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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時期，隨著王室的衰微，各諸侯國都想擺脫王室的控制，成為具有獨立主權的國家。這一時期，諸侯國之間鬥爭不斷，想要立足，外交關係就顯得尤為重要。

宋國處於戰略要地，常常成為其他諸侯國的爭奪物件，即使不參與戰爭，也會受到波及。於是，外交關係的維持成為宋國軍事戰略的重中之重。

作為殷商後裔，宋國的外交思想與諸侯列國有所不同。面對戰火紛飛的國際局勢，宋國如何進行外交？對當時的社會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

一、宋國的邦交環境

宋國的疆域。微子啟是商王帝乙的孩子，也是商紂王的庶兄。等到周武王滅商以後，微子啟開始為周朝效力，成為周武王的臣屬。

後周成王繼位，周公攝政，東征平定三監之亂，又征服了商王朝在東方的殘餘勢力，鞏固了周王朝的政權。

為了穩定殷商遺民，周王推行“以殷治殷”的政策，將微子啟封於宋，宋國建立。

西周初年的宋國疆域很小，僅限於商丘縣極其附近地區。到了春秋時期，隨著社會生產力水平的不斷提高和禮制的破壞，諸侯國之間兼併戰爭不斷，宋國的疆域也開始擴大。

由於戰亂不斷，國無定土，春秋時期宋國的疆域範圍很難確定，但根據宋城遺址前後對比，可知其疆域在春秋時期有很大擴張。

宋國的邦交環境。周王最初對宋國進行分封時，著眼於對宋國的監視和控制，從這一點出發採取了很多措施。

宋國不僅地理位置無塞可守，周圍還有周朝的親信，這對宋國的邦交活動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周公分封微子啟時，雖然說的是以微子啟代殷後，但並未將其分封於殷的舊王畿之內，而是將其封於商丘。

這樣的分封有著深刻用意，一方面體現出周王朝的仁義道德，另一方面仍將殷民控制在周王手中。

原本商王畿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武庚便是據此地之險才得以與周公對抗。

此地長期作為商王朝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為了更有效地掌控殷商後裔，周公選擇將微子啟調離商王畿，封於商丘。

兩週時期，商丘是著名的“四戰之地”，無塞可守，無險可據。這種格局將宋國置於易攻難守的險境，使其極易受到周邊地區的影響，邦交也複雜多變。

除了將宋國置於險地，周王還分封其他諸侯國監控宋國。周朝建立之初，東方諸夷仍臣服商王朝，因此西周也非常重視對其管控，分封大量諸侯國進行鎮守，如將姜太公封於齊地。

除此之外，周王朝還分封了姬姓國、異姓國，一方面安撫諸夷，另一方面防止宋國向東擴張。

周王朝還非常注重對殷商舊勢力的控制，將大量遺民遷往成周一帶。

因此，宋國的殷商移民實際上只是一小部分，這種分散遺民的方法有效抑制了宋國的擴張，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宋國的發展。

