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皇帝“智擒鰲拜”，並當眾定下鰲拜的“三十大罪狀”，同時削奪了鰲拜的全部爵位和職務，不過康熙還是念及鰲拜的功勳，將“立斬”改為了“禁錮”，一代權臣鰲拜就此徹底倒臺。不久之後，鰲拜便在獄中鬱鬱而終了。
然而，康熙皇帝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的時候，為鰲拜的家人洗脫了罪名，進行了重新任用，並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對鰲拜進行了追封。到了雍正朝時期，雍正皇帝不僅重新恢復了鰲拜一等公的家族世襲爵位，之後更是將爵位提升為“一等超武公”，鰲拜家族也恢復了往日的榮光。而到了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皇帝重新釐定了鰲拜的家族世襲爵位，將其降為了一等男爵。至此，鰲拜的功過是非也就此蓋棺定論了。
那麼，鰲拜因為他的擅權專政而遭到了康熙皇帝的嚴懲，確實是他“咎由自取”的結果，為何還會被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進行“平反”，並且重新釐定功過，在這裡我就為大家來做一個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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鰲拜擅權專政不假，但是他確實是有大功於大清王朝的。
鰲拜，全名瓜爾佳·鰲拜，是努爾哈赤時期“開國五大臣”之一的費英東的親侄子。
皇太極登基後金大汗後，鰲拜開始在軍中嶄露頭角。每逢作戰，鰲拜是身先士卒、作戰勇猛，完全可以與他那被人稱為“萬人敵”的叔叔費英東相媲美。也正是因為如此，鰲拜深得皇太極的信任和器重，就此被提拔了親兵隊長。
崇德二年（1637）的“皮島之戰”，可以說是鰲拜人生重要的轉折點。他率領著“敢死隊”，頂著明軍密集的炮火實現搶灘登陸，成為清軍順利奪下皮島的關鍵。而他也因為在此戰中英勇的表現，被皇太極賜予“巴圖魯”稱號，鰲拜在兩黃旗中的聲望也是與日俱增。而在之後的明清“松錦大戰”，以及清軍入關後征討李自成、張獻忠，以及橫掃南明小朝廷的戰爭中，鰲拜均立有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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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德八年（1643年），皇太極驟然崩逝。在皇太極長子、肅親王豪格與皇太極之弟、睿親王多爾袞的皇位爭奪戰中，鰲拜與索尼等一眾兩黃旗的高階將領，堅定的站在了豪格一邊，並且在豪格陷入劣勢的時候，甚至要以死相拼來力挺豪格。
“吾輩食於帝，衣於帝，養育之恩，與天同大。若不立帝之子，則寧死從帝於地下。”
最終，在鄭親王濟爾哈朗提出由皇太極的另一位皇子福臨繼承皇位後，鰲拜等人這才安穩下來，並紛紛表示擁護和支援。
可以說，皇太極的皇位能夠安穩地傳給皇子，進而將皇位保留在皇太極的世系下，鰲拜是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可也正是因為如此，多爾袞對於鰲拜是非常的嫉恨。在“多爾袞專政”期間，鰲拜曾三次遭受多爾袞的打擊和報復，甚至還險些因此喪命。然而，鰲拜卻沒有選擇屈服，他繼續堅持與多爾袞抗爭，最終在多爾袞去世後，鰲拜得到了順治皇帝的敬重，被重新委以重任。
順治十八年（1661年），順治皇帝去世，鰲拜與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被順治皇帝任命為“輔政大臣”，共同輔佐年幼的康熙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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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時期的鰲拜雖然擅權專政，然而也正是在鰲拜等人的“帶領”下，大清王朝度過了危機時刻，同時在政治、經濟、軍事等領域，都取得了顯著的成績。
首先是軍事層面上。
在西南戰場上，吳三桂深入緬甸，成功俘獲並絞殺了永曆皇帝朱由榔，徹底蕩平了南明勢力；東南沿海戰場，鄭成功集團也被徹底“驅趕”出了大陸，就此盤踞在臺灣島上隔海相望；其他各地的反抗勢力也極盡掃滅。至此，明末清初長達數十年的大規模戰亂局面結束，國家恢復到了安定狀態。
其次是在政治上。
康熙皇帝登基之初，鰲拜等人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懲辦了吳良輔，並一舉取締了“內廷十三衙門”，徹底斷絕了清朝出現宦官專政的可能。而在吏治上，鰲拜嚴格執行“四格六法”的官員考評辦法，精簡官員隊伍，提升衙門辦事效率。同時，鰲拜還專門制定法令，嚴厲打擊貪汙腐敗。
再次就是在經濟上，鰲拜提出了兩項影響深遠的政策。
其一是“湖廣填四川”，這為四川人口和經濟的恢復與發展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貢獻；其二是實施“更名田”制度，有效地提升了底層農民的積極性，從而帶動了社會生產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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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鰲拜確實為大清王朝做出了極為突出的貢獻，無論是在戰場上，還是在朝堂上，鰲拜都承擔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他的飛揚跋扈、目無君主，結黨營私，擅權專政，也令康熙皇帝感到了不安，這才有了“智擒鰲拜”，將權力收歸手中。只不過，鰲拜就是再張狂，他貪戀的只是權勢和地位，並沒有想過要謀反，也沒有想過取康熙而代之。
