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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秀同志被開除黨籍後窮困潦倒,去世後,蔣介石出一萬安葬費

“獨秀”是他的筆名。

陳慶同,字仲甫。安慶懷寧縣人。

陳先生是一位風雲人物,一生中有過高峰,也有過低落。

陳先生是首任總負責人。

從1921年至1927年,他連續擔任了最高職務,是總負責人。

後來,因為各種原因,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在漢口召開的緊急會議上,大家討論研究後,撤銷了他的總負責人的職務。不過,也有資料說,他的職務不是被撤銷的,而是他主動辭去的。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因就中東路事件發表不同意見,陳先生被開除了黨籍。蔣介石得知後,十分高興,懸賞三萬大洋捉拿他。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下午,由於叛徒告密,蔣介石淞滬公共租界總巡捕房的巡捕在嶽州路永吉里十一號,拘捕了患病在寓所休養的陳先生。這是他人生中第5次被捕。

17日,公共租界將陳先生正式引渡給蔣介石的部門。

之後,他被判處13年有期徒刑。

蔣介石抓了陳先生後,引起了各界的震動。中山先生的夫人聯合蔡元培、楊杏佛、柳亞子、林語堂等人聯名致電老蔣,要求放人。

國際知名人士杜威、羅素、愛因斯坦等人也致電蔣介石,為陳說情。內容為“陳仲甫是東方的文曲星,而不是掃帚星,更不是囚徒,請求給予釋放。”

雖然各界大佬都為陳先生求情,但蔣介石還是無動於衷,堅決不肯放人。

陳先生在獄中始終保持著正氣,錚錚鐵骨,進行抗爭,不向敵人屈服。有一次,何應欽單獨面見陳先生,並向他求字,他揮毫寫下“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也”。

抗戰全面爆發後,在胡適、張伯苓的具名保釋下,陳先生被“減刑”了,提前獲釋。

陳先生出獄後,蔣介石、汪精衛等人以高官厚祿拉攏他。被他嚴詞拒絕了。

之後,應好友鄧仲純的邀請,1939年5月,陳先生帶著夫人潘蘭珍搬至江津地區的鶴山坪五舉鄉石牆村隱居。

得知陳先生在江津隱居,蔣介石又派親信朱家驊遊說,答應供給十萬大洋經費。

陳先生對此嗤之以鼻:“蔣介石殺了我許多同志,還殺了我兩個兒子,我和他不共戴天!”

由於陳先生拒絕了高官厚祿,以至於他的生活清貧悽苦、窮困潦倒,他和妻子潘蘭珍就透過開荒種地來擺脫困境。

開荒種地勉強度日,好在陳先生學識淵博,既善寫文章,又擅長書法,書法作品如他的性格一樣剛直有力,不屈不撓。於是,他就以寫文章賣字賺錢。

陳先生寫文章賣字賺錢,不過,他對當地百姓很好,當地窮苦百姓向他求字時,他分文不取。過年時,他義務為窮人寫春聯。

在江津的日子裡,他的第三子陳松年是唯一陪伴在他左右的兒子。

松年夫婦在一所學校教書的微薄薪金維持生活。雖然生活艱難,但陳松年夫婦卻無怨無悔,他們盡力侍奉著父親,陪伴父親安度晚年。

1942年5月12日,陳先生舊病復發,他為了省錢,不肯去醫院治病,堅持用偏方,以蠶豆花泡水飲服。

不料,他所用的蠶豆花中,有部分已經發了黴,用開水泡過後,汁水成黑色,味道也不正,以至於他中毒昏迷。等請醫生來搶救時,已經為時已晚。

1942年5月27日晚9時40分,陳先生在貧病交加中離開了人世,享年63歲。

陳先生兩袖清風,沒有留下什麼財產,他的兒子陳松年買不起棺材,更無力支付喪葬費用。於是只好把老人暫時安放在一個簡陋的地方。

後來,由江津名紳鄧蟾秋、鄧燮康叔侄出資,為陳先生置辦了一具香楠木的棺材。

之後,陳先生同學會的朋友號召各界人士捐資安葬。蔣介石個人捐了一萬法幣,朱家驊捐了五千法幣,段錫鵬、王星拱、陳立夫各兩千法幣,許靜仁捐一萬五千元。胡小石、歐陽竟吾、高語罕等學界名流也有捐款。

在各界人士的捐助下,陳松年辦完了父親的喪事。

陳先生去世後,當地日報用一版刊發了《一代人傑溘然長逝》的文章,許多主流媒體對此事也有報道。

抗戰勝利後,陳松年在朋友的幫助下將祖母和父親的靈柩用木排裝上,沿江而下運回故鄉安慶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