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表面看來，因尹嘉銓書籍中的“道學之說”為“假道學”而掀起的文字大獄，但實際上乾隆卻反對的是利用“道學”之說拉幫結派，形成“黨爭”之勢。而乾隆在此事過後也終於說出了自己的想法：“古來以講學為名，致開朋黨之漸。”尹嘉銓在其上書中，不知深淺地奏請皇帝尊崇一些道學名臣，重新煽動講學之風，所以最終決定將其絞立決，而並非凌遲處死。
尹嘉銓為父請諡，激怒乾隆帝。
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十八日，乾隆帝從五臺山歸京，途中駐蹕於保定城。此間有原大理寺卿尹嘉銓派長子拜見皇帝，企圖讓皇帝為其老父親尹會一賜下諡號，並請皇帝准許從祀文廟。
尹嘉銓何許人也？他是原河南巡撫尹會一之子，官至大理寺卿，此人一向自詡為“道學”正統，曾重編朱熹《
小學
》一書得到乾隆嘉獎，於乾隆四十五年廟看致仕。
既然尹嘉銓以“道學”正統自居，所以事事以“孝”為生活準則之一，這次恰逢乾隆帝翠華西幸，車駕途徑家鄉，故而異想天開想為父親爭取一個皇帝賜予的諡號，更想讓父親配享孔廟。尹嘉銓奏稱：“
家父生前孝心感人，曾蒙皇上賜詩誇讚，現已故去三十餘年，請照乾隆元年特諡陸隴其清獻二字之例，也賜家父一諡。
”
但乾隆帝早就見識過此人的無恥。當時尹嘉銓在山東藩司時曾當面向皇帝討要孔雀花翎，稱“
沒有翎子回家無顏見妻
”，乾隆帝頓時覺得此人無恥至極，終究還是婉拒了他，並沒有賜其想要的孔雀花翎。誰知這次在保定駐蹕，哪知剛退休不久的他又找上門來，想替自己父親求諡號，為表現自己的“孝道”邀名。
在乾隆帝看來，大臣死後是否賜諡，或者用什麼字，都需要專門機構擬訂，然後報請皇帝批准方可賜下，這是國家很鄭重嚴肅的一件事情，諡號更是代表了一名大臣一生應有之評價，如果都學尹嘉銓為博取孝名而請諡，那麼禮部將會如何辦公？於是乾隆帝對尹嘉銓並沒有客氣，批諭曰：
與諡乃國家定典，豈可妄求？此奏本當交部治罪，念汝為父私情，姑免之。如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逭矣！
如果尹嘉銓識時務的話，此事也就到此為止了，然而尹嘉銓顯然並沒有意識到自己所犯之錯誤，反而在不斷作死的路上越走越遠。
三月十九日，尹嘉銓的第二封奏摺遞到乾隆案頭。這個摺子從本朝陸隴其配祀孔廟說起，然後又引出湯斌、范文程、李光地、顧八代、張伯行等人也應從祀文廟，最後點到自己的父親尹會一，也應與前面幾人一同配祀，乾隆帝大怒，怒不可遏地在尹嘉銓的奏摺上批下了九個字：“
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
”
為此，乾隆帝召集一干重臣，將尹嘉銓的兩封奏摺交於他們傳閱，並親自作出了指示：
革去尹嘉銓頂戴花翎，鎖拿進京，交予刑部治罪，查抄其貲財。
而且乾隆帝特別交代：
查抄資產物件尚在其次，如有狂妄字跡、詩冊及書信等務必須留心搜檢，據實奏出。
事情到了這個地步，顯然尹嘉銓之罪已經不僅止於妄求諡號、配祀了，他究竟犯了何事，竟引得乾隆帝如此大動干戈？
假道學？真小人？
三月二十日，大學士英廉接到軍機處傳來的旨意：首先諭令直隸總督袁守侗派出臬司衙門前往博野抓捕尹嘉銓，辦理查抄事宜。其次讓英廉“即速親往嚴密查抄”尹嘉銓在京家產，並將書籍信件作為查抄重點。
