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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以石原莞爾為核心的、人數稀少的“不擴大派”相對的，是強烈主張加緊“南進”，並持有“對華一擊論”強硬立場的“擴大派”。“七·七”事變前後，“擴大派”主要包括：武藤章（參謀本部作戰課長）、永津佐比重（參謀本部中國課長）、本間雅晴（參謀本部情報部長）、杉山元（陸相）、梅津美治郎（陸軍次官）、田中新一（陸軍省軍事課長）、東條英機（關東軍參謀長）、植田謙吉（關東軍司令官）和小礬國昭（朝鮮軍司令官）等人。在“七·七”事變爆發後，“擴大派”堅決主張立即對華出兵，以趁此時機迅速“對華一擊”，表現出了異常強硬的“擴大”態勢。於是，圍繞著出兵華北和增兵問題等方面，“不擴大派”與“擴大派”發生了激烈的矛盾爭執。

1935年“華北事件”前後，石原莞爾的“不擴大”思想開始提出之時，圍繞著對於石原莞爾主張的不同看法，“統制派”內部的漸進與急進之間的分歧便迅速加劇，並由此開始分化為“不擴大派”和“擴大派”；此後，隨著日本侵華程序的迅速加快，到了1937年“七·七事變”前後，“不擴大派”與“擴大派”最終形成。

由於“南進”、“北進”的戰略側重點和對華認識等方面的巨大分歧，因此在“七·七”事變爆發之後，“擴大派”與“不擴大派”對事變的處理方針也迥然不同，進而，雙方展開了激烈爭執，其矛盾紛爭也迅速趨於高潮。

以石原莞爾為核心的“不擴大派”，將“先北後南”、對蘇戰略優先和集中全力建設“滿洲國”作為當前的首要戰略重點。在“七·七事變”爆發後，石原莞爾立即提出，“若訴諸武力，戰局就會立即擴大，所以一旦陷入日支抗爭，從支那近期之民族意識上看，事態是不容易收拾的，而且還將令我們向無邊無際的曠野作無限之進軍。以我國之現有國力，支撐這樣一場對支全面戰爭是存在疑問的。然而，總體的形勢是將國力之培養建設作為當下之急務，滿洲國的建設、對蘇防禦之充備等事已堆積如山，並無餘力他顧”。石原莞爾考慮到，如果日本將侵略之手進一步伸向中國，那麼迄今辛苦進行的生產擴充、軍備充實將無法完成。因此，石原主張要慎重從事，不可陷入訴諸武力，並提出事件應立即加以收拾解決。石原莞爾反對此時進一步擴大侵華的上述主張，迅速贏得了其他“不擴大派”的支援。

而“擴大派”卻積極主張迅速擴大侵華戰爭規模，在全面佔領中國之後，再進而以中國為戰略依託來加快實施“南進”戰略，由此，“擴大派”力主“短期終戰主義”，持強烈而堅決的“對華一擊論”。“擴大派”認為，“支那事變”可以像“滿洲事變”那樣簡單地加以解決，“只要將少數的兵力一舉投入到戰場，就能獲得重大勝利”。陸軍大臣杉山元等人不僅堅決主張“對華一擊”，還認為此時的國際形勢已經與“滿洲事變”之時完全不同，美、英、蘇等國均不會對日本的進一步侵華予以干涉；武藤章甚至還指出“要向北支增派兵力，並應該不失時機地對其加以一擊”，當昭和天皇向杉山元問道“事變的處理還要多長時間才能看到希望”時，杉山元則明確回答：“事變將在兩個月內得以解決”，由此可見“擴大派”在全面侵華問題上的急進與樂觀。

另外，在關東軍方面，早在綏遠事件時就不斷表現出了對戰爭的狂熱，不僅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在總體上制定計劃，關東軍作戰參謀田中隆吉還親自指揮作戰。同時，針對當時華北局勢的日益緊張，關東軍方面還立即召開了會議，一致認為：“由於蘇聯內爭等原因，加之參照乾岔子事件的經驗，可以暫時期望北方是安全的，所以應乘此時機對冀察加以一擊”，緊接著，關東軍方面就迅速作好了兵力方面的部署與準備，由此表明了其主張透過武力“對華一擊”的強硬“擴大”立場。

上述“不擴大派”和“擴大派”之間的矛盾分歧，不僅使雙方在事變的處理方式上未能達成共識，反而導致了對華增兵等具體問題上衝突與爭執的迅速加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