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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族家學:好家長“勝過”好老師

北京晚報·五色土 | 作者 陳峰韜

魏晉南北朝有一個奇特的現象,士族的教育不在學校,而在自己家裡。老師也不是社會上延請的名師,而是親人長輩。學校本應由國家逐級設立,從州郡官學到中央太學,層層培養。但魏晉南北朝實在太亂,王朝常易主,隔三差五打一仗,教育就只能依靠家族的“家學”。比如人們所熟知的“謝太傅寒雪日內集”,便是典型的“家庭課堂”。

爛熟於心 經世致用

魏晉南北朝時期,官學不興,傳承文化、教育人才的責任,隨之轉移到本就掌握著文化壟斷優勢的世家大族手中。既然是轉變,自然就有新的變化。國立學校傳授的內容以儒家經典為主,但名士們關起門來自己當家教,望子成龍心思切切,傳授的內容比官學更加精深廣博。

瑯琊王氏比較注重儒經的傳授,作為家族氏的傳授,王氏子弟所學和以往官學也有不同。瑯琊王氏過江後,門戶領袖王導、王敦都是熟稔五經的大行家,當時無論上書言事,還是與人交結、日常處事,無不引經據典。他們對家族子弟的教育十分重視儒家經典,這麼做不是要把子孫們培養成迂闊的學問家,而是打造成明習政事富有見識的政治儲備人才。王導有六個兒子,王悅、王恬、王洽、王協、王邵、王薈,在其親自教導下,兒子們的文化水平大都非常高,長子王悅尤其厲害,少年時就被召入宮中擔任太子侍講,後來陸續做過吳王友、中書侍郎。王悅侍奉父母也頗得儒家禮法的規範,例如與父親說話從不放肆孟浪,“恆以慎密為端”,年紀輕輕就端方儀正,雖說未免有點古板,卻也是標準的儒家士子風範。

王家這種學風一直延續下來,學習儒經成為每一代子弟的必修課。梁朝時王導的七世孫王筠教導自己的兒孫時,回憶他年幼時學習的情景:“幼年讀《五經》,皆七八十遍。愛《左氏春秋》,吟諷常為口實,廣略去取,凡三過五抄。”瑯琊王氏一門中出了很多明經通儒的大學問家兼政治家,諸如王導、王謐、王曇首、王儉、王融等,代代不絕。以至於《南齊書》傳論中評價王氏“主位雖改,臣任如初”。

王氏的巨大成功給江東士族提供了現實模板,不少士族家庭都競相效仿,比如吳興沈氏。沈氏是江東的土著士族,起初並沒有深厚的文化底蘊,主要參與武事,在劉裕開國時立了功。但因為家族人才群體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只靠武力上朝堂很難,即使爬到高位也往往被政治旋渦吞沒,像劉宋時的沈慶之、沈攸之都不得善終。沈家連遭慘烈打擊之後,不得不學瑯琊王氏,開始致力於修習儒學。

沈家沒有像王導這樣的名士、學問家和政治家複合體的大族長,沒有好“爹”可拼,只好在刻苦鑽研、督課子弟上多下功夫。跨越宋、齊、梁三代的沈麟士,一生篤志於學習儒經,雖然窮困到以織簾為生,卻靠驚人的毅力積攢了數千卷書。沈麟士既聚書也讀書,儒家經典全都讀得透熟,注成《易經》、《禮記》、《春秋》、《尚書》、《論語》、《孝經》、《喪服》、《老子要略》數十卷。尤其令人驚訝的是,沈麟士八十歲那年家裡失火,數千卷書燒了個精光,他硬是憑記憶重新抄寫了二三千卷,其學問水平之高可見一斑。

沈家有個後生叫沈峻的,慕名到沈麟士門下學習,得其真傳,後來成為精通五經和三禮的大家。沈峻的學問又傳到兒子沈文阿,同族人沈洙受其影響也成了經學大家,在梁末陳初文士大多“多涉獵文史,不為章句”的情況下,沈氏族人獨獨致力於儒經,終於在陳朝初年成了儒學的執牛耳者。

門戶不同 家學各異

士族各具特色,教出來的子弟各有千秋。早在三國時期,江左大族以“顧、陸、朱、張”為首,四族就各有各的特色,時人稱為“張文、朱武、陸忠、顧厚”,而張昭、朱然、陸遜和顧雍等人的人物形象,都符合這一評價。這就是家族長期自我教育自我培養形成的作風。

至於著名的王謝兩大家族,論其門戶地位、領軍人物文化水平,以及宗族人才的數量,都不相上下,但兩個家族後來在文化上的走向卻發生了巨大差異。王氏在精研儒學的同時,出了許多書法家,如王羲之、王獻之等人。謝氏在學問上早期與王氏略同,後來卻向文學方面邁出一大步,湧現出許多文學巨匠。例如詩壇上赫赫有名的謝靈運、謝朓,並稱為“大小謝”,也有將謝靈運與謝惠連並稱為“大小謝”的,是誰無妨,總之都是謝家的。

南朝劉宋時,謝安之孫謝混鐘意于山水詩,史載他“風格高峻,少所交納,唯與族子靈運、瞻、曜、弘微並以文義賞會。嘗共宴處,居在烏衣巷,故謂之烏衣之遊。”謝混還作詩評價諸子弟的文學才情,極大開發了子弟們的詩才。當時其他大家族都羨慕這種文學盛會,但自卑才情寡淡,不敢造次登門。後世評論王謝兩大家族,都認為謝氏文學方面獨擅勝場。

