然後很早就去睡覺去了，怎麼會和寒山寺的和尚一樣，半夜深更爬起來“搞事情”呢？

於是這位

“邊緣動物學家”說，詩裡的“烏”是指“烏臼鳥”。

古書上的確有這種鳥的記載，比如

明代楊慎《丹鉛錄》中介紹：“烏臼，五更鳴，架架格格者也。如燕，黑色長尾，有歧。”

但是這裡仍然存在兩個問題：第一個是從楊慎的描述，我們完全看不出烏臼這種鳥和烏鴉有什麼區別；第二個是這種鳥五更天叫，那就是在“破曉”時分啼叫，而不是在“半夜”。

後來又有人指出，北方的烏鴉經常在凌晨五點多就開始鳴叫。

這麼一看，就更搞不清張繼寫的是哪一個品種的“烏鴉”了。

因為這個原因，於是就有人說“烏啼”中的“烏”，並不是指鳥。

“烏啼”是一個名詞，它指的是寒山寺附近的“烏啼山”。然而這座山的得名，恐怕還是在《楓橋夜泊》這首詩成名之後。

二、文學創作，需要想象美

就這樣，“考據癖”們的考據，越走越偏，讓人看了直想發笑，於是網友們經常罵這些專家是不是吃飽了撐的。

你考據了那麼多的“周邊知識”，對理解和欣賞這首七絕有什麼真正的幫助嗎？文學鑑賞是一種審美活動，拿著放大鏡去摳字眼兒的人，就是真正的“門外漢”。

李白寫“白髮三千丈，緣愁似個長”的時候，你咋不去考證一下，哪個人類的頭髮可以長達三千丈呢？

王維寫“人閒桂花落”，這是寫秋天，然後他又寫了“夜靜春山空”，

你咋不去研究一下，王維是怎麼讓時空扭曲

，

同時看到秋天、春天兩種景象的呢？

再有，王維也寫過一句“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你咋不去研究一下這個“

月出

”，

又“驚”到了哪一個科目、種類的鳥呢？

“尋章摘句老鵰蟲”，完全不懂文學創作的靈魂就是要有想象力，就是要有“虛構”。可以肯定地說，這些人沒有認真地讀過南朝的《文心雕龍》，更不知道詩歌最講究“意象”的豐富性。

詩歌天然就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東西，

非要把詩中意象化的事物給具象化，就等於是焚琴煮鶴，大煞風景了。

結語

歐陽修對於《楓橋夜泊》這首詩的評價，雖然略微有一些摳字眼的嫌疑，但是“夜半鐘聲”這種情況的確是違背常理的。

至於有人說自己的確是聽到有寺廟在半夜敲鐘，只能

借魯迅的話來說：世間本無路，走的人多了，就有路了。

關於有人提到張繼詩文中的“烏”，到底是指一種鳥，還是一座山這個問題，為什麼一千多年來都沒有人爭論，只有當代才有人開始爭論呢？

那是因為，在過去只要稍有古詩創作常識的人都知道，

“烏”在詩裡只能是“烏鴉”，而不可能是別的什麼玩意兒。

因為寫詩是要精挑細選“意象”的，“烏鴉”在古詩中就是一個成熟的意象，它有固定的內涵，比如象徵死亡、象徵恐懼與不祥等等。

中國古代詩人正是靠著這些詞彙豐富，同時又是“大眾都知曉”的意象，以“公共之語言”來激發讀者個人的聯想，創造出“含隱”之美，即“我說了，我又什麼都沒說，全都是你想出來的”。

像這種

致力於打通詩人與讀者的“任督二脈”，共同完成詩歌創作的高階審美技巧

，

歐洲人直到二十世紀的六十年代“接受美學”興起時才學會。

那麼這裡就有一個疑問：中國的“考據癖”們，為何這麼“實心眼兒”？有人說這大概是因為他們學唯物論學到走火入魔了，太重現實主義，老想著在一切文學作品中去探尋“背後的真實”。

他們分不清什麼是“文學虛構”，什麼是“社會現實”。於是不光《紅樓夢》寫的是反清復明，就連金庸寫個武俠小說，當中的少林寺出了幾個反派，也會有人站出來抗議“汙衊了佛陀”。

小時候讀《楓橋夜泊》，感覺這首詩是有“聲”有“色”的。“月落烏啼”是大自然的聲音，夜半鐘聲是來自塵世中的聲音。“霜漫天”是潔白的顏色，“江楓”又是血一樣的豔紅色。

鳥叫聲與鐘聲，反襯出姑蘇城外夜晚的寧靜之美。雖然因為當時的年紀小，不太讀得懂詩的含義，但是也能感受到自然與人類社會的和諧之美。

但是後來

看到“考據癖”們的考據，原來會啼鳴的“烏鴉”，好像也變成了一座不會開口的“啞巴山”

，

簡直讓人無語到凝噎。

所以“一根筋”的人，完全就不適合搞文學研究。“考據癖”們簡直就是文學創作的殺手，他們的存在對於文學而言，簡直是太扯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