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於2022年11月16日，對外公佈了位於四川彭山的江口明末戰場遺址的最新考古發掘成果。

上萬件“江口沉銀”時的銀錠、金塊，包括明代榮王府的世子金印“榮世子寶”、“永昌督理之印”銀印等各種型別的珍貴文物驚豔現世。

然而，江口沉銀遺址出土的各類文物，其背後還隱藏著明末清初時，許多不為人知的歷史謎案。

就拿“榮世子寶”金印和“永昌督理之印”銀印來說，這兩件珍貴文物一經問世，為文史專家探究李自成與張獻忠之間的關係提供了較為重要的佐證。

2020年5月，四川江口鎮岷江古遺址基本上發掘完畢。這是江口沉銀遺址第三期考古發掘，現場工作人員從水下提取了不少價值連城的珍貴文物，包括“蜀世子寶”金印更是填補了歷史的空白。

江口沉銀遺址其實早在2012年，就已經由有關文物部門牽頭開始進行發掘工作。熟知歷史的同學應該都瞭解，所謂的江口沉銀其實就是明末農民起義軍首領張獻忠於公元1646年，率領50餘艘船隻從四川成都出發，沿岷江南下轉移。

船隻航行至彭山江口河段，遭遇南明將領楊展的頑強阻擊。戰敗後，張獻忠從四川、湖北、湖南掠奪的鉅額財富都沉入了江底。

由此傳出了“石牛對石虎，金銀萬萬五，誰人識得破，買盡成都府”的民間傳言。

結合兩年前的江口沉銀第三期考古發掘工作，我們不難發現張獻忠率領的農民起義部隊，與明朝軍隊在水面上展開了一場大戰，雙方都使用了火器。

所以工作人員從水下提取出的一些銀錠和金塊才會有燒熔的痕跡。

除常規的金銀器與其他文物之外，近兩次針對江口沉銀遺址的發掘工作收穫的最大成果就是“蜀世子寶”、“榮世子寶”、“欽賜崇德書院”、“永昌督理之印”，包括從犯罪嫌疑人家裡繳獲的“永昌大元帥”金印等重要文物。

