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能源價格、通貨膨脹、供應鏈緊張等多重因素擠壓下，歐洲經濟的火車頭德國近期經濟下行壓力增大，一些指標出現前所未有的負面訊號，比如5月德國出口30年來首現單月逆差，通脹率也一度達到30年來的高位。一些聲音認為，這些跡象不僅代表德國經濟短期承壓，甚至表明“德國模式崩了”。但從歷史和當前現狀剖析來看，這種說法恐怕有些誇張。

德國經濟是“萊茵模式”的一個典型代表。“萊茵模式”是迥異於美英“盎格魯-撒克遜模式”以及“日本模式”的一種歐洲大陸經濟社會發展模式，也與近年來亞洲新興市場國家和地區崛起的新型經濟模式有著顯著差異。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是二戰後聯邦德國探索出的一條道路，主要特點是試圖兼顧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保障與公平。它主要是聯邦德國首任總理阿登納的經濟顧問路德維希·艾哈德奠基和規劃的，艾哈德本人後來也曾擔任聯邦德國總理，並將這一理念貫徹為指導德國經濟直至今日的哲學。

這種“社會市場經濟”將市場競爭和社會公平作為經濟不可偏廢的兩大平衡力量。一方面，強調國內和國際市場自由競爭的重要性，不斷取消阻礙生產要素流動的障礙，以激發企業的創造力和競爭力來帶動經濟發展，做好市場競爭的“裁判員”。另一方面也強調有限的國家干預，國家既要在壟斷和競爭領域維護“正常秩序”，同時透過稅制改革等方式將經濟規則向中小企業進行一定傾斜，以培育市場主體。在勞資關係方面，德國強調以公平談判以及照顧各方利益的原則來構建雙方合理和可持續的相處模式，避免勞動者利益失衡造成社會政治層面的衝擊。另外，德國還將源自俾斯麥時代的社會保障制度傳統不斷深化完善，逐步形成了社會經濟的“安全網”。

在基本經濟哲學框架建立後，德國在經濟事務具體領域也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形成一套獨具特色的經濟治理傳統。在金融領域，德國依託“產業立國”傳統，構建以大型綜合銀行為核心的金融體系，金融企業與產業界相互持股並構成利益共同體，發揮金融為實體產業注入信貸動力的作用。在財政領域，德國長期堅持穩健且量入為出的財政政策，將財政平衡和預算與公共債務健康可持續作為重要原則，雖然歐債危機以來為了刺激需求以及加大國家和歐盟層面關鍵領域投入，德國財政出現一些擴張步伐，但總體財政健康水平在歐盟仍明顯屬於“優等生”。在貨幣政策上，惡性通脹的歷史記憶已經刻入德國的DNA，二戰後德國將控制通貨膨脹作為最重要的貨幣政策目標，這也是歐元建立前德國馬克幣值穩定和良好聲譽的重要原因。

事實上，德國的經濟模式和理念影響力早已超越其國界，由於對歐盟建設的思想和行動影響力以及歐洲一體化程序的發展，德國的財政、貨幣、市場競爭、社會保障等理念，已經根植於歐盟各個機構和政策領域，在塑造歐洲共同市場、共同貨幣及財政規則中起到基礎性作用。

目前輿論和大眾層面對德國經濟模式的認識則集中於產業領域，比如製造業的全球聲譽和競爭力、中小型企業的“隱形冠軍”、出口對經濟的巨大貢獻等。這些優勢一方面源自德國實體產業較為悠久的歷史傳統和發展軌跡以及德國企業經營的獨特文化，另一方面也得益於戰後德國在世界經濟市場和歐洲共同市場建設程序中不斷抓住機遇並鞏固優勢等。實體產業和出口部門競爭力既是德國經濟模式的顯著表象，同時也成為德國社會經濟保障、財政健康的重要支撐。

而對德國乃至歐洲大陸經濟模式可持續性問題，早在20世紀80年代歐洲陷入“歐洲僵硬症”時即有討論，後來在歐債危機等歐洲重大挑戰中也不斷被翻起炒作。平心而論，在數十年來經濟全球化洶湧前進、科技和新興產業不斷更新迭代、新興經濟體持續崛起的背景下，德國在創新動力、勞動成本、新興產業投入等方面均出現一定劣勢，這也是德國和歐盟近年來在經貿、競爭、投資、產業政策上強調政府部門介入支援以及加大保護的主要原因之一。

今年以來德國和歐洲經濟面臨的困難，也成為一些輿論質疑德國經濟模式可持續性的重要依據。但總的來看，當前德國經濟面臨的主要不利因素更多來自外部輸入，那也是世界各國面臨的共同問題和挑戰。以德國30年來首次陷入月度貿易逆差為例，如果從德國乃至整個歐盟的進出口結構來看，貿易赤字主要源於能源價格飆升，而德國是歐盟對外能源進口第一大戶，其製造業支柱之一的化工行業更依賴天然氣。事實上，德國今年前5個月出口額同比增長13%，仍有476億歐元順差，顯示其傳統產業競爭力的韌性。同時，在通脹和能源價格飆升背景下，德國在失業率和社會保障方面仍然保持一定活力，民眾生活雖受到物價因素嚴重影響，但社會經濟秩序仍相對穩固。

當然，眼下的能源和糧食危機、供應鏈問題、全球性通脹問題也給德國和歐盟敲響警鐘，促使它們不僅及時進行政策上的調整，更應從解決全球共同挑戰、摒棄經濟問題政治化和冷戰思維的高度與各方一道加強合作，否則德國乃至歐洲自身的道路可持續性將面臨越來越多的挑戰。（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歐洲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