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下五千年的歷史長河中逡巡，歲月的色彩籠罩了整個時代的更迭變遷。

服飾，作為人們生活中極其重要的一部分，被越來越多的提及到現代社會的審美潮流之中，其中，也不乏有傳承性質的手工裁製作品，一絲一線承載著手工藝者對這門手藝的熱愛，他們以針為畫筆，絲線為墨，運用古老的縫製手法，意在傳承、延續傳統的服飾文化。

尋古探今，服飾採用的原料在變化，服飾的內涵也在不斷的豐富著，但無論選用怎樣的材料，都沒能撼動蠶絲製品在現代社會中所佔據的不可替代的地位。

關於桑蠶文化，一種說法是，它始於嫘祖，傳為西陵氏之女，黃帝的元妃，在黃帝戰勝蚩尤後，為黃帝和部落其他首領加工衣物的過程中，偶然發現了部落內的婦女採摘的“白色小果”，聽聞事情的起因經過後便對這個堅實的白色小果激起了興趣，在多次上山勘察瞭解之後，發現這種白色小果其實是一種蟲子吐出的絲線纏繞編織而成，她靈機一動，發現其中的奧妙所在，將事情報告給了黃帝，成功保護了遍山的桑樹，也是由此，蠶絲正式被人們發現。

之後嫘祖受到蜘蛛結網的啟發，將蠶絲織成面狀，自此，“綢”便代替了樹葉和毛皮，成為人們的保暖遮羞之物，也正是在嫘祖的帶領之下，人們開始學習養蠶、絲織、製衣，蠶絲正式走入人們的生活，開始成為衣著飾品不可或缺的原材料。

而另一種說法是，現今考古學家根據考古學的發展推測，桑蠶文化起始於新石器時期中期，證實蠶絲得到利用的則是在1926年在山西省夏縣西陰村發掘到的半個蠶繭，有銳器削去繭的痕跡，這一發現，為後續桑蠶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有價值的參考。

隨著王朝變遷帶來的地域擴張和生活發展，絲綢開始逐漸成為用於對外貿易的商品和用於促進雙方友好交流的介質。漢武帝時期，張騫出使西域，開闢了廣為流傳的絲綢之路，在王朝的繁榮壯大後，絲綢之路成功開拓至海上，並通達朝鮮、日本等多個國家。

絲綢種類以蘇繡、蜀繡、湘繡、粵繡為優，錦則以雲錦、蜀錦、宋錦聞名，典型的絲織品研究以馬王堆漢墓的發掘作為開端，其中出土了紗、花羅、綺、錦、麻織品等多種絲織品，製品和原材料彙總高達數百單位，涵蓋目前所知的漢代絲綢品種的大部分，對絲綢業的研究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起初，絲綢是以桑蠶絲為主，少量的榨蠶絲和木薯蠶絲作為補充。在商周時期，桑蠶業已初具規模，統治者對桑蠶產業進行了嚴格的組織和管理。春秋戰國時期統治階層的重視使得桑蠶業得以快速發展，在農業經濟中佔據巔峰位置，細化分工、有效生產，更在一定程度下擴大了桑蠶產業的規模，花色品種逐漸豐富，絹、綺、錦陸續出現，生活與藝術的有機結合，大大提高了絲綢文化的文化內涵和歷史價值。

秦漢時期，絲織業空前繁榮，在漢武帝的政策推行下，絲織品流入周邊各國，也帶動當時的絲織技術走向國外，促進了各國之間的經濟發展和文化交流；

魏晉隋唐時期，由於戰亂導致政治格局變動，絲綢業的重心開始移向長江流域，為江南地區絲織產業崛起奠定了地域基礎。

到了唐代，迎來了絲綢業的鼎盛時期，出現了黃河流域、四川巴蜀地區、長江下東南地區三強鼎立的重要絲綢產區，絲綢開始在不同階層中實現規模生產，產量、質量和品種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周邊各國開始廣泛學習絲織技術。

兩宋時期，隨著桑蠶技術的進步，出現了宋錦、絲、飾金織物等新品種，江南地區絲綢生產具有重大優勢，浙江成為名副其實的“絲綢之府”，官營絲綢生產作坊具有相當規模，在京城少府監屬下設定綾錦院、染院、文思院和文繡院，同時還在重要絲綢產區設定官營織造機構。

東京的綾錦院，真宗年間有織機400多張，潤州織羅務年產量萬匹，新興絲織業中心城市婺州，號稱“衣被天下”；元明時期，北方地區絲綢業開始衰落，江南地區絲織產業更加繁榮，織造體系開始趨向官營化，相繼出現了許多絲綢鄉鎮，形成了以江南為中心的區域性密集生產，其中蘇、杭、松、嘉、湖為五大絲綢重鎮，生產方式也有所改變，分為有“局織”和外發“領織”兩種。

局織是輪班徭役制，領織為民間機戶，工匠的人身依附關係較元代有所鬆弛；到了清朝時期，官營織造體系廢除了明代的匠籍制度，原料也以採買為主，總體規模比明代有所縮減，重要的有江寧織造局、蘇州織造局和杭州織造局，合稱“江南三織造”，負責供應宮廷和官府需要的各類絲織品。

晚清時期由於不規模生產和政府打壓、外敵入侵，絲織產業在一定程度下受到限制；在民國時期雖有短暫恢復發展，但中日戰爭的打壓，仍舊使得絲綢產業停滯不前。

而今，絲綢大多加入了人造或天然長絲纖維，應用於手工或機械生產當中。運用原始繅絲方法，把若干粒煮熟繭的繭絲離解，合併製成生絲或柞蠶絲，在此基礎上進行織造工藝，經線和緯線按照一定組織規律相互交織形成絲織物，對絲織物進行精煉、漂白、染色、印花、整理，實現絲織物的染整，從而成為具有藝術氣息的絲綢產品。

目前，絲綢行業仍具有很強的傳統文化色彩，具備很強的藝術創新價值，在無數次嘗試和發展中積累的實踐經驗，值得當下許多產業予以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