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作家塞斯·諾特博姆與博爾赫斯、埃科、雨果·克勞斯、艾斯特哈茲·彼得等人都是朋友，然而，隨著其他人的逝去，現在諾特博姆成為他們那個年代歐洲文學圈內所剩不多的作家之一。

時間有時就是如此殘酷，我們沒有辦法選擇它，只能任由它吹拂自己的生命。諾特博姆的文學創作便是一場對時間之風的追逐，他在短篇小說中描述即時的物是人非的感觸，在長篇小說中塑造在時間中呈現不同狀態的人物，在終生創作的遊記中追溯已經飄散的歷史時光。

時間是沒有秘密的秘密，但它有著永遠讓人難以捉摸的形狀。諾特博姆的小說將時間的痕跡清晰地刻畫了出來，講述了那些關於愛與恨與遺忘的故事。

《新京報·書評週刊》6月24日專題《塞斯·諾特博姆 追尋時光的囈語》。

下文，是一份遲來的諾特博姆訪談。

在今年6月我們推出諾特博姆封面專題時，由於各種原因，作家本人對於採訪一直沒有迴應。直到近期才終於收到了諾特博姆姍姍來遲的回覆。已經89歲的他身體狀況不是很好，上半年一直在德國的醫院接受治療，直到身體狀況恢復後才有精力回覆郵件。在回覆的郵件中，塞斯·諾特博姆非常開心自己的書能夠在中國受到關注——他一直很好奇讀者的反應。他還回憶了那些同時代的作家，儘管大多數人已經逝去，但諾特博姆表示我們還擁有他們寫過的書，這便足以令人安慰。

塞斯·諾特博姆，生於荷蘭海牙。

新京報：對於讀者的反應你一直很感興趣是嘛？

諾特博姆：是的，我對我的書在中國的反饋很感興趣。我記得幾年前我在上海問過一個人——當時我被邀請參加一個國際聚會——我的書是否有任何評論，（當時）答案是完全沒有。我記得我在上海走進了一家巨大的書店，知道我的書會在那裡，但由於找不到我名字的中文，我不知道我的書具體擺放在什麼地方。會上，幾個可愛的姑娘朝我走過來，想要給書上簽名，我簽了，而且很高興地把書拿在手上。現在，我想是兩年後，一個記者（指本報記者）問了29個問題，這裡是我的回覆——這整件事是一個很大的驚喜，因為現在我透過你知道我寫的東西已經引起了很大的反應。我不能回答所有問題，但我會回答其中一部分。

新京報：今年你的寫作狀態怎麼樣？

諾特博姆：我現在的狀態：我居住在西班牙巴利阿里群島之一的梅諾卡島的避暑別墅裡，我有一個小房子和一個被樹木環繞的工作室，在那裡我寫了很多書。這個月我89歲了，今年病了（抱歉，這是我無法及時回覆的原因）。但現在我好多了，已經可以在海里游泳了，雖然我走路有些困難（游泳比走路容易）。

新京報：很高興看到你的身體還是如此健康。

諾特博姆：今年我一直在德國的一家醫院裡，我得到了很好的治療，但是我更喜歡呆在家裡。

新京報：西班牙，德國——你一直對這兩個國家很感興趣。為什麼呢？

諾特博姆：西班牙和德國。我在這兩個國家都呆了很長時間，我寫過這兩個國家——但西班牙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個被後天收養的祖國。那裡人民的性格、文學、我必須學會說的語言……瞭解了這些後我開始熱愛這個國家，最後我決定在一年中的一部分時間住在那裡。我關於聖地亞哥德孔波斯特拉朝聖的書（《西班牙星光之路》）是我與這個國家及其人民的深厚關係的一個例子。我喜歡西班牙藝術，還寫過一本關於西班牙畫家弗朗西斯科·德·蘇巴朗（Francisco de Zurbarán）的書，最近在阿姆斯特丹國立博物館舉辦了一場關於倫勃朗和委拉斯開茲的大型展覽，我也寫過。

