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的統治者，為了達到消除漢族有知識人士反抗心理的目的，採取了形式多樣的、殘酷的卑劣手段，以此來限制當時思想文化的自由發展，同時對那些有意或無意地，說出任何能夠威脅到統治者話語的人，進行嚴厲的制裁。

由此可見，清王朝是中國古代歷史上，對人思想限制為嚴厲的一個朝代。更讓人揪心的就是，實行文字獄，致使漢族知識分子，遭到了殘酷的境遇。從而產生了這一時期計程車大夫都非常順從的心理，他們對待任何事情都相當麻木，不期待有任何的改革。

若有人產生任何懷疑的思想，在這種思想極端僵化的情況下，他們的苦難遭遇，將是順其自然的事情，其後果將是身體和心靈的雙重打擊。可以說，此時期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的風氣已經達到了頂峰。

少年時期的康有為，也面臨著同樣的境況，並一直處在傳統文化渲染氛圍的封建社會中。年齡的增長使康有為成為的血氣方剛的成年人，並執著的追求救國真理的同時，科學、進化、自由與平等精神，也嚴重的衝擊他的傳統思維，可見此時西方的科學知識對他產生了十分巨大的影響。

有志的康有為，在傳統的君主專制思想瀰漫整個國家之時，他對封建君主專制制度進行了嚴厲的批判，他將矛頭直指中國封建傳統中，存在的尊君卑臣以及重男輕女的思想。與此同時，他還指出嚴重的道德危機與惡劣的政治危機，也是由那些尊貴者造成的。

在這種封建君主專制瀰漫下的情況下，康有為已經意識到，中國傳統的君主專制制度應該得到遏制。康有為還意識到：封建君主專制制度，違背了宇宙中萬物變化運動的規律。重要的是它與人類平等的幾何公理大相徑庭。

康有為認為，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的存在，是導致中國人民軟弱、國家落後的根本原因，等級森嚴正是君主專制政體下為顯著的社會特徵。這種政體下民不聊生，以皇帝為代表的統治階級，根本無法體會到人民大眾的疾苦，與那些為了自己的利益，對皇上歌功頌德的官員形成了鮮明的比照。

在康有為的眼中，君主只是為了維護家族的經濟利益與政治利益，根本不顧人民的困苦與無奈，這也印證了天下自古以來就是皇家貴族私有財產的論證。

由於統治者出於一己之私利，因此人民群眾的參政意識被他們無情的打壓與迫害，此種情形導致了人民大眾不再擁有自身應有的權利，從而也就失去了參加基本政治生活的權利。

康有為在1888年參加了順天鄉試，考試結束後的他廣泛地聯絡京城官員，以得到他們對變法支援為目的，並且第一次上書闡述他的變法主張，這也是他第一次向清政府最高統治者諫言，促成了《上清帝第一書》的完成。

康有為在上書中，即分析了國家當時面臨內憂外患的現狀，同時他又提出了變法的具體建議。他還藉助日本國家為鮮明的例證，並闡述如此不起眼的一個小國家，透過變法改革十餘年間而使國家日趨強盛。

與此同時，他還勸諫清統治者，也應該借鑑日本實行變法改革的成功經驗，並強調只有變法才能實現真正國家富強的願望。然而事實證明，康有為的第一次上書並沒有成功，而且受到了各方的批評。

在這種事實壓力面前，再加上他會見了今文經學家廖平，因此他開始進行思想上的轉變，即從古文經學轉向今文經學。由此可以看出，康有為對經學中今、古文問題的轉變，它是與其變法維新的政治實踐性密切相關。

但是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上清帝第一書》雖然道出變法的主張，但卻在如何變這一現實難題面前沒有涉及，那就更別說試圖解決此問題的方法了。因此，第一次上書並沒有多大的逾越，仍然只是駐留在傳統封建士大夫的思想侷限內。

康有為作為代表，要求清政府應該透過練兵增強軍隊力量，透過變法完善政治制度。同時他還提出要向西方學習如何富國、如何養民以及如何教民的方法。康有為還向清政府提出設立議郎的建議，這一點是引人關注的。

議郎是各府縣透過民意選舉，必須由議郎機構的三分之二多數透過才可以實施，可見設立議郎的嚴密性極強。

總體來說，此改革方案，反映出了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對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基本需求，也可以看出康有為透過一套較為成熟的變法藍圖，形成了完備的改革方案。他希望君主能夠按照他設計的方案，透過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終使中國能夠走上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道路。

但事以願違，由於頑固勢力的干擾，終導致此次運動的失敗，但也留下了其意義可見一斑的成功經驗，那就是打破了封建統治士人不得干政的禁令。可見此次運動並不完全失敗。