這些文物無一不在佐證李自成與張獻忠之間的關係，以及他倆攻打武昌時發生的矛盾。

我們先來看看，“蜀世子寶”、“榮世子寶”、“欽賜崇德書院”三枚印章之間的關聯。

“蜀世子寶”金印印臺邊長10釐米，厚3釐米，含金量高達95%，為明代蜀王世子獨有，可以看成是明蜀王府歷代世子家傳珍寶。

“蜀世子寶”金印

“榮世子寶”同樣如此，原為明常德榮王府之物。“欽賜崇德書院”其中的“崇德書院”為明代吉王所建，是吉王府內講學的重要場所。

欽賜崇德書院銅印

因此，這三枚印章的先後發現，證明了張獻忠包括李自成和其他明末農民起義軍首領對明朝藩王、宗室之後進行過大肆屠殺，掠奪其財富。

“榮世子寶”金印的主人是明朝最後一任榮王，朱慈炤，他是朱祐樞六世孫。朱慈炤於崇禎五年襲封榮王，在位十二年。

屈指算算，初代榮王明憲宗第十三子朱祐樞，被哥哥明孝宗封為榮王，到朱慈炤這一輩，榮藩共歷七代六王，約136年。

崇禎十六年（公元1643年）張獻忠攻下了武昌，殺死明朝楚王朱華奎，擄掠了楚王府的鉅額財富。

也正是在武昌，張獻忠號稱“大西王”，建立了自己的政權。

同一年，張獻忠快馬加鞭竄入湖南。崇禎十七年，張獻忠率軍攻入湖南常德，朱慈炤與母親姚氏出逃辰溪，後來不知所終。

朱慈炤人是跑了，但偌大的家業肯定帶不走，張獻忠無利不起早，自然全部笑納。由於常德是大學士楊嗣昌的故鄉，張獻忠懷恨在心，於是對常德府進行了“重點照顧”。

楊嗣昌生前向崇禎提出“四正六隅、十面張網”之策鎮壓農民軍，崇禎十二年（1639年），他以“督師輔臣”的身份前往湖廣圍剿農民軍，在四川瑪瑙山大敗張獻忠。

崇禎十四年（1641年），張獻忠破襄陽，殺襄王朱翊銘，楊嗣昌得知訊息後一命嗚呼，他與張獻忠有不共戴天之仇！

此時的張獻忠已經控制了湖南、湖北、江西的大片區域，就在眾人以為張獻忠會取道福建時，他卻突然改變行軍路線，直接入川。

隨後幾年，張獻忠在川地遭到明軍、清軍，包括當地軍閥的一通圍戰。終因寡不敵眾，張獻忠被豪格一箭射死，“大西朝”四處擄掠的財富盡皆沉入江底。

不過，“永昌大元帥”印鑑與“永昌督理”銀印的先後發掘，卻有助於我們瞭解張獻忠為何突然到訪四川，而不直接去福建，或者去投奔李自成。

永昌督理之印

“永昌”為李自成建立“大順政權”後使用的唯一年號，奇怪的是，張獻忠建立的“大西”政權同樣使用“大順”年號。這證明了什麼呢？

肯定是李自成以高屋建瓴的態度，如同“封小弟”一般，用御賜印綬的方式，讓張獻忠歸屬於自己。

張獻忠同意了，不然他就不會將這兩枚印章隨身攜帶，且正式使用“永昌”年號。

此次出土的“永昌督理之印”銀印，印背刻有“癸未仲冬吉日造”和印文的釋文。“癸未仲冬吉日造”就是1643年11月，一個月後，李自成在西安稱帝。

李自成在稱帝之前將御賜下屬的印鑑送給張獻忠，其結果無非有以下兩種：第一，試探張獻忠的底線，看看他是想自立為王，一條道徹底走到黑，還是歸降於“大順”。

第二，李自成透過這樣的方式羞辱張獻忠，繼而“大西政權”與“大順政權”爆發混戰。

結果不言而喻，張獻忠沒有與李自成撕破臉皮，心不甘情不願地接受了李自成的封擢。

其實李自成與張獻忠在攻打武昌之時，二人就已經“兄弟鬩牆”。1643年春，李自成在湖北襄陽建立“大順政權”，稍作休整後，他發兵攻打黃州府和武昌府（今天的黃岡和武漢）。

在明朝，湖南和湖北是同一個省，名字叫湖廣，省會是武昌。作為兩省省會的武昌，其富裕程度可想而知，況且它的位置也很關鍵。

拿下武昌，李自成向南就可以拿下岳陽，進而奪取整個湖南。向東就可以順江而下，直取南京。

明朝初年，朱元璋的勁敵陳友諒就是以武昌為根據地，然後揮師東進，直指南京的。

所以，剛剛建立政權的李自成認為武昌是必須要拿下的。不過，當大順軍的先鋒到了漢陽附近後，發現武昌已經被張獻忠率先攻佔。

原來，張獻忠在1643年5月沿江而上，佔了漢陽和漢口，然後渡江，搶在李自成前面佔領了武昌。同時還建立了政權，自稱“大西王”，設定官員，組建政府。

佔了武昌之後，張獻忠殺害楚王朱華奎，把部分楚王府的錢財糧食拿出來賑濟窮苦百姓，隊伍擴充了四五萬人。

現在該輪到李自成如何抉擇了？他原本是想攻佔武昌，卻被張獻忠搶先一步，心裡肯定不忿。考慮到“大順政權”剛成立不久，李自成不可能與張獻忠在此時進行火併。

上兵伐謀，其次伐交。李自成先派使者去了武昌給張獻忠道喜，祝賀他稱王。張獻忠很開心，還沒等笑完，李自成派出的使者就拿出了一封信：“老回回已降，曹操輩誅死，行即汝矣。”

李自成這招是“先禮後兵”，信中的“老回回”是馬守應，他已經答應投靠。“曹操”就是羅汝才，已經死了。那李自成給張獻忠的這封信的意思就不言而喻了：看你是選擇活還是選擇死？

張獻忠被李自成當頭棒喝，有心硬拼，但他卻沒有李自成佔據的地盤大。當時的李自成攻佔了大半個河南加大半個湖北，手底下有超過20萬軍隊。

張獻忠剛剛被左良玉痛揍一頓，自己只有黃岡、武漢這一片地盤，擴充的軍隊也只有幾萬人，與李自成根本不是一個量級。

正當張獻忠進退兩難之際，李自成沒有打算立馬與他翻臉，他下一步要圍繞孫傳庭和左良玉這兩個大軍團來做文章。鑑於此，張獻忠和李自成算是暫時結盟。

不過張獻忠畢竟是要低李自成一頭，闖王拳頭更大些。 等到張獻忠所部進入四川的時候，李自成提醒他：兄弟，當初我在武昌沒有給你難堪，現在你也要表表忠心了。

張獻忠無奈使用了大順“永昌”年號，承認大順政權的合法性地位，等同於投靠李自成麾下。

兩人畢竟貌合神離，李自成旋即被清軍擊敗。再加上他派軍隊入川，侵犯了張獻忠的利益，這才有了後來女真問鼎中原的結果。

幾百年來，歷史學家一直在討論張獻忠與李自成的關係。一方面認為他二人是堅定的盟友，不然的話，張獻忠不會承認大順政權合法地位。 另一方面認為二人始終貌合神離，只是暫時騰不出手進行決戰，如果消滅了其他地方勢力，李自成、張獻忠必定要決一高下。

史書記載的相對有出入，而且資料不夠完善，沒有明確到這種細節。此番江口沉銀古遺址發掘出的最新幾枚印章，無一不映襯了張獻忠與李自成互相虛與委蛇的關係。

總之，江口沉銀古遺址發掘成果意義重大，大量珍貴文物讓與張獻忠與李自成農民起義相關的這段歷史更加豐滿，還給四川經濟史、貨幣鑄造史和岷江內河航運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實物資料。

考古的意義在於考證一段歷史，復原人類社會文明發展的脈絡，文物是某個歷史時期天文地理、生活藝術重要佐證，即使是一片爛竹簡也是無價之寶。

參考文獻：

［1］猶記當年烽火萬里 硝煙散去濤聲依舊，作者吳曉鈴，四川日報 2022年11月17日

［2］顧誠《明末農民戰爭史》

［3］《綏寇紀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