北方索氏家族的培養風格更迥異於江南。索氏自東漢時期已經移居高昌郡,據《敦煌世族志》記載,索氏族人多有博涉經史的才子,索靖與西晉名臣衛瓘並稱書法“二妙”,索靖的五個兒子都是秀才,雖說比不上江東王謝這樣的文化巨咖,但在敦煌一隅之地也算得上一流家族了。但是經過數百年演化,這個本來能詩書禮樂傳家的家族,居然意外地向佛教靠攏。

(傳)索靖《出師頌》

魏晉南北朝時佛教在河西諸郡浸染頗深,當地人不分士庶貴賤大都信奉佛教。索氏家族也積極向佛教靠攏,其家族首領往往儒佛兼修,一方面繼續傳承儒學,以保證宗人始終能夠出仕。另一方面積極研究佛教文化,以保持在當地的影響力。考諸莫高窟史料不難發現,索氏族人很多都喜歡手抄佛經,或是出錢請人代抄。還有一種獨特的向佛方式,索氏家族憑藉其雄厚財力,在當地開鑿了許多“家窟”,窟中供奉的既有佛像、菩薩像,也有索氏家族祖先的供養像,很像中原的家廟、宗祠,但明顯融入了相當多的佛教文化。索氏學兼儒佛,其現實收益非常大,家族在河西稱雄數百年,自魏晉時一直延續到唐朝,堪稱一大奇觀。

文化傳家 皇族亦然

而建立齊梁王朝的蕭氏,更是十分重視家族教育。

蕭氏郡望蘭陵,屬於東晉南渡後的後起士族。南齊建立後,齊高帝蕭道成對王謝大族百餘年人才歷世不絕豔羨不已,希望透過士族式的文化教育,來盪滌權力鬥爭的汙濁與殘酷,特別是避免劉宋皇族自相殘殺的悲劇。蕭道成受過一定教育,史傳都用過寥寥幾筆說他“博涉經史,善屬文,工草隸書,弈棋第二品。雖經綸夷險,不廢素業。”在蕭道成一力培養之下,諸子大多精於文學。次子豫章王蕭嶷博學多才,不僅自己勤於學習,還督促諸子鑽研儒經史籍,蕭嶷的三個兒子蕭子範、蕭子顯、蕭子云都是文辭斐然的大家,並稱為“三蕭”。其中蕭子顯入梁後,尤其以撰寫史書聞名,相繼著有《後漢書》一百卷,《齊書》六十卷,《普通北伐記》五卷,《貴儉傳》三十卷,文集二十卷,據傳還有《晉史草》一部。遺憾的是,諸史只有《齊書》留傳下來,成為現今二十四部正史中的《南齊書》。蕭子顯是歷史上唯一以皇族身份記錄本朝正史的史學家。

梁武帝像

蕭道成的學風傳遞到了子孫身上,齊武帝太子蕭長懋學術功底深厚,能對朝臣們開講《孝經》,還到太學中策試諸生。齊武帝另一子蕭子良,在竟陵開府置吏,還形成了聞名天下、名播後世的竟陵八友,洵為文化上的盛景。

梁武帝蕭衍與南齊皇族蕭氏同出蘭陵,蕭衍就是竟陵八友之一。在南齊皇族燦然學風的影響下,梁武帝也十分重視皇族子弟的培養。梁武帝諸子之中,昭明太子蕭統、簡文帝蕭綱、元帝蕭繹等都是飽學之士。比如蕭綱,在父親的培養下六七歲時就能賦詩成文,在其自撰詩集中說:“餘七歲有詩癖,長而不倦。”不僅文學上有過人的造詣,蕭綱還是一位通才,其著述遍涉史傳、經學、佛學、圍棋,唐朝時他的作品還有數百卷流傳於世。蕭繹之才不亞於蕭綱,也是自幼便熟讀通誦儒家經典,長大之後精研歷朝墳典,出口成章,落筆成文,擅長書法、繪畫。他在荊州建了座孔子廟,自己作畫,自己寫贊,自己書寫,荊州人見者無不稱讚,譽之為文、畫、書“三絕”。蕭繹還做過一件文化上的大事,在荊州做刺史期間斥巨資收集歷朝歷代積存下來的書籍,其中不乏孤本、絕本,共聚書十四萬冊。時人顏之推稱讚說“唯孝元鳩合,通重十餘萬,史籍以來,未之有也。”可惜的是蕭繹在亡國之際萬念俱灰,將這十四萬冊書統統付之一炬,又把珍藏的一把寶劍折斷,自言“文武之道,今夜盡矣。”南北朝時代文化傳續遭到一場浩劫。

《昭明太子集》

蕭梁皇族雖然在侯景之亂中遭到沉重打擊,丟了江山,子子孫孫死了一大批,但是化入骨髓的文化的力量並沒有消失。隋文帝楊堅看重蕭氏的身份地位,主動與蕭家聯姻,為次子楊廣娶蕭氏之女,此女即後來的隋煬帝蕭皇后。蕭皇后的兄弟們因此得到隋煬帝提拔重用,當時號稱“諸蕭昆弟,佈列朝廷”,蕭琮官至內史令(即三省之一中書省的長官,隋避楊堅父楊忠之諱,改中書為內史)。可以想見,蕭氏子弟都是富有才華之輩,否則不能躋身三省長官那樣的高位。

蕭琮之弟蕭瑀在隋唐易代之際投奔唐朝,蕭瑀之妻獨孤氏和唐高祖李淵之岳父獨孤氏是一家人,但蕭瑀上位絕不是靠政治投機和裙帶關係。他在唐朝立國之戰中立有大功,玄武門之變中堅決支援李世民,參政議政也很有遠見,故而得到高祖、太宗兩朝認可,官至尚書左僕射,相當於宰相,死後被列為“凌煙閣二十四功臣”之一。蕭氏子弟的活動一直延續到武周時期,代代人才不絕,追源溯始,與梁武帝時代開創的良好家風、學風是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