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展開四百年來的中國文化史，就可見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那就是十六世紀的西學東漸以及中西文化的溝通和融合。我們若是要探究溝通中西文化的功臣是誰，那就是明朝末年的大科學家徐光啟了。《明史外國拂森意大傳》稱：“士大夫如徐光啟、李之藻，首好其說，其說驟興”。關於西方文化的傳入，季羨林也說過：“從表面上來看，都是宗教的傳入，但從本質上來看，實際上傳入的是文化，是哲學，是藝術，是技術等等……天主教最初所依的不是國王，而是大臣和藝術家學者，前者可以徐光啟為代表……”徐光啟是中國明末向西方追求科學和真理的先行者，是明末溝通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位重要人物。

徐光啟會通中西文化是出於對中國前途和世界潮流的關切，是為了尋求科學知識，徐光啟結識傳教士是傾慕傳教士的見識和博學，看中的是傳教士帶來的科學知識，希望的是天主教教義能“補儒易佛”，“可以補益王化，左右儒術，救正佛法”。

徐光啟與利瑪竇

1600年，徐光啟去南京看望恩師焦竑時，得知利瑪竇正在南京，《明史外國拂森意大傳》稱：“意大里亞，居大西洋，自古不通中國；萬曆時其國人利瑪竇至京師為萬國全圖，言天下有五大洲。。。。。”當時徐光啟已知有利瑪竇其人，也已看到利瑪竇繪製的一張世界地圖，並深為讚歎。就是這張地圖，在中國士大夫中引起極大震動，改變了當時國人的天圓地方學說，徐光啟也耳目一新，眼界大開，對五大洲的分佈有了清楚瞭解，從而激發了他放眼世界、瞭解西方、尋求科學真理的願望。當即徐光啟特地連夜拜訪利瑪竇，兩位偉人相見如故，侃侃而談，徐光啟傾慕利瑪竇的見識和博學，利瑪竇則為徐光啟的儒雅和才華所折服。

1604年春，徐光啟到北京，還未參加禮部的會試，就去拜訪利瑪竇，明確提出要翻譯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1604至1607這三年間，徐光啟和利瑪竇幾乎天天見面，雙方的討論除了天主教義外，其他的就是西方的科學技術發展情況，內容涉及數學、水利、天文、曆法、火器等，只要利瑪竇能教的，而徐光啟認為有實用價值的，他都有興趣學習。徐光啟把傳教士傳播的學問概括為“略有三種，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窮理······而餘乃亟傳其小者”，徐光啟自稱極盡全力“傳其小者”，可見他的主要興趣是在西方的自然科學方面。

1605年冬和1606年初，徐光啟為要翻譯《幾何原本》，告訴利瑪竇：“我知道了這本書，又有你可以請教，我怎能知難而退，讓這本書在我輩手中失傳呢？”極力打消利瑪竇的重重顧慮，並和利瑪竇合作共同翻譯《幾何原本》這部數學名著。“利氏口譯，公則筆之”。1607年春，徐光啟和利瑪竇共同譯完了《幾何原本》前6卷。《幾何原本》前6卷出版以後，便成為我國近400年來唯一的定本。

1608年，以《幾何原本》為基礎，利瑪竇口譯，徐光啟筆錄，合譯了《測量法義》。徐光啟認為，測量之法，擴充其原理就可以用於制水治田，不僅是方便，而且是當務之急。這體現了徐光啟重視自然科學、重視數學理論，重視數學與實踐相結合的思想。

1611年，為了推動修歷，徐光啟在義大利傳教士熊三拔的協助下，先後撰寫了《平渾圖說》、《日晷圖說》和《夜晷圖說》三部著作。徐光啟還把熊三拔替他講解測量用器“簡平儀”的內容記錄下來，整理成一部《簡平儀說》，並寫了《簡平儀說序》。徐光啟講了自己之所以重視翻譯，是因為西方三千年來逐漸發展的成果，藉助於翻譯，一年半載就可以坐享其成，所以，利用西方的科學成就則可促進中國科學的加快發展。

徐光啟和利瑪竇相識之後，就有共同翻譯西方水利專著的計劃，後因故擱淺，1610年，利瑪竇去世，徐光啟返回北京，遂向熊三拔舊事重提，要求完成利瑪竇三年前的遺願，翻譯水利著作。經他的一再請求，反覆解釋，熊三拔終於同意合作譯書。《泰西水法》的編寫工作自1611年開始，第二年春天完成。徐光啟和熊三拔在翻譯時沒有按照照本直譯的翻譯常規，而是結合我國原有的水利工具，只選其中適用的或者確實先進的部分譯出，並且邊譯邊制器邊實驗，然後把制器和實驗的方法與結果都記錄下來。這種翻譯方法貴在理論聯絡實際，《泰西水法》一出版面世就對發展中國農田水利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成為中國中世紀最重要的一部有關農田水利科學的著作。

利瑪竇的去世，給徐光啟翻譯西方自然科學和吸收西方文化精華帶來了巨大的困難，當時澳門教會當局藉口傳教士應以傳教為根本，不准他們從事傳播科學的工作。徐光啟傳播西方科學，不但要面對國內守舊派的反對，還要衝破來自傳教士的阻力，但傳教士為了能在北京站住腳，也必須把徐光啟等人視為政治上的依靠，不便完全拒絕徐光啟的要求。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徐光啟在翻譯《幾何原本》等書籍外，還對數學、天文等其他領域積極進行研究，後人美譽他為“西學東漸之譯祖”。

中國古代的科學曾有過它自己的輝煌，但到14世紀時已開始落後。而此時西方興起了文藝復興，科學技術有了良好的發展條件，開始了大踏步的前進，到了16世紀，歐洲的科學技術開始在許多方面趕上並超過了中國，西方文化也伴隨著傳教士東進的步伐也開始傳入中國，而徐光啟正是出生在16世紀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中，面對西方洶湧而至的文化潮流，徐光啟沒有如“中國人素存輕視外人學問之態度，以為外國文化均在中國之下”所說，將之抵禦門外、全面否定；也沒有驚慌失措、哀聲一片，中華今後怎麼辦；更沒有意志消沉、隨波逐流、盲目西化。

在如何學習和吸收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如何繼承和發揚中國傳統科學的長處？如何會通和融合中西兩大文化體系的精華？在關係到祖國、民族抉擇時刻，徐光啟高瞻遠矚、氣勢磅礴，響亮提出：“欲求超勝，必須會通，會通之前，先須翻譯”，也就是努力學習西方，積極趕超西方。對於西方傳教士，徐光啟看重的是他們身上的“種種有用之學”，《明史外國拂森意大傳》稱：“有內官言於相國葉公文忠曰：‘諸遠方來賓者，從古皆無賜葬，何獨厚於利子？’文忠公曰：‘子見從古來賓，其道德學問，有一如利者乎？毋論其他事，即譯《幾何原本》一書，便宜賜葬矣！”

謹以此文，紀念徐光啟誕辰459週年。

作者：宋浩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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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葉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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