由於發展緩慢，宋國稱霸之路受阻，邦交活動的展開也受到限制。

二、忠孝仁義的邦交思想

春秋以來，隨著周王室不斷衰微，諸侯之間的爭霸戰愈演愈烈。而每個諸侯國參與戰爭基本上都是出於本國利益，“春秋無義戰”是人們對春秋戰爭的普遍評價。

但宋國的邦交策略卻顯示出“忠孝仁義”的特點，戰爭中將仁義也是宋襄公在泓之戰中失敗的原因之一。這種思想確實與當時的社會現實不相符合，但卻體現出宋國的一貫思想。

從狂狡之事中也可以看出，宋人對仁義的講求並非一時形成，而是長久以來天性使然，可以說，狂狡的悲劇也是宋國的悲劇。

此外，宋國的仁義思想也使其嚴格遵循與霸主國家訂立的盟約，當其臣服於某霸主國時，也顯得十分忠誠。

齊國稱霸時非常信任宋國，晉稱霸時，“諸侯唯宋事晉”，這些都是宋國仁義邦交的體現。

忠孝仁義使得宋國廣受其他諸侯國稱譽，但在詭譎多變的春秋戰國時期，宋國的邦交策略太過保守，甚至顯得迂腐，無法適應時代發展的需求。

這種邦交政策為宋國帶來消極影響，多次將宋置於險境，甚至危及存亡。

魯僖公二十一年，諸國在盂地會談。宋襄公身邊的謀臣子魚勸他做好軍事準備，襄公卻因貫行仁義，拒絕帶兵，致使楚國輕易將其擒拿。

泓之戰中，宋襄公更是因其對忠孝仁義的堅守而死。宣公十四年，楚國伐宋，宋國一味堅守自己的原則，不敵楚而向晉國求救，晉國只在明面上答應，沒有打算出兵。

忠誠的宋國在危境之中苦苦堅守，僅因晉國的一句盟約，死守城池長達九個月，直到城中“易子而食，析骸以爨”，才決定投降楚國。

即使在這種危境之中，宋國還惦念不忘“城下之盟”。與宋國相比，鄭國的外交則顯得十分圓滑，隨局勢的改變而從強叛弱，時人“鄭昭宋聾”之言不虛。

三、尚“武”的邦交思想

夏商周三代時，社會上尚武之風比較濃厚，而三代之中又以殷商王朝最甚。宋國尚武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宋國發生過大量弒君、弒大夫事件；第二，宋國輕視戰爭中的失敗者；第三，宋國將武力作為實現其邦交目的的手段。

宋國的戰事十分頻繁，沒有霸主國的時候與其他諸侯國交相爭利，有霸主國則常常充當擴霸先鋒。

戰爭使宋國損耗甚巨，甚至超出了宋國能可承受的限度。首先，相較春秋強國，宋國的經濟實力較弱，沒有足夠的國力支撐長期、大規模的戰爭。

雖是三代以來重要的農耕區，但宋國經濟發展的潛力非常有限，尤其是礦產資源的缺乏，對宋國軍事和經濟的發展都產生了十分不利的影響。

春秋時期，鐵器逐漸代替石器、木器，而宋國的礦產資源不足以生產足夠的鐵器，需要進口其他國家。

經濟實力的落後使得宋國根本無法與齊、魯、晉、楚、秦等國家相提並論，經濟又是一個國家進行對外戰爭的基礎，因此，宋國無法長久作戰。

其次，宋國的地形也非常不利於作戰。前文提及，宋處於大平原區，易攻難守，再加上四周諸侯國日益強盛，宋的處境可謂“四面楚歌”。

在這種情況下，宋國能夠守好本國已經非常不易，但宋國卻沒有考慮到實際情況，四面出擊，不斷運用武力手段進行外交。

常年流轉於武力的漩渦之中，使得原本就不富裕的宋國雪上加霜，實力相較諸侯列國更為落後。

四、以殷商自居的邦交思想

建國之初，宋國受到周王的禮遇，在眾諸侯國中地位較高，這種情況的出現有其歷史原因。

周初之時，雖然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局面已經確立，但君權制度仍存在缺陷，君臣的關係也有限。為了鞏固政權，周王室不得不籠絡殷商移民，宋便是因此受到禮遇。

春秋時期，雖然禮遇思想漸漸淡薄，但任何思想和行為的消失都需要過程，因此這種思想仍能在春秋社會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

宋國身上有殷商的烙印，宋也始終以殷商後裔的身份自居，沒有順利融入周朝的禮樂文化，對其邦交思想也產生了一定影響。

以殷商大國後裔自居的思想使宋國的邦交非常被動，也引起其他諸侯國的不滿。

宋國認為自己是泱泱殷商之後裔，懷揣著復興大業的夢想，這樣的大國意識使其極易忽視自身處境，在邦交活動中表現為自閉、不合時宜。

五、和平邦交思想的崛起

由於地理位置的特殊，宋國成為春秋邦交史上的活躍分子，爭盟爭霸、涉政示威，無處不見宋國的身影。

將戰爭作為邦交基礎的策略使宋國國力損耗甚巨，為了挽救宋國當前局面，有識之士提出了和平邦交的思想。

和平邦交的思想逐漸在宋國崛起，華元、向戌積極開展的兩次弭兵之會便是最好的額體現。

公元前579年和公元前546年，華元、向戌在周旋於列國之間，最終使晉楚之間的矛盾調和，使諸侯列國得到或短或長修生養息的時間。

這段時光原是宋國發展的機會，但宋景公引發的一些列戰爭又使宋國無法享受和平。

結語

春秋時期，王室衰微，霸主迭起，戰火不斷。宋國從中原強國漸漸衰弱與其地理位置有關，但也與宋國的邦交思想及策略分不開。

在殷商文化、周朝文化以及社會大變革的共同作用下，宋國形成了忠孝仁義、尚武、以殷商後裔自居的邦交思想，國力損耗甚巨。

雖然後有有識之士提出了和平外交的思想，但宋國沒能休養生息，又落入戰爭之中，終是不可避免地衰落而亡了。

參考文獻：《左傳》《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