新京報：那德國呢？順便一提，你的遊記《邁向柏林之路》的中譯本下半年也將要出版了。

諾特博姆：在學校，我學會了說德語——但與德國的關係卻大不相同。我小時候是在戰爭中長大的，當時我的國家被德國人佔領。這樣的事情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很久以後我的書在德國出版時，情況發生了變化——現在他們甚至出版了我的全集——這些年來我結交了很多朋友，在柏林生活了幾年，竭盡全力地在旅途中讀書，然後一切都開始了改變。現在我有時會在靠近奧地利邊境的鄉村度過很長一段時間，距離一個小村莊不遠，這是阿姆斯特丹和柏林之後完全不同的生活。

新京報：在旅途中你有著做筆記的習慣，這些會為你帶來什麼？

諾特博姆：現在我正在整理我在生活和旅行過程中寫的許多日記——我的法語翻譯菲利普諾布林，他幾乎把我所有的小說都翻譯成法語，他的荷蘭語非常完美，甚至可以翻譯我的詩歌，現在已經成為我在世界各地旅行多年所寫的那些日記的編輯。我從來沒有重讀過它們，有時我很驚訝地看到我在全球範圍內移動的速度有多快——這總是讓我感到很驚奇。

新京報：日記呢？

諾特博姆：在日記中，我發現了我對普魯斯特、博爾赫斯、卡爾維諾的反應，我可以看到我的生活一直是旅行和閱讀。

新京報：這兩個國家也經常作為你小說的背景出現，也正是因此，很多人認為你的作品缺乏“荷蘭性”，在你的小說裡幾乎沒有太多與荷蘭相關的東西，你是怎麼看待你與荷蘭的關係這一點的？

諾特博姆：我會說我是個非常荷蘭人的人。我從來沒有決定在國外生活，我已經幾乎走遍了世界，但總是回到我的祖國，雖然我會說好幾種語言，正如你所見，我會用英語寫作，但我仍然一直用荷蘭語寫作書籍，而且會永遠這樣做。

當我在荷蘭時，即使這個國家很小而且人口眾多，我也一直很喜歡荷蘭的風景，正如你在我們的風景畫中看到的那樣。我們現在是一個非常擁擠的國家，所以我喜歡在世界上那些我最喜歡的元素、沙漠、海洋的地方旅行，但我總是回到我的祖國，在它的語言中探尋那終極的秘密。

新京報：弗拉芒語作家雨果·克勞斯是你的好友，能講下你們是怎麼認識的嗎？

諾特博姆：雨果·克勞斯從一開始就是一個親密的朋友，他是少數幾個在我流亡梅諾坎時來看望我的朋友之一。

他是一個非常成功的作家，我更年輕，這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一段關係。我欣賞他的詩歌，也喜歡他的戲劇，我們變得非常親密，最後一餐他因為不能再寫作而決定死亡時我也在場。那天晚上我們說了再見，當我離開時，他說：“你總是讓我發笑。”我在他的葬禮上講話，一切都很悲傷。

雨果·克勞斯（1929-2008），比利時詩人，小說家。在比利時，安樂死是合法行為，在長期患上阿爾茨海默症而無法寫作後，作家雨果·克勞斯便在比利時選擇了安樂死。

新京報：翁貝託·艾柯呢？

諾特博姆：在翁貝託·艾柯寫完他的鉅著《傅科擺》之後，我與他進行了很長時間的探討，我們見過幾次面，這是一種不同的友誼，更多的是基於我的欽佩。他的學識非常、非常、非常淵博，而且總是充滿樂趣。我記得他在法蘭克福的書展上跳舞，是一個可以自娛自樂的哲學家，在我看來，那是一場完全出於天性的表演。

諾特博姆（左）與艾柯。

新京報：如今，同時代的這些作家已經紛紛離去，你內心是否會有些傷感？

諾特博姆：是的，當這麼多你所愛的作家消失時，一個人會感到失去親人般的憂傷，但我們仍然有他們的書，這算是一種安慰。

採寫/宮子

編輯/西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