而這也就成為了日後康熙、雍正、乾隆皇帝為鰲拜進行“平反”，並重新釐定功過是非的基礎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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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為鰲拜“平反”，是因為他認識到自己確實做得太過了。
的確，康熙在年輕的時候就表現出了極強的果敢與魄力，可他的年輕氣盛、做事考慮不周也在日後遭到了詬病。
這一點在兩件事情上體現得尤為明顯。
第一件事情就是康熙在沒有做好充足準備的情況下，就以雷霆手段裁撤掉了以吳三桂為首“三藩”，這在一定程度上被視為是“三藩之亂”的導火索，並且讓整個清軍在戰爭初期處於全面劣勢，整個大清王朝甚至都遭遇到了覆亡危機。對此康熙是難辭其咎的。
第二件事情就是以極為嚴厲的方式處置了鰲拜，讓鰲拜徹底的身敗名裂，畢竟鰲拜沒有謀反之心，卻最終承擔上了最為嚴苛的罪名，而也最終使得鰲拜心灰意冷，被囚禁兩個月後就在獄中鬱鬱而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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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皇帝為鰲拜的家人洗脫了罪名，並重新啟用了鰲拜之孫達福。
其實這個時候，人到中年的康熙皇帝已經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只是礙於情面，同時顧及到自己的帝王威嚴，不好直接為鰲拜“平反”，所以只得在鰲拜的家人身上進行彌補。
當然，康熙直到這個時候才對鰲拜的家人有所表示，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前一年，也就是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康熙將“智擒鰲拜”的第一功臣，同時也是常年位居“百官之首”的索額圖活活餓死，可以說為“平反”鰲拜鋪平了道路。畢竟康熙作為帝王不會犯錯，那如果鰲拜沒有錯，犯錯的就只能是索額圖。與此同時，“九子奪嫡”的趨勢已經愈發明顯，而朝中也因為黨爭而早已是烏煙瘴氣，更讓康熙感慨良多。
而到了康熙五十二年（1713），康熙又追賜一等阿思哈尼哈番，算是他為自己的年輕氣盛，向鰲拜進行著道歉。
而就在前一年，也就是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康熙皇帝“二廢皇太子”，對於康熙來說，反省自己年輕時期的“錯誤”，似乎成為了他這一時期的重點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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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乾隆為鰲拜“平反”，更多的還是出於政治統治的考量。
雍正五年（1727），雍正皇帝恢復了鰲拜一等公的家族爵位世系，雍正如此行事，還是為了其皇權穩固的需要。
一方面，此時的雍正剛剛處理完包括八阿哥胤禩、九阿哥胤禟等一眾自己的“政敵兄弟”以及鄂倫岱等眾多自己的反對者，同時還拿下了年羹堯、隆科多等對自己有功之臣，雍正需要藉助恢復鰲拜的家族爵位，從而為自己爭取一些輿論主動，以安定人心。
另一方面，雍正這也是在積極安撫和拉攏朝中大臣，特別是那些“名門之後”，藉此昭示自己的懷仁之心，使得其能夠改變對於自己的態度，安心為自己效命，以維繫皇權統治。
至於雍正皇帝在雍正九年（1731）的時候，將鰲拜家族的爵位加封為“一等超武公”，更多的還是對在西北戰場上光榮戰死的鰲拜之孫達福的肯定與表彰，同時也要透過此繼續激烈朝臣與前方將士計程車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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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到了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皇帝對於鰲拜舊事重提。
“鰲拜當日自恃政柄在握，輒敢擅權骫法，邀結黨羽，殘害大臣，罪跡多端，難以列舉。”
於是，乾隆皇帝下旨將鰲拜的家族爵位世系又改為了一等男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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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乾隆皇帝此舉也是出於政治統治的考量。
一來，這時大清王朝的統治非常穩固，他需要的是樹立“忠君愛國”的意識，於是這才有了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前後編撰的《貳臣傳》和《逆臣傳》。而鰲拜畢竟是有過飛揚跋扈、擅權專政的行為，這是乾隆皇帝所不希望看到的，所以才會將鰲拜列為了“反面教材”。
二來，乾隆皇帝崇拜康熙是眾所周知的事情，因而雍正過分抬高鰲拜地位的舉動在乾隆看來是對康熙的“指責”，況且在此之前的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皇帝已經為遭到雍正懲治的胤禩、胤禟進行了“平反”，再次“推翻”自己父親雍正的決定，也似乎成為了一種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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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鰲拜在康熙八年（1669年）徹底倒臺後，經過康熙皇帝的“鬆口”，雍正皇帝的“跨越”式追封，以及乾隆皇帝的重新權衡，他的功過是非也最終得以了蓋棺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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