不管尹嘉銓是否真的冤枉，但其“狂妄字跡”卻是被英廉查到了不少，共有131處。如自己母親去世他用了“
薨
”的字樣；再如自己用“
古稀老人
”一詞犯了乾隆帝的忌諱；再如尹嘉銓模仿孟子“
為王者師
”的說法，在書中寫有“
為帝者師
”四個字，犯了大忌；更嚴重的是尹嘉銓將乾隆朝罷黜的張廷玉、鄂爾泰等人列為“名臣”之列，顯而易見是與乾隆帝對著幹……諸如此類，其所著文章中有百餘處之多。
另外，尹嘉銓被押解進京後，乾隆特地讓大理寺來審理此案，用尹嘉銓之前的下屬來審理此案，羞辱作用更為明顯，而新任大理寺卿對打擊尹嘉銓上也是不遺餘力，故意找了尹嘉銓娶了五十歲老處女一事來戳穿這個“假道學”，最後逼得尹嘉銓自認“喪盡廉恥”，將自己的名聲已經徹底搞臭。
這樣一來，尹嘉銓這位“道學先生”的保護外衣已經褪色，而讓大眾聽聞眾多的則是“
李孝女暮年不知事
”一事，一時間尹嘉銓除了“假道學”以外，剩下的就只有悖逆了。
對於該案，乾隆重點查問三件事：
第一、尹嘉銓所說：“
朋黨之說起而父師之教衰，君安能獨尊於上？
”意思就是說反朋黨的結果就是不利於皇權獨尊。乾隆帝認為，這是尹嘉銓有意與雍正帝所著《
御製朋黨論
》唱反調，尹嘉銓推崇“
父師之教
”提倡講學，以朋黨為
是
，不知其是何意？
第二、尹嘉銓所著《
名臣言行錄
》中將一些罪臣也歸入其中，其子孫大多歡欣鼓舞，門戶、朋黨之風就會復起，另外難道列不進去的就是奸臣？
第三、尹嘉銓將所有大學士皆稱作“
相國
”，乾隆帝認為丞相自明太祖時已廢置，本朝自建國有哪件事是憑藉某位大學士一人之力辦成的？
以上種種足以證明尹嘉銓雖然是一個“道學”大家，但其私德有虧也是真有其事，尤其逼迫一個五十歲的未出閣的女人嫁給自己更是讓這個乾隆朝的“道德模範”成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但他就算是一個“假道學”，難道也是“真小人”不成？
答案是否定的！作為一個“道學家”，尹嘉銓在總體而言還是嚴格要求自己的，在地方上更是廣做善事，以至於英廉都無法找到藉口判其“大逆不道”之罪，也許乾隆帝意識到了這一點，這才會發起如此規模的“文字獄”。
結語
可見尹嘉銓著實有些冤枉，他本來想著為父請諡，事成則博取孝子之名，即便皇帝不準也不會有什麼損失。然而乾隆帝雖然不反對道學，甚至對於提倡綱常名教，維護帝王獨尊的道學本身是大力支援的，所以才會要求臣下講究仁義道德、修身養性。乾隆帝之所以要發起“文字獄”，重懲尹嘉銓，主要是其為父求祀一事拉幫結派，有挑撥朝臣角立朋分，黨同伐異之嫌，因此乾隆帝才會得出了“致開朋黨之漸”的結論，其實說白了重懲尹嘉銓目的是防止學術見解不同而導致前朝的朋黨之禍死灰復燃，在統治者眼中，其實這也是應有之意，因為明末“黨爭”的可怕誰也是知道的。
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七日，經反覆審訊後，尹嘉銓按大逆被判處凌遲處死，親屬照例連坐，理由則是“妄比大賢，託名講學，謬多著述，以圖欺世盜名，又復妄列名臣，顛倒是非，隱啟朋黨之漸，種種狂悖不法，實堪切齒。”乾隆帝加恩免其凌遲之罪，改為絞立決，一干親屬也免於連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